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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发展中国家可以自由选择它们喜欢的贸易政策。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谈判过程中，没有人要求它们给予关税“让步”，虽然它们可以从多种纤维协定规定的低关税中获益。它们可以依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各种条款来限制商品进口，而且可以长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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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国也有它们自己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漏洞可钻，漏洞大的连大象都能钻过去。任何一家有法律部的公司都可以利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反倾销条例或其他保障条款，来保护自己免受进口竞争。从自由贸易的角度出发，反倾销条例尤其可恶。进口国如果认为出口商销售产品的价格低于“正常价值”，并且给国内的与之竞争的行业造成了伤害，它就有权征收关税。国内政府要以“低于正常价格”来做文章，非常容易。像在商业周期底部将商品以低于全部成本的价格出售这类本来完全正常的商业行为却要遭到关税的惩罚。国内厂商利用这些规则来获取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保护措施，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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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强制执行权之弱成了笑柄。如果一个政府认为另一个政府犯了规，它可以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专家小组进行裁决。如果该小组裁定原告有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员也批准、通过了该小组报告，违规的一方就要改变违规政策，要不然原告就有权得到赔偿。但是有一个条件却让你措手不及——小组报告必须由所有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员一致通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每一个成员，包括刚刚被裁决违规的政府，都要在上面签字通过。如果被告同时又是陪审团成员，他一定不会判自己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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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世界贸易有一大部分不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管理权限之内。在有管理权限的地方，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的管理能力也不强，而且根本就无法真正将它的规则落到实处。这些特点使得这个机构明显不足，也使得在1995年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职能接过来的世界贸易组织非常有吸引力，尤其是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看。但是，仅仅是因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对自由贸易的支持不够，就对它百般挑剔，我们就没有站在正确的立场上评判它。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从来没有以“将国家之间的经济纠纷最小化”为己任，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凯恩斯对这样一个目的也表示过支持。设计它的初衷是，在一个相对松散的国际合作框架里，给各个贸易国留有足够的空间来追求各自的社会和经济目标，不要过多地受到外部规则的制约。当贸易威胁到国内已达成的分配协议时，贸易就要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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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著名的分析员约翰·鲁杰（John Ruggie），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称为“自由主义的内在妥协”，“它和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同，因为它有多边主义的特点；它又与金本位制时代以自由贸易为特点的自由主义不一样，它的多边主义建立在国内干预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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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贸易条例给发达国家大量的政策空间，让它们可以根据自己独特的企业治理、劳动力市场、税收制度、商业利益和政府关系以及国家福利制度，来建立适合自己的资本主义制度。政治科学家彼得·霍尔（Peter Hall）和戴维·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给这样一个状态造了一个词：“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美国、法国、英国、德国和瑞典都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但是支持这些市场的社会上层建筑却大不相同，而且各国的特点一目了然。只是在欧洲大陆，就最少有3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北欧的福利社会，法国的以“指导性计划”和大量监管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日本走的路又不同了，它的经济很传统，有大量监管和贸易保护的特点，但是它的出口业又有超强的竞争力。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虽然那时候我们还见不到它在20世纪80年代展现出来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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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集中精力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没有国外势力干涉，不管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的发展中国家，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运用一系列的工业政策来进行经济转型，减少对天然资源和大宗商品的依赖性。很多国家以制造业为基础，踏上了经济高速增长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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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从来没有以自由贸易最大化为目标。它的目标是让各国在符合自己的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参与国际贸易。这个机构在这方面的伟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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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我们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关键点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纯粹自由贸易主义者认为的“背叛”其实是对整个体系的维护和保养，保证体系的持续发展。