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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免遭欧洲殖民的地区并没有免受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冲击。欧洲强权强加在边缘地区的自由贸易条约，使得它们在原材料上原有的相对优势荡然无存。低关税，运输费用不断下降，迫使它们的纺织业和其他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业活动在与英国的直接竞争中败下阵来。就以土耳其帝国为例，19世纪70年代，它进口的纺织品占领了市场的75%，而在19世纪20年代，这个比例还只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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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工业国和原材料生产国的界限竖起来了，就会有强大的经济动力进一步巩固这道界限。在国际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全球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原材料为基础的国家缺乏推动经济多元化的动力或机会。整个19世纪，运输成本不断下降，工业核心国的需求不断增长，这些国家经历了原材料带来的经济繁荣。生产这些原材料的矿井和种植园给一些人带来了意外之财，对这些人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是对在夹缝里生存的制造业而言，就不那么好了。国际贸易起的作用真的就像课本上说的一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些方面有相对竞争优势，这方面的利润就会提高，但是其他地区的利润就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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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促使工业国不断投资于工人技术、科技和其他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它也鼓励家庭少生孩子，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因为现代制造业让高技能得到高回报。国际贸易在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发挥的作用正好相反。只从事初级原材料的生产不需要技术的积累，也耽误了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工业国家的出生率在19世纪末大幅下降，与此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一直到20世纪都居高不下。用经济学家乌迪德·格拉（Oded Galor）和安德鲁·芒福德（Andrew Mountford）的话来说，原材料出口国放弃了生产率来换取了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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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国家不但没有工业化，它们还失去了原有的一点点工业，它们进行了非工业化。在工业革命曙光初现时，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工业活动水平和欧洲的相当。在1750年到1913年间，欧洲的工业活动水平翻了六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水平却下降到原来的1/3。[2]1900年，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工业制造品的数量只有1830年的一半。这些统计来自经济史学家保罗·贝罗奇，他写道：“毫无疑问的是，欧洲制造品，特别是纺织品，大量涌进第三世界国家市场导致了它们的非工业化。”这一场，全球化又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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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前的国际分工的确为原材料出口国创造了财富。但是，就像现在的石油出口国一样，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成了阻碍上层建筑和生产力发展的工具。在没有取得独立的国家，财富落到了宗主的手里。在独立了的国家，财富落到了少数的本地精英阶层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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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来自肥沃的低地，潘帕斯草原（pampas）的农产品把它变成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它拥有时髦优雅的大街，马球俱乐部，在伊顿上学的孩子，高雅的贵族阶层，布宜诺斯艾利斯可以媲美任何欧洲大都市。换取这些财富的代价是未来经济发展一蹶不振。谷物和家畜的出口，英国资本的大量涌入给大地主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他们对经济多元化，以及建立一套能够更好地支持市场发展的上层建筑毫无兴趣。和美国对比一下，我们就会深受启发。在美国，北方的工业家和西方的农民在与南方种植园主的斗争中占了上风，他们对进口商品征收的高关税推动了全社会的上层建筑建设和工业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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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这个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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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在第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自然天赋基本上决定了它的经济命运。如果一个国家能打破这个宿命，它将大大鼓舞所有依赖原材料进口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日本，它是唯一一个在1914年前实现了工业化的非西方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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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很多边缘国家的特点。它主要出口原材料——生丝、纱线、茶叶、鱼，来换取工业品。在1854年船长佩里（Commodore Perry）实施自由贸易条约后，这种贸易盛极一时。如果任其自由发展，这个国家的经济也会步很多边缘国家的后尘。但是，日本本土有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爱国商人，更重要的是，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政府集中精力致力于经济（政治）现代化。该政府不为当时制定西方政策的精英鼓吹的自由放任政策所动。在一个可称为世界上第一个发展计划的文件中，日本官员宣称，就算是政府行为会干涉到个人自由，会让投机者获利减少，政府也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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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代官员引进的很多改革都是为了给一个现代化国家经济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这些改革包括统一的货币、铁路系统、公共教育、银行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政府在工业政策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以国家的名义推动某些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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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造船等很多工业的企业都是国有的，它们由政府兴建和运营。虽然这些企业很多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培养了很多有技术的工匠和管理人员，这些人后来将其所学应用到私营企业。这些企业最终也被私有化了，它们在国家建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政府还出钱给制造业雇用外国技术人员和引进新科技，资助日本学生出国留学。而且，日本政府在摆脱了国际条约的束缚，重新取得关税自主权后，为了推动本土生产，提高了很多工业品的进口税。这些努力在棉纺业得到的回报尤其显著，到1914年，日本产品不但在本国市场取代了英国出口的产品，在临近的亚洲各国市场也取得了同样的胜利，日本拥有了世界一流的棉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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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日本开始实施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政策，这使得上述成就不再那么引人瞩目，但是它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表明了还有另一条路可走。一个经济体有原材料优势并不意味着它只能一味独孤地进行原材料生产，经济多元化也是可能的。虽然一个国家一开始处于国际分工的劣势，但是如果它能够将坚定不移地将政府支持和蓬勃发展的私营企业界结合起来，经济发展还是指日可待的。关键不在于是多一些还是少一些全球化，而在于正确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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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还得重新吸取这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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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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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的官员们发表了第一个发展计划后一百年，日本成为了一个在国际舞台上有重要发言权的经济强国。它是世界银行第二大股东，该机构的管理层不敢不对它的意见加以重视。