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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关系是通过长时间重复交往产生的合作关系。比如说，供货方怕失去以后的生意，就不会欺骗他的客户。反过来，客户知道要改变供货商，和另一个供货商建立一段长期关系的代价很大，所以他不会少付钱给他现在的供货商。随着关系的建立和信任感的增加，大家的合作也不断扩大。这种自我完善过程不需要正式的法律框架和组织背景。在发展中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这种社会制度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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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贸易也可以借助信念或思想体系达成。卖水果的人不将坏水果卖给过路人，因为“这样做不对”。一个国家可能不提高关税或限制资本流动，因为“就是不应该这么做”。这么做的理由可能已经成为他们信念的一部分。他们可能害怕如果他们不遵守模范行为准则，他们就会被某些社会群体排斥，这些社会群体可能是部落、社会阶层、宗教组织、民族或者是“国际社会”。不管他们来自何方，广为认同的行为准则都会对参与交易的各方产生约束力，让大家真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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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交往和社会准则这两种社会制度在本地市场和小规模交易的情况下非常管用，这时候人们的流动性不高，参与交易的货物和服务都是简单的、标准化的，而且不需要长途运输。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地域流动性增加，清晰、全面的法规以及是否有法必依变得至关重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富起来的国家都建立了一整套正式的社会制度来对市场进行治理：为国防和基础建设等公共职能筹集资金的税收制度，确立和保护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制度，强制合同双方履行职责的法庭，惩罚违法乱纪者的警察部队，设计和管理经济法规的官僚体系，保证货币和财政稳定的央行等。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就是第三方执法的社会制度。游戏规则由正式的政府机构强制执行。你缴税是因为你想要更好的道路和学校，但是我怀疑如果没有税务员的监督，你会少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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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不同社会的政府规模，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经济越发达，政府消费的资源在总消费中占的比例就越大。发达的经济才会有强大的政府，贫困的国家不会有强大的政府。政府规模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联度非常高。和贫困国家相比，富裕国家的市场运作更流畅，政府规模更大。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些奇怪，但前面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有稳固的政府机构做后盾，市场才能发展完善，以最高的效率创造财富。市场和政府是互补的，它们不能互相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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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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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现代社会里，政府几乎无所不在。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其他很多社会科学家一样，都情不自禁地对它着了迷。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陷入了这样的沉思：虽然保守派政客不断疾呼要建立“小政府”，但是为什么真正要将政府变小却那么难？这时，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家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一篇文章正好摊开在我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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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伦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共部门扩张得这么快？卡梅伦的研究重点是1945年以后的现象，但是这个潮流开始的时间可比这早得多。1870年前后，发达国家的政府开支大概占总开支的11%；1920年，这个比率差不多翻了一番，达到20%；1960年，比率升到了28%；到卡梅伦做这个研究的时候，这个比率是40%，而且还在继续上升。各国的上升速度不一样。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比率低于35%）的比瑞典和荷兰（比率在55%～60%）的要小很多，大多数欧洲国家居于两者之间。卡梅伦想知道造成这个差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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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研究了18个发达国家，得出来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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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在国际市场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政府的规模最大。国际竞争对某些国家的影响小一些，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它们自身经济规模很大，或者是它们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距离较远。刚刚提到的政府小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特点，比如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小的经济体离贸易伙伴近，国际贸易规模相对较大，政府部门规模也相对较大，比如瑞典和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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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市场只有在政府撒手不管的情况下才会繁荣的观点很有问题。我早就知道国家越发达，它的政府规模就越大，但是卡梅伦的观点跟这个还不一样，他认为：在同样富裕的国家，政府部门规模的大小是由对外贸易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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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认，一开始我对卡梅伦的观点将信将疑。经济学家一般都多疑，在面对其他学科有统计数据的研究成果时，疑心更重。我对这篇文章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对吧。样本数目太小了，只有18个国家。政府大小应该是跟国家大小的关系更为密切，跟国际贸易的相对规模的关联度应该不那么高。还有很多影响政府规模的因素，这篇文章都没有考虑到。还有其他令我心存疑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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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亲自核实一下。我下载了一些数据，研究政府规模和经济开放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先看的是卡梅伦重点研究的发达国家。我用不同的数据来源，不同时间段的数据进行研究，让我吃惊的是，我得出的结论竟然和卡梅伦的不谋而合。然后，我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发展中国家，能找到相关数据的100多个国家都看了，得出的结论还是一样的。最后，我想通过控制各种因素来推翻这个结论，我想到的因素有国家大小、地理位置、人口分布、收入水平、城市化程度等。不管我怎样摆布这些数据，我得出的结论都是：一个国家的政府规模和它的对外贸易规模成强烈的正比。这个关联度从何而来？可能的答案很多，但都经不起我的推敲。最后，社会保险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当国际经济变化对本国经济影响很大时，人们要求政府对由此带来的风险进行补偿。应此要求，政府就要建立更大的社会安全网，安全网可以是社会保障制度或者是政府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贫困国家通常会采用后者）。这个结论和卡梅伦的观点基本一致，而且适用范围远远超出了他选择的少数几个富裕国家。