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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斯密等早期理论家认为只要看一下真正的生产成本或者是雇用的人数就可以了，但这也太肤浅了。作为个人消费者和生产商，我们面临的成本与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的是很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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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个社会来说，劳动力（或其他资源）成本可能多于或少于一个雇主真正支付的或消费者承受的。我们把前者称为社会成本，后者称为私人成本。比如说，如果生产给环境带来了损害，那么社会成本就高于私人成本。反过来情况也一样，如果生产带来了宝贵的知识和其他有利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新科技，社会成本就低于私人成本。这些正是经济学家很熟悉的，称为负面的和正面的外部因素的例子，它们使得从私人角度来说有利可图的项目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来并非如此。当整个社会重视平等和其他社会效益时，这个分歧也是不可避免的。当整个社会关注处于收入分配底层的民众（又很难直接提高他们的收入），雇用这些穷人或弱势群体的社会成本就比私人成本要低。让我们想一想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很明显，南方奴隶主种植园里的开支没有算上奴隶制的政治和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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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国际贸易使用的资源一定要用它们真正的社会机会成本，而不是当时的市场价格来计算。只有在市场内部消化了所有的社会成本，分配是否公平可以置之不理，其他经济、社会目标能否达成与此无关的情况下，这两种计算方法计算出来的结果才会一样。那些有关马太没有考虑到失业的学生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而且除了过渡性失业外，还有一系列其他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它们的全部含义，就会觉得自由贸易并不那么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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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认为我们总是对科技发展采取顺其自然的不干涉政策，这也不尽属实。我们有时候会关闭某些科技进步的管道，比如对人类进行的实验、或者是人类克隆等，因为它们与我们的理念有所冲突。在大多数国家，像原子能技术和基因工程等学科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新药物在让消费者使用之前，要经历长时间的严格审批过程。基因改变的作物如获批种植，耕作流程的具体规定也很多。因为健康、安全和环境影响，以及大众的使用权等原因，汽车制造、能源和电信等成熟行业的科技发展的监管也很严格。关于汽车排放、安全带和安全气袋等要求一直以来都是汽车制造业科技进步的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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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对很多研发进行补贴，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研究结果能够给整个经济体带来正面的影响。专利就是政府为了推动发明创造而批准的暂时垄断。政府给大学和实验室提供资金，有意识地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向，比如说，对绿色科技的推动力就大于其他科技。当然，科技研究也不是没有监管的自由王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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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和他的衣钵传人所用的比喻的确很有用，自由贸易就像科技进步。但是，我们可不能被这些花言巧语骗到。我们对科技发展的大量干预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如果经济学只是一门关于利润最大的学科，那它就应该叫商业管理。但是，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除了市场价格还会利用别的途径来计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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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对贸易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我们陷入毫无节制的保护主义泥潭——变成内德·勒德（Ned Ludd）的现代信徒，做出像他在工业革命时期为了反对纺织新技术的传播而破坏纺织机的事来？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要更深入地了解贸易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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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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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大学生贸易经济效益的课本不是马太、斯密或者李嘉图的著作，而是每一本经济学入门课本必备的一个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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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画几条需求和供应曲线，指出在有关税和没关税的情况下，市场价格应该在哪里，然后问如果废除了关税，整个经济体得到的经济效益应该是多少。他很仔细地标明代表社会各团体经济效益和损失的区域：A区代表国内生产该产品的制造商的损失，B区代表本国消费者得到的效益，C区代表政府关税损失。整个经济体的“净”效益是什么？他对这些区域做相应的加减，然后，就像变戏法一样，得到了两个代表贸易经济效益的三角形，也就是关税的净损失。这就是为什么关税是有害的，也就是废除关税我们能得到多少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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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示范简单有效，我得承认每次做这个示范我都乐在其中，有一种将门外汉纳入门下的快乐。这时候不要向他们指出我们用于计算“净”经济效益的需求和供应曲线不一定恰当，这只会把他们弄糊涂。需求和供应曲线分别代表特定市场的消费者和供应商“愿意支付的程度”以及“边际成本”。如果社会成本和私人成本不同，这两条曲线都不能很好地代表社会愿意支付的程度以及社会成本。就算我们不把事情弄得那么复杂，在黑板上做这个演示也说明了很重要的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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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贸易经济效益的另一面是收入重新分配。如果要取得贸易的全部经济效益，一定是缩小某些商业活动，扩大另外一些商业活动，缩小了的行业的所有参与者都会遭受损失。这种损失不是暂时的。我有制衣的专长，虽然我在别的行业找到了工作没有失业，我的收入损失却是永久的。在美国，这种损失应该是改行前的收入的8%～25%。经济学家沃尔夫冈·斯托尔珀（Wolfgang Stolper）和保罗·萨缪尔森的一大重要发现表明某些团体一定会因为自由贸易而长期收入受损。在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受损的很可能就是没读完高中的非技术工人。任何暂时性的适应成本，比如说过渡性失业或者是和长期收入相比的暂时下跌，都应计入他们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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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贸易的公共辩论里有一个普遍的误解。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们勉强同意有些人会在短期内受损，但是继续争辩，长期来说所有人（或者是大多数人）都会更好。其实经济学并没有这样的保证，很多经济学观点都与此相反。这就让人对“贸易的经济效益”这个概念产生了怀疑，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有得有失，就很难说这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得了还是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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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不断的分配作用也不像课本示范那样简单、具体。