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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这篇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最终于1993年出台。该报告是很多经济学家和顾问的心血结晶，它包含了将近400页的文字、图表和数据分析，报告的作者进行了超过40次的背景研究，这篇报告应该是该课题最权威的研究。但是这篇报告最能说明的却是，世界银行对亚洲国家的飞速发展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亚洲各国都有大量的政府干预，很难说它没有正面效应，但是世界银行又不愿意承认政府干预是对的。他们时刻不忘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对立关系，很难想象两者还能互相强化。结果是，这篇报告就像得了精神分裂症一样，得出的结论都不能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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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分析部分是由对金融开放持怀疑态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起草的。当时日本和韩国对金融市场采取了利率设上限，对新兴行业给予信贷补贴，限制国际资本流动等管制措施，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这些措施给予了肯定。日本政府认为政府为工业提供的贷款在加速工业化，加快经济发展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报告的这部分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但是在其他章节的观点是，通过政府刺激来促进某些工业发展的工业政策没有奏效，不应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宣传。读不同的章节，你会得到不同的结论，有些章节告诉你亚洲政府推动新工业发展的努力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成功；另一些章节说，亚洲国家克服了这些努力的干扰，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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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经济发展历程不符合某些人的既定模式，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它就像一个倒影池，照出了某些人的偏见。如果你认为让市场自由发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你会从中找到很多支持你的观点的证据。如果你认为市场需要政府指挥，你也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据。全球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东亚国家与地区就是最好的例子。全球化需要有所控制？东亚国家与地区也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如果你将这些陈旧的辩论放在一边，你会听到这个成功地区要给我们说的是：成功来自政府和市场的结合。全球化是一股巨大的正面力量，但是只有当你将它驯服，让它为你服务时，它才是正面力量，反之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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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个地区最成功的国家韩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末，这个国家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富不到哪去。韩国政局动荡，仅有的一点工业也被比它发达的朝鲜夺去了，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可言。20世纪60年代，这个国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了向主要工业强国进军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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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它借鉴了日本的策略。它首先需要有一个一心只顾经济发展的政府。在此之前，这个国家进行了土地改革，减少了大地主对政府的牵制，给了政府独立施政的空间。地缘政治在这两个国家都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韩国一定要发展才能抵挡来自朝鲜的威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区域性的敌对势力成了要建立一个强大国家政权的借口，很多时候是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比如说中东。但是韩国明白要达到它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开发工业潜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出口制造业成了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标。它通过释放私营企业的潜能来达到这一目标。该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大量投资于公共企业以帮助私营企业成长，比如为私营企业提供廉价的中间原料，而不是要取代私营企业。这个策略的核心是铲除私人投资障碍，比如税收过重、办事程序烦琐、官僚作风腐败、基础设施不完善、通胀高企等葬送了很多低收入国家的前途的障碍。这一切，我们现在称之为改善“投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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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干预政策也同样重要，政府设计了各种激励计划来促进现代制造业投资。韩国政府将这些行业指定为“优先行业”，给它们提供慷慨的补贴，主要体现在通过银行贷出补贴性的贷款。在这个国家，政府官员在促进新产业的诞生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协调私人企业投资，提供所需物资和资金，很多时候需要软硬兼施。这个国家废除了一些最恶名昭彰的进口限制，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才允许进口产品和新兴工业直接竞争。国内市场受保护，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业才能创造足够的利润。韩国还阻拦跨国公司进入，这就为本国公司提供了学习新科技的最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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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萌芽状态行业享受一定的保护，免受国际竞争冲击，但是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政府就敦促它们要出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它们享受出口补贴，政府官员不断施压要它们完成出口指标。事实上，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有了这么一个契约：政府会给予它们慷慨的资助，但是它们必须出口，而且出口量要不断提高。如果要占领国际市场桥头堡意味着一开始以赔本的价格抛售，这些损失可以通过补贴和在国内市场赚取的利润补回来。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给了私营企业强大的动力，来提高生产效率，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挑战根基稳固的国外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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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发展策略使得参与各方各得其所。一个宏观经济学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价格稳定为代表的宏观经济稳定是成功的关键。劳动力经济学家可以指出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队伍很重要。贸易经济学家会注意到这种高度贸易保护政策虽然限制了贸易，出口补贴却是鼓励贸易的，两者的作用抵消了，贸易经济学家觉得这可以接受。政治经济学家会特别注意到一个不受精英左右的强权政府。世界银行可以强调私人投资和出口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带头作用。主张政府干预的会强调政府在引导私人投资时使用的强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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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都没有抓住事情的重点。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务实的政府尽其所能推动私营企业界。它需要在战略上巧妙地利用市场和全球化，引导本国经济走出天然资源的迷城，实现多元化。由于各国情况不同，达到这个目的所需的工具也不一样。一个国家的成功诀窍到了另一个国家往往就不管用了。值得仿效的只是远大的眼光。将这些经验运用得最好的国家，取得了有史以来最惊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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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自己的路：中国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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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亲眼看见，西方人很难想象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功。1978年以来，中国人均收入以平均每年8.3%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意味着每9年收入就翻一番。经济高速发展帮助5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在这段时间里，中国还把自己从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转变为世界市场上最受敬畏的竞争对手。