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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以后，贸易部长们在中东的一个酋长国卡塔尔的首都多哈碰头，这次他们运气比上次好。这次，他们成功地展开了名为“发展回合”的新一轮谈判。很明显，示威者觉得多哈的环境不如西雅图的宜人，除此以外，一场精彩绝伦的营销活动转变了大家的态度。一些发展中国家是农业出口大国，比如说巴西、阿根廷和泰国，农业开放与它们利益攸关。世界贸易组织的总监麦克·摩尔（Mike Moore）把这轮以农业为中心的谈判标榜为以发展中国家要求为重点的谈判，这也有助于孤立欧盟。“农业成了一个发展的问题，”摩尔后来写的或许揭示了他的本意，“非洲、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和拉丁美洲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如果欧洲离场，就意味着他们背弃了发展这个课题，而发展中国家宣布他们要将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美国人也高兴了，因为现在他们手里有了一根用来打击欧洲农业补贴的棍子，这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农业以后会与他们如何的纠缠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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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事件表明，谈判开始时的胜利实在是得不偿失。2001年以来，谈判几经搁置，到现在都没有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看清了农业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利弊兼存的。我们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学术研究后来给我们指出的问题：废除欧洲补贴对进口食物的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是有害的，因为这提高了它们要付的价格。棉花是少数几样对贫困国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例子之一。棉花的价格提高了，有利于西非的棉花种植园，又没在别的地方对穷人造成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倡导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喜欢用棉花来做代表。但是，真正的农业开放对富裕国家来说太痛苦了，给别人带来的效益又太小，而且受惠的人也不多，这样就很难达成协议。2008年夏天，世界贸易组织努力推动各成员国就讨论的问题达成协议，以结束本轮会谈，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美国拒绝接受印度和中国的特殊保护机制的要求，这一要求是指在农产品进口突然大增的情况下，要有一套机制保护贫困国家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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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推动超级全球化，完全背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共识，摧毁了鲁杰的“自由主义的内在妥协”的情况下，这些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对全球化的追求成了至高无上的目标，负责贸易的官员和其他技术官员完全看不到其他经济、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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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哈佛的同事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将全球一体化分成“深的”和“浅的”两种，这个区分方法很有用。浅的一体化，就像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贸易制度需要的国内政策相对很少。与此相反，在深度一体化的情况下，国内政策和贸易政策之间的界限消失了；没有跟贸易伙伴商量就自行使用国内法律、法规就可能被看成是给国际贸易设置障碍，提高了贸易交易成本。全球性的规则其实变成了国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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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我们曾经经历过深度一体化，但是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让我们想一想，在重商主义时代或者是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期，贸易是如何繁荣起来的。当时的规则是由贸易公司和帝国主义强权制定的，它们还利用自己的力量保证这些规则得以实施，这样交易成本才能保持在合理水平。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制度。当然，现在的制度更为可取，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难题要解决。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从何而来？不同的国家想要不同的规则，或者是需要不同的规则，我们该怎么办？民主政治以国家为界限，深度一体化可能持续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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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里的贸易和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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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不经常改变主意，这样他们就很少有机会因改变主意而自责。凯恩斯却是个例外，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与众不同的。“当事实变了，我就会改变我的看法，先生，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当有人批评他前后不一致时，他这样回答。20世纪30年代，我们曾经领教过，在贸易这个问题上，凯恩斯如何做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像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保罗·克鲁格曼也不经常承认错误。但是，在2008年，他的开场白却令很多人大为吃惊：“这篇文章表达了我的满心愧疚。”几个月后，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使他的话更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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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为什么感到内疚呢？在全球化对收入分配不公有无影响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改变了。以前，他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现在他担心这样会使大家更加忽略贸易带来的很多重要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带头进行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对全球化如何影响国内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个问题都是轻描淡写的。是的，美国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当时的证据好像都表明这是由别的原因引起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真正的罪人是“偏向技能的科技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对受过教育，高技术的工人的需求，同时降低了对没受过很多教育的工人的需求。收入差别是科技进步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克鲁格曼的转变表明全球化对国内公平分配的负面作用，不能这么容易地一笔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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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克鲁格曼的想法为什么变了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克鲁格曼认为有两大变化使得贸易在这方面起的作用被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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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相对于它的经济规模，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数量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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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和以前相比，现在和美国生产商竞争的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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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中国，使一切都变了。中国占据了美国大部分市场，工资和美国相比微乎其微（克鲁格曼引用的数据是3%）。