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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两个答案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有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好，这样这两个答案都不能在政策制定上发挥指导作用。正确的答案在两者的中间。全球化确实大大提高了经济发展的潜力，但是要使它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就不能取消所有的交易成本，实行完全一体化。一个布雷顿式的轻量级全球化，效果最佳。就像我从我中国学生（够巧的吧）那里听到的一个比喻一样：把窗户打开，但是别忘了装上防蚊纱窗，这样房间内空气清新，虫子又进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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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全球化影响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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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从英国传到欧洲大陆，又传到一些新殖民地，如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后就停止了。世界经济很快就被分成了越来越工业化的核心国以及为其提供原材料的边缘国家两大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全球化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它使得科学技术在条件具备的地区传播开来，但是也巩固和加深了核心国和边缘国之间长期存在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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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接受工业革命的地区有两大共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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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厂能得到它们需要的技术工人，这些工人的教育程度达到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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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也具备了相对完善的社会上层建筑，运作良好的法律制度，政治稳定，政府不能随便没收财产——这样私营企业才有投资的动力，市场才会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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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先决条件，欧洲大陆大部分国家可以吸收在英国开发、应用的生产新技术。这一场，全球化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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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的地方，工业化靠的是“进口”技术工人和上层建筑。国际劳动力流动成了一个巨大的优势。欧洲殖民者给殖民地带来了技术以及代表他们利益、有利于市场运作的上层建筑，推动了经济发展，扩大了他们的利益。欧洲人的侵略和他们带来的病菌给当地人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但是被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称为“西方分支国”的地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也从大量移民那里得到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欧洲还在资金方面给这些国家提供大量援助，这些国家最终也成了工业“核心”国之一。这一场，也是全球化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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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却大不相同。在别的地区，欧洲人发现当地环境不适合大批殖民，或者是他们马上就需要很多体力劳动者，帮助他们掠夺当地大量的天然资源，他们在这些地区设立的上层建筑就和西方分支国的截然不同。这些纯粹“榨取式”的上层建筑，是为了尽可能廉价地将原材料输送到核心国而设计的。随之而来的是财富和权力的极端不平等，一小撮精英，通常是白人和欧洲人，统治着数量庞大的当地人和奴隶。以榨取式为基础的殖民地对保护大众财产权，支持市场发展，或者是促进其他经济活动没有什么帮助。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经济和非洲的矿业经济就是很好的例子。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的研究表明这些早期上层建筑的发展，或者是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发展，大大地削弱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这些负面影响遗留到现在。这一场，全球化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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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免遭欧洲殖民的地区并没有免受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冲击。欧洲强权强加在边缘地区的自由贸易条约，使得它们在原材料上原有的相对优势荡然无存。低关税，运输费用不断下降，迫使它们的纺织业和其他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业活动在与英国的直接竞争中败下阵来。就以土耳其帝国为例，19世纪70年代，它进口的纺织品占领了市场的75%，而在19世纪20年代，这个比例还只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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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工业国和原材料生产国的界限竖起来了，就会有强大的经济动力进一步巩固这道界限。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全球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原材料为基础的国家缺乏推动经济多元化的动力或机会。整个19世纪，运输成本不断下降，工业核心国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些国家经历了原材料带来的经济繁荣。生产这些原材料的矿井和种植园给一些人带来了意外之财，对这些人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是对在夹缝里生存的制造业而言，就不那么好了。国际贸易起的作用真的就像课本上说的一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些方面有相对竞争优势，这方面的利润就会提高，但是其他地区的利润就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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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促使工业国不断投资于工人技术、科技和其他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它也鼓励家庭少生孩子，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因为现代制造业让高技能得到高回报。国际贸易在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发挥的作用正好相反。只从事初级原材料的生产不需要技术的积累，也耽误了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工业国家的出生率在19世纪末大幅下降，与此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一直到20世纪都居高不下。用经济学家乌迪德·格拉（Oded Galor）和安德鲁·芒福德（Andrew Mountford）的话来说，原材料出口国放弃了生产率来换取了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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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国家不但没有工业化，它们还失去了原有的一点点工业，它们进行了非工业化。在工业革命曙光初现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业活动水平和欧洲的相当。