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久前，私有产权在中国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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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过的历程有力地证明了全球化可以是造福国家发展的恩物。但是它也强烈反驳了大家普遍接受的全球化观点：强调金融全球化，在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下进一步一体化。中国能够为现代工业奠定坚实的基础，关键在于它能将全球经济拒之门外，而现代工业又在世界市场找到了充分发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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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等领导人决定要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他们的智慧体现在，认识到中国缺乏支持市场运作的社会上层建筑，但新建的上层建筑必须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西方经济学家建议采用欧式或美式的监管制度，来监督合同实施，保护财产权，开放市场，开放贸易。这些建议在实际采纳执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困难。中国领导人开展了各种务实的试验，寻求适合的解决方法。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中国推行了许多试行法规。决策者们希望通过试验找到的办法能克服他们面临的局限，而且更加适合当地条件。中国的上层建筑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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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农村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当时，邓小平先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一个价格和产量都由计划决定的环境下，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原来是由政府制定所有谷物的价格，然后要求农民按计划上缴指定数量的谷物。农民不能将农作物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政府再将收上来的粮食定量分配给城里的工人。这样一个体系保证了工人食品不从政府预算里开支，缺点是农民没有提高产量和提高土地效益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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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家会建议推翻这个体系，废除所有价格控制。但是，没有定量供给，工人就得不到廉价的定量供应。城里的工人会因此而牢骚满腹，政府将不得不多印钞票，这会有超级通胀的危险。中国采取的解决方法是，从计划体系逐步过渡到市场体系。公社取消了，分田到户了，但是土地所有权还是国家的。农民还是要按规定上缴国家定价收购的粮食，但是完成国家任务后，农民可以自由地将剩余的农作物以市场决定的价格出售。这种双轨制让市场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又保持了政府的税收，也保住了城里工人的低成本食品消费。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掀起了1978年后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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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难题是，在所有资产都归国有的情况下，如何明确大家的财产所有权。中国从乡镇企业入手。这些企业归当地政府（乡政府或镇政府）所有。乡镇企业的生产领域从消费品到工业设备，范围广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它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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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作为股东的当地政府从中获得大量税收，它们自然也竭尽全力保证乡镇企业成功。当地政府给予企业家们相当大的自由度，并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提供帮助。企业家们也认可这种形式。经济学家钱颖一曾强调说，有企业家和当地政府组成的联合阵营的支持，产权比在一般私人财产制度下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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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策略也有自己的特色。希望开放经济的国家通常会遵从西方经济学中这样的建议：废除对进口商品的数量限制，降低进口关税，减少关税征收对象，为了便于贸易交往，让货币自由兑换。但中国的开放是渐进式的。国家贸易垄断很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规定细致、严密的，由关税、非关税和特殊许可证组成的进口壁垒。这些措施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一些明显的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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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领导层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没有接受那些常规性的建议，是因为降低贸易壁垒后，很多企业的效益就会受到影响，不利于促进工业投资。同时，就业率和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影响，不利于安定团结。因此，中国决定尝试一种不会对现有的工业架构造成太大压力的新方法。他们主要利用经济特区来生产出口商品和吸引外资。监管特区企业运作的法律法规和国内其他地方的不同，特区有更好的基础设施，还可以免税进口原材料。经济特区给出口型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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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些上层建筑创新一起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生产力的大翻身。中国经济抓住高产能的先进产品不放，西方人没想到中国会生产这些产品，更别说出口这些产品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出口产品组合很像是一个人均收入最少高于它3倍的国家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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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不是市场引导的自然结果，而是在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推动下完成的。劳动力成本低确实有助于中国出口业发展，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原因。在电子消费品和汽车零件方面，中国的生产力提高速度令人目瞪口呆，赶上了收入水平比它高得多的国家。而且，中国正在不断努力，摆脱简单的零件组装流水线形象。生产越来越多地向后整合，许多企业也将供应链从发达国家搬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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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工业的进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外资企业是生产力最高的企业，它们是新科技的源泉，它们控制着出口业。经济特区里的外国厂商有良好的基建设施，很少受到干扰，经济特区在这方面功不可没。中国欢迎外国企业，但也注重培养国内企业的生产、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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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来促使外商进行技术转让，一些强大的国内企业逐渐崭露头角。早期阶段，国有企业是龙头。慢慢地，政府开始使用各种各样的激励和反激励手段。从事手机和电脑生产的外国投资者可以和国内厂商建立合作企业。中国政府鼓励外国汽车厂商在国内市场进行投资，促使这些公司和本地供应商紧密合作，以保证他们在科技水平和质量上达标。在制定吸引投资和对外商加以扶持的政策方面，各省市都有很大的自由度，在上海、深圳、杭州等地的工业密集区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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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日本一样，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培训工人和管理人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和经济援助，中国恐怕难有像联想这样的公司。联想的规模和盈利能力已经十分强大，以使其在2004年成功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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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所有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都是本着务实、开放的原则，发现旧方法不行了，就尝试新方法。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早期的彩电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共有100多家公司以短生产周期和高成本的模式运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在当地政府和国家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很多企业进行了重组，或与外资企业组成合资企业，整个行业得到了整固。政策改变后，一个以出口为主的高盈利行业很快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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