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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国际金融架构一定要能够兼容那些要加强管制金融业的国家，以及那些对金融创新态度比较宽松的国家。在提高国际监管标准，尤其是要惩罚过度借贷的同时，这些国家要实施资本管制和征收金融交易税，它们必须拥有足够的运作空间。我们不可能重返布雷顿森林体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布雷顿森林协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给世界经济注入了新活力，几十年以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对它进行重新设计来适应的这个变化了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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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经济学家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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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问一个平民论者，我们为什么对金融业如此放纵，让它造成这样一场浩劫，他的回答可能是：都是政治权力在作怪。他的观点是：金融业在美国政治权力那么大，华尔街利益集团俘虏了那么多政客，他们让整个国家听命于金融业。次级债危机后，平民论者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同盟：主流经济学家。一向代表当权派利益的西蒙·约翰逊发出了有力的一炮，他在2009年5月的《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了一篇措辞尖锐的文章。在危机前夕，约翰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使得他的话格外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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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将这场危机完全归咎于美国出现了俄国、亚洲式的任人唯亲。华尔街权力大到它想要什么就可以从华盛顿得到什么。监管松懈，房屋拥有率水平过高，低利率，脆弱的中美关系，华尔街的大力提倡导致这场危机的种种因素。约翰逊的论点是，虽然银行没有枪支和部队，但是它们的其他工具同样具有杀伤力：政治献金，华尔街巨鳄和华盛顿高官之间角色互换，还有支持他们利益的一整套信念体系。“一整代的政府官员都被华尔街迷住了，”他写道，结果是“撤除监管的政策滚滚而来，现在看来真是令人目瞪口呆。”约翰逊以资本自由流入、流出国境，取消了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立的监管条例，允许投资银行大幅提高借贷比率等为例，说明撤除监管政策的范围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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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确实对经济政策的发展方向施加了有害的影响，这点我们很难反驳；但是，我认为约翰逊的文章对经济学家的影响，以及他们树立起来的思想体系对“滚滚而来的撤除监管政策”产生的影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篇文章把这一切都归咎于金融业的权力，为经济学家推卸了责任。最令人费解的是，约翰逊一直积极支持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开放金融业，直到2007年年底，他才改变了原来对加强监管模棱两可的态度。[4]危机前对资本市场心存怀疑的人曾提出改革资本市场的激进的方法，但是那些提议都没有约翰逊在《大西洋月刊》里提出的来得新奇，他主张将银行的规模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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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一次采访中，约翰逊澄清了他是在什么时候，如何改变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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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道，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久后的一段时间，他总是很乐意批准推荐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开放的建议。他当时认为“如果你的社会上层建筑很强，监管体系也很完善，你可以也应该向资本市场开放迈进。”在金融危机高峰期，2008年9月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大悟了。他说，现在要他支持金融开放可不那么容易了。“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用新的眼光审视一切，”他补充道，“看看现存的监管架构是否能经得起开放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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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一堑，长一智，约翰逊变成了一只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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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坦诚交代了自己的转变，真是令人钦佩。现在，他是我们当中对金融业放肆行为认识最深刻的。同时，由于他自身的原因，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观点是不全面的。没有人怀疑支持美国银行的政治势力庞大，但是要使决策官员听命于它们，经济学家功不可没。经济学家的话术给金融开放戴上了一个学术面具，让官员们相信这是对华尔街有利的，也会使社会大众获利。我们也看到了，在美国境外，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们也不断推动金融开放。法国社会党对撤销金融监管的建议欣然采纳，不是因为华尔街的影响，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技术官员也没有别的好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资本自由流动的推崇是得到了经济学界泰斗们的理论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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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约翰逊和其他有影响力、决策力的经济学家，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很难相信他们是被银行业收买了的枪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对金融开放带来的风险掉以轻心，并不是因为得了银行业的好处。我相信约翰逊自己的说法，他的观点随着他对事实的理解的改变而改变了。在金融市场如何运作上，经济学家们统一了思想（虽然是错误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兜售给决策官员。经济学家的思想体系和华尔街利益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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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怎么搞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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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常常投诉，经济学家单一的、始终不变的经济模型，建立在狭隘的、不切实际的假定条件上。