反倾销税、多种纤维协议还有自愿出口限制都和经济自由主义不相符。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很多其他特点也都与经济自由主义不一致。从自由贸易的角度来看，贸易谈判把农业和服务业全部排斥在外的做法非常奇怪。根据标准的经济学原理，当时的盛行的观点：一个国家降低进口壁垒是对贸易伙伴的“让步”，也是完全说不通的。实际情况是贸易只有在没有对国内社会制度、分配偏好和价值观造成威胁时，才是自由的。收入水平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工业制造品贸易，大都不会遇到我们刚才谈到的公平分配问题。其他领域的贸易，比如农产品贸易，或者是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使国内各个利益集团的斗争尖锐化。农业集团、成衣制造商和低技能工人都面临着收入减少的威胁。所以，大家都不做这一类贸易。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国内政策考量有着绝对的优先权，这既是它成功的来源也是使它不断偏离自由贸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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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将近8年的谈判，作为1995年乌拉圭回合（也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最后一轮谈判）的高潮部分，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了，世界贸易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0年前后，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到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另一类全球化开始了，这种超级全球化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先后顺序颠倒过来。国内经济管理要服从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要求，反过来是不行的。对经济全球化，国际商品和市场（但劳动力除外）一体化的追求，成了压倒一切国内事务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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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讨论的重点越来越反映了这种方向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后，不管你辩论的内容是什么，只要你的句子里有“为了提高我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我们必须这么做”，赢的一方准是你。我们一定要进行全球化，所有国家都要统一策略：降低企业税、实行从紧的财政政策、放宽管制以及削弱工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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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后面的推手是什么？部分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为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制定贸易政策的精英和技术官员们把战后繁荣归功于多边主义的贸易开放。世界贸易组织代表了他们想把事情做得更好的愿望，他们要清除我们上一节提到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跨国企业需要覆盖更广的国际规则来协调它们的全球性运营。发展中国家想成为出口平台，为了吸引外资，它们越来越愿意服从这些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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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些变化纠缠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念转变。20世纪80年代，是里根-撒切尔革命十周年。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占了上风，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市场原教旨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新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不管叫什么名字，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对市场力量过分乐观，否定政府按照社会认可的方式取得成功的能力。政府阻碍了市场的发展，而不是市场运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要削减政府规模。这个新观点抬高了简单化的贸易理论（经济学教授向记者兜售的那款），贬低了有附加条件的那套贸易理论。它认为任何给自由贸易设置的障碍都令人反感，必须被清除，那些前提条件也应该被打进十八层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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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世界贸易组织认为我们应该追求更深更广的经济全球化，国家政府也应该重新平衡它们的国内、国际责任。乌拉圭回合的贸易谈判达成的协议覆盖面比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代达成的要广得多。农业和某些服务业，以前都不在谈判之列，现在成了开放的一部分。在服务业方面，每个国家都要指明他们愿意开放的领域，开放程度因为国家和行业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银行业和电信业就不一样。在农业方面，要逐步取消进口配额，以关税和补贴来代替。从那以后，督促各国废除农业配额，加强关税和补贴成了头等大事。监管纺织品、成衣贸易的多种纤维协议实行的配额制度要在10年内逐渐淘汰。虽然开始时，这些领域的开放很有限，但是它们跨越了一道重要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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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专利和版权的新规则，这些规则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富裕国家的法律来制定相应的法律。国内安全、健康条例如果跟国际上的不相协调，就会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调查、监督；如果条例没有“科学理论根据”，应用时又不能保证将其对贸易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它们就可能被判为不合法。对于使用政府补贴的限制也更为严格。有些政府规定产品的当地含量，或者是根据出口的数量来决定产品可以使用多少进口含量，这也在禁止之列。除了最贫困的国家，发展中国家要遵守限制某些工业发展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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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回合的点睛之笔，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在于建立了一套新的纠纷处理程序。在专家小组裁决中失利的一方可以通过一个新的上诉法庭要求重新裁决。不管判决有利于原告还是被告，上诉法庭做的决定一般是不可改变的，只有这个机构的每一个成员一致同意才能将其推翻。