我意外发现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个原理在读研究生时根本没有人告诉我：如果市场要发展，政府的规模也要随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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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扩张的原因不仅是我们需要它来维持和平和秩序，保护财产权，保证合同有效及管理宏观经济；另一个原因是要维持市场的合法性。我们必须控制随市场而来的风险和不安定因素，不让它们造成太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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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次级债风暴及其带来的经济大衰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世界经济掉进了保护主义的深渊。现在，世界经济为什么没有陷入同样的泥潭？因为在大萧条后的几十年，现代工业社会建立了一张很大的社会安全网，失业保障、贸易调整协助、医疗保险、家庭援助等，这使得另一形式的保护措施——用高关税来保护本国市场，显得既原始、粗糙又没有必要。福利社会是开放经济的另一面。市场和政府的互补性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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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对政府爱恨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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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体会到国际贸易和本国贸易的差别有多大了。如果你、我都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就要遵守同一套法律制度，享受同一个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如果我们是不同国家的公民，情况就不同了。没有一个国际性的机构可以发挥保证和平和安全，制定和执行法律，支付我们享受的公共服务，或者保证经济稳定的公共职能；国家之间有文化差异，远近也不尽相同，互惠互利以及社会规范等非正式的社会制度并不能使大家有更多的合作；支持市场运作的社会制度又只适用于本国，而且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制度。这样，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的成本肯定要比本国交易高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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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其他因素使得国际贸易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缺乏必要的上层建筑还不是交易成本高的唯一原因。本国社会制度为了迎合本国市场需要，还经常给国际贸易设置障碍。国内法律制度阻碍了全球化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是：政府给国际贸易设置了关税，政府法规还禁止国际借贷。不管这些规定在国内达到了什么目的，比如说社会政治稳定，支持本国企业家或者只是纯粹的裙带关系，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它们都产生了交易成本。给社会安全网及其他公共职能提供资金的税收也要求政府对国际交易有所限制，要不然那些不受拘束的专业人士或企业家就很容易逃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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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内的法规、标准的主要目的虽然不是给贸易设立关卡，却起到了阻碍过境贸易的作用。各国货币、法律程序、银行监管法规、劳工法、食品安全标准等其他很多方面都有差别，这些都使得国际贸易的成本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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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在竞争中打败对手，”通用电气的首席行政官杰夫·伊梅尔特在2005年抱怨道，“某个国家的监管机构，一时心血来潮改变了标准，我们就要随之对每个产品及其生产过程做出相应的调整。各国的监管体系错综复杂，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运作，犹如在迷宫中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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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内部，政府使得交易成本降低；在各国之间，政府却成了纠纷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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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在主权国家正式的社会制度之外运作，如果没有特别安排，市场参与者就得不到体系的支持。各国的国界还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上，国际贸易不但跨越地理上的国界，还跨越了社会制度的国界。国际市场缺乏一个全球性社会体系的支持，其运作又使各国的社会体系发生冲突，这两个现象对我们理解经济全球化至关重要。从此，我们就可以充分理解全球化面临的挑战，真正体会到它的局限性。对这两个现象的讨论将贯穿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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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哈得孙湾公司及其同代人在长途贸易中遇到的困难，并不是那个时期、那些生意独有的。国际贸易与本国贸易大不相同，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需要一套为其度身定做的上层建筑。虽然特许贸易公司的垄断特权带来了很多不良后果，但是它在社会制度改革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它代表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利益，解决了当时洲际贸易独有的交易成本问题。在它的激励下，私人企业在知识、保安措施、合同的有效执行等方面进行了投资，使得贸易能够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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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参与贸易的各方获利并不均等。比如说，克里族印第安人得到的价钱就低得离谱。[4]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公司把精力都集中到如何维持它们的垄断利润上，对扩大贸易网越来越不感兴趣。时间长了，国家和私人企业之间的互相依赖，对提高治理质量和经济绩效都没有好处。亚当·斯密曾经质疑这些特许垄断集团对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到底有没有正面的贡献，他这么问是有道理的。随着斯密的理论越来越深入人心，英国和其他主要强权废除了垄断制。但是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怎样才能使国际贸易和金融有效、安全地进行？世界经济固有的交易成本问题继续让商人、金融家和政客们伤透了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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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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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上层建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国际市场更是如此。在小社区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大家交往频繁，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粮食以及其他必需品的交易就不需要上层建筑的支持。如果一小撮商人和金融家有着共同的信念，他们之间的交易也能够顺利进行。但是，规模更大、地域范围更广的商业活动要持续发展，就需要社会制度的支持；需要产权法来确定所有权；需要法庭来保证合同得以执行；需要交易规则来保护买卖双方；需要警察队伍来惩罚违法乱纪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来管理经济周期，降低周期性；需要合理的标准和监管来维持金融稳定；需要贷款人来防止恐慌；需要健康、安全、劳工及环境等方面的标准，使大家有法可依；需要有补偿计划，来对在市场上遭受惨重损失的人进行赔偿（市场常常是很残酷的）；还需要社会保险，来降低市场风险带来的伤害；需要赋税来为这些职能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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