这个投诉偏离了问题的根本。凯恩斯、托宾和其他主张对全球金融加以控制的经济学家使用的模型，和那些积极主张金融开放的经济学家的大不相同。当一个像西蒙·约翰逊那样的经济学家改变了模型，并不会降低他作为经济学家的身份。经济学家的专业训练要求我们熟悉所有不同的模型，我们从每个不同的模型又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这么多模型是因为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世界的复杂性。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座右铭应该是：“告诉我你的假设条件是什么，我就告诉你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如何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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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又是怎么给政策提建议的呢？经济学家的技能是否高超取决于他们如何在现实和假设之间取得平衡：选择的假设条件对现实的损害是最低的，同时还能让我们看到不同政策带来的后果。如果在相关背景下运用得宜，模型是很有用的。这个运用过程是经济学家经常出错的地方。有些经济学家对一个模型过度依赖，忽视了其他模型，这是刺猬型经济学家经常落入的陷阱。当经济学家们过分自信，对诊断错误（如果我们用错了模型怎么办）的风险掉以轻心，他们常常把自己和决策官员引上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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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也追逐时尚和潮流，社会学对此有很好的解释。新模型和新观点自然在经济部门风靡一时，推动学术研究从一个方向转移到另一个方向。物理学的新发现通常会取代旧观点，但是经济这门“科学”和物理不同，每一波新研究顶多能让我们对复杂的世界理解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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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的新思维，虽然给撤销金融管制政策奠定了基础，却不能降低凯恩斯和托宾思想的重要性。“理性预期”的理论基础使人们对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预测不会犯系统性的错误，企业、工人和消费者的预期和前瞻行为具有特定的经济后果，“理性预期”理论加深了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有效市场假设”建立在理性预期和市场无阻力两大假设之上，让我们认识到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起到的正面作用。这些思想对经济学和经济政策有积极的贡献，也并没有推翻我们已知的一切。它们让我们更好地预知在不同情况下，经济后果会怎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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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问他的研究对政策有何影响时，一个诚实的纯学术经济学家会一脸茫然。“除了我的研究，政策还受其他很多因素的影响。”他的回答应该是这样的。提问的学生或记者可能觉得很失望，但是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如果经济学家把经济学时尚当真，可能会造成相当大的损害。看到刺猬型经济学家冠冕堂皇地将高度程式化的模型当做理论基础，全世界都应该退避三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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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除这种现象，我们不要盲目接受风靡一时的经济学潮流，而要以史为镜。除了经济理论外，当地知识和经验之谈也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经济学家能集不同流派之长，决策官员也能集思广益，他们对世界的贡献就会远大于那些凭借一招走天下的经济学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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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这种不同就相当于最好和第二好的经济分析之间的差别。刺猬用的是最好的原理，狐狸用的是第二好的原理。——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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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位坚决支持全球化，但又表达了对开放资本流动的心存疑虑的著名经济学家是贾格迪什·巴格沃蒂和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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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想中的托宾比率通常在0.10%～0.25%。假设税率是0.10%，如果一个投机者有一个准备在一天内平仓的短期交易，他的预期回报最少要达到每天0.20%，这样他赚的钱才够付两头的税，也就是说年回报率最少要达到7.40%。税收就使回报率达不到这个门槛的交易做不成了。这样，对追求很小的短期利润的交易就可以起到抑制作用。不同行政管辖区的利率可以有所不同。——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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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约翰逊和我是朋友，我们也很尊重对方的观点，但是我们所持的观点往往是相反的。我的一个观点是，在亚洲金融风暴中，马来西亚实施的资本管制使得它不致于在泥潭中陷得更深，约翰逊对此持批评态度。我在金融刊物上发表了对金融全球化的怀疑态度，约翰逊很快就给编辑写信责备我和我的合著者贬低了资本自由流动的好处，忽视了金融开放带来的“附带效益”。其中一封信发表在《经济学家》上，其他的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直到2007年10月，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翰逊还不愿意推荐加强金融业监管，因为他还不清楚市场发生的问题是需要更多的，还是更少的监管来解决。——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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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0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一条看似毫不起眼，但是内含乾坤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们写道，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应付资本流入，资本管制是合乎情理的。20世纪9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金融业的狂热推崇达到了迷信的地步，这样看来，它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转变。狐狸们还是占了上风。——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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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7章 富世界里的穷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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