24个国家的代表监督世界银行的运作，代表日本的执行董事白鸟正树（Masaki Shiratori）是其中一员，他越来越觉得他不同意该机构给发展中国家的建议。他和他位居日本财政部要职的同事们认为这些建议太过依赖美国对自由市场的偏爱，政府在推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方面起到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们认为世界银行不够重视日本的发展历程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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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敦促世界银行开展一个“亚洲奇迹”的研究项目，而且它愿意支付大部分的费用。要研究的奇迹不仅仅是日本的经历，还包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7个地方，它们的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初腾飞起来。出口工业对这些地方的发展居功至伟，也就是说全球化功不可没。但是，除了中国香港以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远远称不上自由市场经济。在每一个国家与地区，政府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协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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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这篇题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和公共政策》的报告，最终于1993年出台。该报告是很多经济学家和顾问的心血结晶，它包含了将近400页的文字、图表和数据分析，报告的作者进行了超过40次的背景研究，这篇报告应该是该课题最权威的研究。但是这篇报告最能说明的却是，世界银行对亚洲国家的飞速发展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亚洲各国都有大量的政府干预，很难说它没有正面效应，但是世界银行又不愿意承认政府干预是对的。他们时刻不忘市场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对立关系，很难想象两者还能互相强化。结果是，这篇报告就像得了精神分裂症一样，得出的结论都不能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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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分析部分是由对金融开放持怀疑态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起草的。当时日本和韩国对金融市场采取了利率设上限，对新兴行业给予信贷补贴，限制国际资本流动等管制措施，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这些措施给予了肯定。日本政府认为政府为工业提供的贷款在加速工业化，加快经济发展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报告的这部分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但是在其他章节的观点是，通过政府刺激来促进某些工业发展的工业政策没有奏效，不应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宣传。读不同的章节，你会得到不同的结论，有些章节告诉你亚洲政府推动新工业发展的努力给亚洲国家带来了成功；另一些章节说，亚洲国家克服了这些努力的干扰，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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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经济发展历程不符合某些人的既定模式，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学到一些东西。它就像一个倒影池，照出了某些人的偏见。如果你认为让市场自由发挥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佳途径，你会从中找到很多支持你的观点的证据。如果你认为市场需要政府指挥，你也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据。全球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东亚国家与地区就是最好的例子。全球化需要有所控制？东亚国家与地区也是最好的例子。但是，如果你将这些陈旧的辩论放在一边，你会听到这个成功地区要给我们说的是：成功来自政府和市场的结合。全球化是一股巨大的正面力量，但是只有当你将它驯服，让它为你服务时，它才是正面力量，反之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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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个地区最成功的国家韩国为例。20世纪50年代末，这个国家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富不到哪去。韩国政局动荡，仅有的一点工业也被比它发达的朝鲜夺去了，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可言。20世纪60年代，这个国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了向主要工业强国进军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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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方面它借鉴了日本的策略。它首先需要有一个一心只顾经济发展的政府。在此之前，这个国家进行了土地改革，减少了大地主对政府的牵制，给了政府独立施政的空间。地缘政治在这两个国家都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韩国一定要发展才能抵挡来自朝鲜的威胁。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区域性的敌对势力成了要建立一个强大国家政权的借口，很多时候是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的，比如说中东。但是韩国明白要达到它的政治和军事目的，必须大力发展经济。开发工业潜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出口制造业成了政府施政的首要目标。它通过释放私营企业的潜能来达到这一目标。该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大量投资于公共企业以帮助私营企业成长，比如为私营企业提供廉价的中间原料，而不是要取代私营企业。这个策略的核心是铲除私人投资障碍，比如税收过重、办事程序烦琐、官僚作风腐败、基础设施不完善、通胀高企等葬送了很多低收入国家的前途的障碍。这一切，我们现在称之为改善“投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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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干预政策也同样重要，政府设计了各种激励计划来促进现代制造业投资。韩国政府将这些行业指定为“优先行业”，给它们提供慷慨的补贴，主要体现在通过银行贷出补贴性的贷款。在这个国家，政府官员在促进新产业的诞生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协调私人企业投资，提供所需物资和资金，很多时候需要软硬兼施。这个国家废除了一些最恶名昭彰的进口限制，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它才允许进口产品和新兴工业直接竞争。国内市场受保护，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业才能创造足够的利润。韩国还阻拦跨国公司进入，这就为本国公司提供了学习新科技的最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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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萌芽状态行业享受一定的保护，免受国际竞争冲击，但是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政府就敦促它们要出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它们享受出口补贴，政府官员不断施压要它们完成出口指标。事实上，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有了这么一个契约：政府会给予它们慷慨的资助，但是它们必须出口，而且出口量要不断提高。如果要占领国际市场桥头堡意味着一开始以赔本的价格抛售，这些损失可以通过补贴和在国内市场赚取的利润补回来。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给了私营企业强大的动力，来提高生产效率，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挑战根基稳固的国外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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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发展策略使得参与各方各得其所。一个宏观经济学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价格稳定为代表的宏观经济稳定是成功的关键。劳动力经济学家可以指出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队伍很重要。贸易经济学家会注意到这种高度贸易保护政策虽然限制了贸易，出口补贴却是鼓励贸易的，两者的作用抵消了，贸易经济学家觉得这可以接受。政治经济学家会特别注意到一个不受精英左右的强权政府。世界银行可以强调私人投资和出口在这个过程中起到的带头作用。主张政府干预的会强调政府在引导私人投资时使用的强硬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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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都没有抓住事情的重点。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务实的政府尽其所能推动私营企业界。它需要在战略上巧妙地利用市场和全球化，引导本国经济走出天然资源的迷城，实现多元化。由于各国情况不同，达到这个目的所需的工具也不一样。一个国家的成功诀窍到了另一个国家往往就不管用了。值得仿效的只是远大的眼光。将这些经验运用得最好的国家，取得了有史以来最惊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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