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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市场不是自我创造出来的，它不能自我监管，不能自我稳定，也不能自我合法化。一个市场经济要顺利运作就要把政府和市场，把自由放任政策和政府干预结合起来。每样元素占多大比例取决于每个国家的偏好，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还有它的历史发展历程。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部门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个国家就不能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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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政府对本国市场的运作不可或缺，它们才成为了国际市场发展的绊脚石。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国家政府的所作所为正是全球化要解决的交易成本。全球化问题的根本在于：没有政府不行，有了政府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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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全球市场面临着双重问题：它不像本国市场那样，有国内上层建筑的支持，只能在各国社会制度的夹缝中生存。就算各国对跨国贸易和国际金融没有直接限制，这双重魔咒也使得全球化非常脆弱，交易成本高昂。追求完美的全球化一定会徒劳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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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时代的特许贸易公司解决了这些难题，因为它们有像政府一样的执法力，可以将自己的游戏规则强加到偏远国度的外国居民身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权力在当地居民的反对下消退了，重商主义失去了昔日的光彩。19世纪的全球化，一个真正的全球化，依靠的机制就完全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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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勒韦咖啡店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产物。咖啡在16世纪从近东传入了欧洲。在17世纪后半部分，咖啡店如雨后春笋般在英国到处开花，也成了大家最常去的社交及商业场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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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后，中国皇帝禁止了类似的洲际远征。——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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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英里=1.61公里。——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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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给印第安人的条件有多苛刻可以从1676年的贸易记录略见一斑。哈得孙湾公司出口的皮毛价值是650镑，进口到英国的价值是19000镑。就算加上运输和其他开支，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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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2章 第一波全球化的兴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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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经济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之前100年的全球化，是第一波全球化。根据大多数标准，在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方面，我们最近才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说到劳动力全球化，我们甚至还没有赶上当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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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至18世纪，国际贸易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高于全球收入的增长速度，但两者差别不大。从19世纪初开始，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突飞猛进，每年增长差不多4%，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这种现象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由运输、通信、政府限制及生命财产风险带来的交易成本突然大幅下降，资本流动激增，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融合。这时候，大量人口在各大陆间流动，欧洲的劳工阶层成群结队地迁移到美洲和其他殖民地。正因为如此，大多数经济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之前100年的全球化，是第一波全球化。根据大多数标准，在贸易和金融全球化方面，我们最近才超过了1913年的水平，说到在劳动力全球化方面，我们甚至还没有赶上当时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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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贸易和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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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波全球化从何而来？大众化版本的解释是这时期的三大变化引发了这一波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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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19世纪初，汽船、铁路和电报等新科技彻底改变了国际运输和通信，大大降低了贸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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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影响不断扩大，经济学的理论倾向也发生了变化。主要国家的政府大大放松了对贸易的限制，降低了关税，解除了贸易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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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1870年开始实施的金本位制，使得大家不再担忧汇率可能随时变动以及随之引发的其他小问题，这样资本就可以在各国间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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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推动这波全球化的还有其他力量。通过第1章我们知道，世界经济的交易成本不只是运输、关税及货币不稳定。这个大众化版本忽略了19世纪独有的两大社会制度。这两大制度使得全球化更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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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时的主要经济决策者的信念体系逐渐趋同。经济自由主义及金本位制让各国的决策者团结起来，一起降低贸易和金融的交易成本。当时，这种经济学观点在英国还有其他主要国家的央行占据了主导地位，全球化也就安然无恙。1870年后，欧洲大陆的贸易政策显示这种经济理论已经不再吃香，逐渐失势，别的地方也有同样的情况，全球化在这些地方也慢慢地败下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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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资本主义制度。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资本主义制度都制定和实施了不少推动贸易发展的法规，这就是由发达国家政府作为执法人的第三方执法制度。资本主义的有关政策，促进了当时主要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发展，统一了其他国家的思想。这些政策使得当时处于世界经济边缘的国家（拉丁美洲、亚洲和中东）也接受了国际贸易和金融；同时也为这些地区后来反对全球化埋下了伏笔。这章我们要阐明的是19世纪那波全球化是如何兴起的，后来，各国的国内政策又是如何导致它解体的。我们先讨论贸易政策，然后再讨论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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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的有限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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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世纪，大卫·李嘉图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等经济学家不断发展完善亚当·斯密的学说，说明所有参与国都是自由贸易的赢家，自由贸易论也因此大行其道。我们在第3章会看到，这些理论非常简洁明了，感染力很强，在逻辑上经也得起推敲。然而，这些理论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候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虽然，我们都认为19世纪是一个自由贸易时代，但是当时的主要国家中，也只有英国推行贸易开放政策的时间稍长一点。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美国对进口加工品征收的关税是很高的，而且整个世纪都没有降下来。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对自由贸易一直都是三心二意，只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很短一段时间内真正施行了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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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是英国税务史上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英国取消了拿破仑战争时代设置的谷物进口税。这个所谓的“玉米法”是19世纪初期英国政治斗争的核心所在，它代表了农村利益和城市利益之间的搏斗。19世纪的英国，“玉米”是所有谷物的代名词，政府征税的对象包括所有进口食品和谷类。地主们想保持高关税，食品贵了，他们的收入自然也高了。随着工业革命在伦敦、曼彻斯特和其他城市的普及，城里的制造商影响力日增，他们想要废除关税降低生活成本。以卡尔·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学家指出：生活成本降低了，资本家就可以给工人付更低的工资。这场辩论给英国社会和政界注入了一股新力量，表面上看支持还是反对玉米法只是一场关于进口税的斗争，但实质上，这场斗争要决定的是英国的未来由谁掌管，谁又会因此飞黄腾达。大家耳熟能详的《经济学家》杂志就在这时候应运而生，它的创办人是玉米法的反对派，他们要通过杂志来宣传、普及自由贸易观点。直到今天，该杂志还肩负着这个使命。最后，日益强大的制造商势力大获全胜，因为他们有理论依据和势不可挡的工业革命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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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英国，当时的超级大国，废除了玉米法，欧洲其他国家就感到了要依葫芦画瓢的压力。很多人都认为这次改革是英国政治、经济上的重大胜利。英国推翻玉米法后，商业贸易突飞猛进，经济产能剧增，欧洲大陆的经济评论家对此惊羡不已，但实际上，工业革命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虽然英国的成功有目共睹，但自由贸易并没有在别的国家大行其道。法国国王拿破仑·波拿巴曾对英国国会议员和自由贸易倡导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说，“我也很想在我的国家推行同样的改革，但是，在法国改革是很难的，我们喜欢发动革命，但不喜欢改革。”但是支持自由贸易的当权者也有政治捷径可走：为了让另一个国家降低贸易壁垒，自己先降低本国的；然后跟反对派说，这是为了打进外国市场而做出的必要“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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