在1750年到1913年间，欧洲的工业活动水平翻了六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水平却下降到原来的1/3。[2]1900年，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工业制造品的数量只有1830年的一半。这些统计来自经济史学家保罗·贝罗奇，他写道：“毫无疑问的是，欧洲制造品，特别是纺织品，大量涌进第三世界国家市场导致了它们的非工业化。”这一场，全球化又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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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前的国际分工的确为原材料出口国创造了财富。但是，就像现在的石油出口国一样，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成了阻碍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发展的工具。在没有取得独立的国家，财富落到了宗主的手里。在独立了的国家，财富落到了少数的本地精英阶层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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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来自肥沃的低地，潘帕斯草原（pampas）的农产品把它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它拥有时髦优雅的大街，马球俱乐部，在伊顿上学的孩子，高雅的贵族阶层，布宜诺斯艾利斯可以媲美任何欧洲大都市。换取这些财富的代价是未来经济发展一蹶不振。谷物和家畜的出口，英国资本的大量涌入给大地主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对经济多元化，以及建立一套能够更好地支持市场发展的上层建筑毫无兴趣。和美国对比一下，我们就会深受启发。在美国，北方的工业家和西方的农民在与南方种植园主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他们对进口商品征收的高关税推动了全社会的上层建筑建设和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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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这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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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在第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天赋基本上决定了它的经济命运。如果一个国家能打破这个宿命，它将大大鼓舞所有依赖原材料进口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日本，它是唯一一个在1914年前实现了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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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很多边缘国家的特点。它主要出口原材料——生丝、纱线、茶叶、鱼，来换取工业品。在1854年船长佩里（Commodore Perry）实施自由贸易条约后，这种贸易盛极一时。如果任其自由发展，这个国家的经济也会步很多边缘国家的后尘。但是，日本本土有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国商人，更重要的是，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政府集中精力致力于经济（政治）现代化。该政府不为当时制定西方政策的精英鼓吹的自由放任政策所动。在一个可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发展计划的文件中，日本官员宣称，就算是政府行为会干涉到个人自由，会让投机者获利减少，政府也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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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代官员引进的很多改革都是为了给一个现代化国家经济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这些改革包括统一的货币、铁路系统、公共教育、银行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政府在工业政策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以国家的名义推动某些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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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造船等很多工业的企业都是国有的，它们由政府兴建和运营。虽然这些企业很多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培养了很多有技术的工匠和管理人员，这些人后来将其所学应用到私营企业。这些企业最终也被私有化了，它们在国家建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政府还出钱给制造业雇用外国技术人员和引进新科技，资助日本学生出国留学。而且，日本政府在摆脱了国际条约的束缚，重新取得关税自主权后，为了推动本土生产，提高了很多工业品的进口税。这些努力在棉纺业得到的回报尤其显著，到1914年，日本产品不但在本国市场取代了英国出口的产品，在临近的亚洲各国市场也取得了同样的胜利，日本拥有了世界一流的棉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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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开始实施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这使得上述成就不再那么引人瞩目，但是它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了还有另一条路可走。一个经济体有原材料优势并不意味着它只能一味独孤地进行原材料生产，经济多元化也是可能的。虽然一个国家一开始处于国际分工的劣势，但是如果它能够将坚定不移地将政府支持和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界结合起来，经济发展还是指日可待的。关键不在于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全球化，而在于正确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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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还得重新吸取这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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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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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的官员们发表了第一个发展计划后一百年，日本成为了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有重要发言权的经济强国。它是世界银行第二大股东，该机构的管理层不敢不对它的意见加以重视。24个国家的代表监督世界银行的运作，代表日本的执行董事白鸟正树（Masaki Shiratori）是其中一员，他越来越觉得他不同意该机构给发展中国家的建议。他和他位居日本财政部要职的同事们认为这些建议太过依赖美国对自由市场的偏爱，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方面起到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认为世界银行不够重视日本的发展历程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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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敦促世界银行开展一个“亚洲奇迹”的研究项目，而且它愿意支付大部分的费用。要研究的奇迹不仅仅是日本的经历，还包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7个地方，它们的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初腾飞起来。出口工业对这些地方的发展居功至伟，也就是说全球化功不可没。但是，除了中国香港以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远远称不上自由市场经济。在每一个国家与地区，政府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协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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