贸易经济学家的工具箱里有各种各样先进、复杂的贸易模型，大多数都显示贸易会带来尖锐的分配矛盾。[2]这些模型都有一个共同的直觉：经济改革可以提高效率，有相对优势的行业会扩张，其他行业就会萎缩，经济利益重新分配是取得贸易效益的必要基础。声称贸易益处多多，对分配影响有限的人们，如果不是对贸易的运作了解不多，就是要绞尽脑汁才能使他们论点的前言搭上后语。现实情况很简单：有得必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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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课堂示范的第二个含义不那么明显，教授也不会对它进行详细论述。但是用心一些的学生就会注意到，和重新分配的收入相比，贸易的经济效益非常微薄。关税取消以后，不仅仅是有些人赢了，有些人输了。重新分配的收入都淹没在“净”效益中了。这是现实生活中贸易政策的普遍结果。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曾经用论证自由贸易时的标准假设条件，把重新分配和效益之比量化。我得出的数非常大，大得我不得不重新计算好几次来确保我没有做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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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在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体，贸易完全自由化的话，每获得一元的贸易“净”效益就要对50元的收入进行重新分配！重新读一遍上面的句子，你可能读得太快了。我们说的是每一美元的总效益要求我们对50元进行重新分配。这就好像是如果我们要把51元给亚当，却要从大卫那里拿来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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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分配和经济效益之比那么高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现在的关税就是那么低。如果关税是40%，这个比例就是6左右。但是，就算是6，拿了大卫的去给亚当的数也是很大的。在制定其他领域的政策时，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这个分配过程符合我们的公平分配原则，我们是不可能支持这么大量的重新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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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这样的情况，我们都想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大卫和亚当是谁，为什么要进行这个交换？大卫比亚当穷吗？大卫比亚当富吗？穷多少？富多少？这个交换对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有何影响？大卫是不是有社会安全保障网或者是其他政府补偿计划的支持？回答了这些问题，有些情况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如果大卫很有钱，很懒，或者因为某些原因不配有这50元，并且应该为造成这个损失的决定负全部责任，这个重新分配可能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以上说法不成立，亚当用不道德的手段促使这个重新分配发生，我们又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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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面临贸易引起的重大重新分配时，我们也必须提出这些问题。其中两个问题最为重要。与低收入或其他没有社会安全网保护的弱势群体的潜在损失相比，经济效益是否太小了？与贸易有关的行为是否违反了本国广为接受的社会习俗或契约，如雇用童工、违反劳工权益或者对环境造成破坏。如果对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贸易的合法性与适用性就被打上了问号。我们应该就如何解决重新分配比例过高的问题展开公共辩论，辩论的结果有可能要我们对贸易进行多一些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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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社会变革会带来重大重新分配的效果，衡量这样的变革，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将贸易比喻成科技进步也不能使自由贸易无懈可击。我们经常想当然地认为，发明新科技的人或公司都是在同一套游戏规则下进行发明创造的。如果X公司比Y公司先发明了一个新产品或新流程，那是因为X比Y在研发上的投入更多，应用的商业策略更高明，或者只是更走运——并不是因为监管Y的是完全不同的、成本高得多的一套游戏规则。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让我们偏爱科技进步，因为我们本来还担心游戏规则对失败的一方不公平，现在这种担心就算没有完全消除也大大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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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却不一样。外国公司拥有竞争优势，不只是因为他们的生产力更高或者劳动力更充足（也因此更廉价），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不让工人参与劳资谈判，他们已经达到了较低的健康和安全标准，或者是他们的政府给他们补贴。不同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给国际贸易制造的阻力和摩擦，也体现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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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新科技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人造成伤害，因此这样一个结论似乎也有一定的可信度：长远来说，科技发展就算不是有利于所有人，也有利于大多数人。制作蜡烛的工匠被电灯泡替代了，造马车的被汽车制造业替代了。但是蜡烛工匠得益于汽车，马车匠得益于电灯泡。把所有的发明创造加在一起，让它们日积月累，每个人都因此得益的可能性还是挺高的。贸易和科技发展截然不同，它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同一群人。如果你没有什么技术，也没受什么教育，流动性也不高，自由贸易就会一辈子都跟你过不去。我们就很难说你这次受到伤害了，下次就会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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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低贸易壁垒还让我们遇到另外一个问题。虽然科技进步也带来重新分配的问题，它却没有自我限制。自工业革命以来，科技就一直是人类经济进步的源泉，我们毫不怀疑它会在未来继续扮演这个角色。与此相比，随着贸易变得越来越自由，废除贸易壁垒的经济效益也变得越来越小，重新分配的效果却越来越大。比如说，最近有人估计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全球贸易完全自由化，给美国带来的“总经济效益”也不过是它工业总产值的千分之几。出口行业无疑会获益良多，但是其他行业的损失也会与之相当。一个经济体越开放，重新分配效益比率就越高。关税率是5%还是50%，贸易开放的政治、社会成本效益比完全不一样。自由贸易的最后几步特别难走，因为它们会带来很大的混乱，总体效益却寥寥无几，这是贸易经济的内在规律。科技进步却没有这种自我消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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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困扰经济学家的三大问题以及将贸易比喻成科技进步给我们要进行的讨论开了个头，我们的讨论还远未结束。在讨论贸易的经济效益时，牵涉到公正以及过程的公平性可能会使这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但是却让我们明白了贸易为什么那么容易引起争论。除了狭隘的自我利益和无知，还可能有别的原因使人对贸易产生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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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由于我们视野开阔了，我们就可以把真正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有理有据的自由贸易反对论区别开来。前面，我们讨论过反对自由贸易的两大理由：和重新分配成本相比，自由贸易的经济效益很小；贸易会牵涉到违反国内习俗和社会契约的行为。要使反自由贸易的论点站得住脚，我们一定要至少满足其中一点。重新分配如果能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又不触犯现存的商业习俗，这还可以接受；达不到这个要求的重新分配就要经受进一步的检验。请记住这些原理，这就是我们用来改革全球经济体系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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