这些事实表明，在科技进步带来的影响之外，贸易确实给美国工资施加了巨大的下行压力，对处于收入低端的工人影响尤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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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论在经济学家之间引起了很多争论，克鲁格曼也承认他并没有收集到所有的证据。我们深入研究分配、贸易趋势后，发现了一些难解之谜。根据某些衡量标准，虽然外判业务发展迅速[1]，但美国的分配不公问题没有继续恶化，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别甚至缩小了。很多中国出口的商品是高科技的，这些行业对工人技术要求很高，比如电脑行业，这样它们对低技能的工人没有造成很大的威胁。中国出口品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改善了贫穷家庭的生计，因为中国出口的商品占了贫穷家庭消费品的大部分，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因此，很多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但是全球化引起的只占10%到15%。就算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不大，但是对于被进口商品推下工作岗位，找到的新工作工资低得多的工人来说影响还是很大。就以一个在美国开制鞋机器的工人为例。在1983年和2002年之间，他面临的竞争翻了一番。如果说这些变化对他的工资影响不大，是不可能的。有一份研究估计，在这段时间里，贸易使得制鞋工人的工资平均降低了11%。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纺织品和制衣等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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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变了的著名经济学家还不止克鲁格曼一人。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本来是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贸易的，但是在任职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委员会主任之前，他写的几篇评论非常引人注目，在文章中他表达了全球化不再有利于工薪阶层的担忧。“反全球化浪潮，”他说，“代表了工人们逐渐意识到有利于全球经济和商业精英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未必是好东西。”他同意，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进一步的全球一体化“给单个国家施加了更多的竞争压力，压到工人身上的那部分可能比其他群体的要大得多。”光听他下面的话，你还会以为他是个平民论者呢。“那些无国界的精英们只是关心他们的公司如何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还有他们自己的腰包是否随之涨了起来，他们公司总部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祖国劳工和基础建设的质量无关这些公司的痛痒。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得更多政府让步。”他补充说：“虽然全球化增加了不平等和不安全感，它却经常被用来做反对递进税制、反对工会、反对加强监管、反对大量增加政府服务的理由，而遭到反对的这些社会上层建筑确实能够有效地减少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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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包活动延伸到服务业这一传统上只在本土生产和消费的行业，经济体里更大、更重要的另一部分也要面临国际竞争，这些问题就更为触目惊心了。曾任美联储副主席的普林斯顿教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写的一篇文章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文中，他要大家警惕“下一次工业革命”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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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信息、通信科技使得曾经“安全”的职位（某些医学、教育、服务和金融服务的职位），越来越多地被移到海外，在那里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工资要低得多。“这样，在发达国家，现在只有小部分工人要面对外国竞争，”他写道，“但是，将来会有很多人都要面临同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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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德估计可以外包的服务行业职位是现在的制造业职位的两到三倍。布林德很小心地指出，失业不是主要问题，就像早期的工业革命时一样，下岗工人最后总是能找到新工作。问题在于下岗工人要走过的痛苦经历：他的生活全倒了个个，收入大大减少了。布林德的论点回应了我前些时候提到的观点：贸易经济效益的另一面是收入重新分配。布林德的新工业革命向我们许诺说，随着经济体里越来越多方面根据相对优势进行重组，我们可以得到的经济回报就会越来越多。工人经历的经济不安定感是重组的必然结果。他们当中很多人的工资永远也回不到原来的水平。我们又重温了这个道理：有人失去了，才有人得到了。萨默斯批评的那些无国界精英和随时准备搬迁的跨国公司进一步激化了这些矛盾。这些跨国公司以留在本国的职位为筹码，将工资和劳工标准越压越低。全面经济增长能缓和这些矛盾，但是要使经济全面增长，我们需要切合当地条件的增长策略，这就要求我们具备布雷顿森林体系给我们提供的国内政策空间。布林德指出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新一波全球化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能让很多人分享，而不是集中到少数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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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观点都不能动摇自由贸易原教旨主义者要求贸易全面开放的决心。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著名的自由贸易倡导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认为克鲁格曼、萨默斯和布林德等自由贸易怀疑者夸大了和低收入国家进行贸易带来的不平等和混乱。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些经济学家得出的政策结论是错误的。如果贸易使某些人的生活不如以前，又加剧了分配不平等，正确的反应是改善社会安全网，提供更多过渡时期的资助。贸易带来的问题不应该通过保护主义来解决，而应该通过国内政策来对受损的人进行补偿。原则上，这是说得通的。但是这些失利的人有权提出这样的问题：当许诺的过渡时期资助和补偿没有全部兑现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这几十年来，这是一出不断重演的戏。[2]告诉工人如果适当的补偿计划真正落到实处，他们的日子就会好过很多。想用这样的话来让工人们放心，让他们接受自由贸易，这也太奇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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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是我们用没有必要的国内、国际策略来应付全球化造成的破坏。结果是我们会面临以下风险：贸易的社会成本远高于它狭隘的经济效益，对全球化的反抗会越演越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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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低收入部分的分配不公没有进一步恶化，但是高收入人群的分配不公却越来越严重。从2000年以后，生产线和非生产线工人（也就是管理层和监督员之间）的工资差距变小了。——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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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解释为什么事后的补偿计划没有事前答应你们的好，其实很简单。贸易协议通过之前，工人和其他团体担心贸易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对它进行抵制；为了将这种反对情绪降到最低，出口利益集团就会答应过渡时期资助等补偿计划。但是一旦协议通过了，失败一方是否高兴与获胜方的关系就不大了。答应过的过渡时期资助就会资金不足，慢慢地就根本没有了。美国过渡时期资助的历史就是这样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工会对这样的诺言很少买账了。——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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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5章 金融全球化的荒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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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家选择让国际资本市场主宰其命运，一浪接一浪的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我们不得不承认金融全球化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将国门向外资敞开的国家面临更大的风险，但是又得不到更高的经济增长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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