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代，要逃避贸易机构的司法判决真是轻而易举，现在却完全不可能了。以后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这个处理可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很容易受拖延战术的影响。但是这些都不能抹杀新纠纷处理体系的重要性。它将多边主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像法律学家苏珊·埃瑟曼（Susan Esserman）和罗伯特·豪斯（Robert Howse）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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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世界贸易组织制度下，法官才真正有解决国际纠纷的权力，解决国际纠纷的制度才会这么迅速地发展起来。和国内法庭一样，和大多数国际机构不同，世界贸易组织对纠纷的裁决具有法律效力，能强制执行。成员国一定要服从它的领导，接受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带来的后果，败诉的国家要取消违规的政策或者给原告赔偿。大国、强国、小国、弱国，一视同仁。世界贸易组织是唯一一个能强迫美国改变政策的国际机构，它强迫美国改变了税收和环保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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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到世界贸易组织去的都是什么案件呢？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代，都是关税和配额的案件。配额逐渐淘汰了，关税又降下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转变为要降低所有阻碍国际商务发展的交易成本，包括不同国家的监管制度和标准。世界贸易组织时代的贸易纠纷触动了国内政策领域，这些领域以前是不会受到国外压力威胁的。赋税体系、食物安全规则、环保条例、促进工业政策等，都会受到贸易伙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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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贸易组织处理的案件中，最具争议的是欧洲禁止进口荷尔蒙处理过的牛肉的案件，这很好地说明了要求处罚国际贸易伙伴的战争越演越烈。多年来，来自欧洲消费者的压力不断升级，1989年实施的欧盟指令将美国牛肉挡在欧洲门外。美国求助于国际机构，但是没有一个能够或者是愿意帮忙的。美国先是去找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但是该组织拒绝了研究荷尔蒙的要求。在世界贸易组织以前，美国人向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投诉，欧洲人轻而易举地将它拦住了。国际食物法典委员会（一个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组织）也没帮上忙：1991年，该组织要树立四种生产牛肉时用的荷尔蒙全球性的标准，美国在投票中落败。在世界贸易组织为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SPS）进行谈判时，案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套全球性的规则终于出台了，终于有了一个能够将手伸到国内监管制度的国际机构。在1998年，世界贸易组织上诉庭做出了它最著名的裁决之一：欧盟禁止进口经过荷尔蒙处理的牛肉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它的科学风险评估不够充分。一场政治风暴接踵而来。这个案件不理会欧盟对食品安全的审慎态度，直到现在，世界贸易组织反对者还对此耿耿于怀。直到今天，欧盟也没有服从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承受着美国随时可能报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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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到处插手的例子数不胜数。在它初期受理的案件里，有一个是投诉美国的燃料废气排放标准歧视进口汽油。日本的税收制度要为此负责，因为它的一种叫烧酒（Shochu）的烈酒要付的税比进口的伏特加、威士忌和白兰地要低。世界贸易组织推翻了欧盟对基因改良产品的禁令，理由和牛肉荷尔蒙的案件相似。另一个著名的案件是，美国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海龟排除器捕获的海虾，世界贸易组织裁决说这个禁令是“武断的、理由不充分的”，而且歧视亚洲出口商。汽车制造业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做的推广活动，印度的药物和农业化工品专利规则，还有巴西给飞机制造业的信贷补贴，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除了荷尔蒙牛肉案还在扯皮中，其他所有案件都使相关政策得到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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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裁决使反全球化的组织愤怒不已，世界贸易组织在很多圈子里成了非常肮脏的字眼。世界贸易组织使日内瓦的法官凌驾于国内法律之上，分明是要推翻民主制，这个指控是否属实？世界贸易组织的目的是帮助各国更好地发展，防止保护主义团体操纵国内政治流程，为狭隘的自我利益服务，这个说法有道理吗？现实是两种现象都存在。上诉庭的裁决并不像它的反对者说的那么粗暴。裁决意识到我们要尊重各国在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上的不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缺少一条清晰的界限将国内权利和国外责任完全分开，这也成为很多矛盾的来源。其实，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源自这个基本原则的不明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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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大会，让全世界看到了该组织面临的困境，这次大会又被戏称为“催泪弹部长级会议”。各种各样的示威者，从劳工、消费者利益支持者、到学生再到无政府主义者，使会议中心外一片混乱；中心里面，部长们要展开乌拉圭回合后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但是他们的努力却以失败收场。示威者和各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导致谈判破裂。冲突的主要轴线有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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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发展中国家认为它们被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结果欺骗了，它们要求纠正上一回合谈判的结果；富裕国家却想在投资、环境、劳工标准、竞争政策以及政府采购等其他方面开展新的谈判，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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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和欧盟、日本在取消农业补贴和其他贸易壁垒上，斗得难解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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