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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自己的路：中国和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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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亲眼看见，西方人很难想象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功。1978年以来，中国人均收入以平均每年8.3%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意味着每9年收入就翻一番。经济高速发展帮助5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在这段时间里，中国还把自己从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转变为世界市场上最受敬畏的竞争对手。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不久前，私有产权在中国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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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过的历程有力地证明了全球化可以是造福国家发展的恩物。但是它也强烈反驳了大家普遍接受的全球化观点：强调金融全球化，在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下进一步一体化。中国能够为现代工业奠定坚实的基础，关键在于它能将全球经济拒之门外，而现代工业又在世界市场找到了充分发挥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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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等领导人决定要用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他们的智慧体现在，认识到中国缺乏支持市场运作的社会上层建筑，但新建的上层建筑必须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西方经济学家建议采用欧式或美式的监管制度，来监督合同实施，保护财产权，开放市场，开放贸易。这些建议在实际采纳执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困难。中国领导人开展了各种务实的试验，寻求适合的解决方法。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中期，中国推行了许多试行法规。决策者们希望通过试验找到的办法能克服他们面临的局限，而且更加适合当地条件。中国的上层建筑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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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农村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当时，邓小平先生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一个价格和产量都由计划决定的环境下，如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原来是由政府制定所有谷物的价格，然后要求农民按计划上缴指定数量的谷物。农民不能将农作物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政府再将收上来的粮食定量分配给城里的工人。这样一个体系保证了工人食品不从政府预算里开支，缺点是农民没有提高产量和提高土地效益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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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家会建议推翻这个体系，废除所有价格控制。但是，没有定量供给，工人就得不到廉价的定量供应。城里的工人会因此而牢骚满腹，政府将不得不多印钞票，这会有超级通胀的危险。中国采取的解决方法是，从计划体系逐步过渡到市场体系。公社取消了，分田到户了，但是土地所有权还是国家的。农民还是要按规定上缴国家定价收购的粮食，但是完成国家任务后，农民可以自由地将剩余的农作物以市场决定的价格出售。这种双轨制让市场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又保持了政府的税收，也保住了城里工人的低成本食品消费。农业生产率大幅提高，掀起了1978年后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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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难题是，在所有资产都归国有的情况下，如何明确大家的财产所有权。中国从乡镇企业入手。这些企业归当地政府（乡政府或镇政府）所有。乡镇企业的生产领域从消费品到工业设备，范围广泛，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它们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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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作为股东的当地政府从中获得大量税收，它们自然也竭尽全力保证乡镇企业成功。当地政府给予企业家们相当大的自由度，并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提供帮助。企业家们也认可这种形式。经济学家钱颖一曾强调说，有企业家和当地政府组成的联合阵营的支持，产权比在一般私人财产制度下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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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策略也有自己的特色。希望开放经济的国家通常会遵从西方经济学中这样的建议：废除对进口商品的数量限制，降低进口关税，减少关税征收对象，为了便于贸易交往，让货币自由兑换。但中国的开放是渐进式的。国家贸易垄断很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规定细致、严密的，由关税、非关税和特殊许可证组成的进口壁垒。这些措施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有一些明显的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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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领导层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没有接受那些常规性的建议，是因为降低贸易壁垒后，很多企业的效益就会受到影响，不利于促进工业投资。同时，就业率和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影响，不利于安定团结。因此，中国决定尝试一种不会对现有的工业架构造成太大压力的新方法。他们主要利用经济特区来生产出口商品和吸引外资。监管特区企业运作的法律法规和国内其他地方的不同，特区有更好的基础设施，还可以免税进口原材料。经济特区给出口型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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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些上层建筑创新一起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是生产力的大翻身。中国经济抓住高产能的先进产品不放，西方人没想到中国会生产这些产品，更别说出口这些产品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出口产品组合很像是一个人均收入最少高于它3倍的国家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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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不是市场引导的自然结果，而是在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推动下完成的。劳动力成本低确实有助于中国出口业发展，但是它不是唯一的原因。在电子消费品和汽车零件方面，中国的生产力提高速度令人目瞪口呆，赶上了收入水平比它高得多的国家。而且，中国正在不断努力，摆脱简单的零件组装流水线形象。生产越来越多地向后整合，许多企业也将供应链从发达国家搬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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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工业的进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外资企业是生产力最高的企业，它们是新科技的源泉，它们控制着出口业。经济特区里的外国厂商有良好的基建设施，很少受到干扰，经济特区在这方面功不可没。中国欢迎外国企业，但也注重培养国内企业的生产、科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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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来促使外商进行技术转让，一些强大的国内企业逐渐崭露头角。早期阶段，国有企业是龙头。慢慢地，政府开始使用各种各样的激励和反激励手段。从事手机和电脑生产的外国投资者可以和国内厂商建立合作企业。中国政府鼓励外国汽车厂商在国内市场进行投资，促使这些公司和本地供应商紧密合作，以保证他们在科技水平和质量上达标。在制定吸引投资和对外商加以扶持的政策方面，各省市都有很大的自由度，在上海、深圳、杭州等地的工业密集区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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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日本一样，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培训工人和管理人员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和经济援助，中国恐怕难有像联想这样的公司。联想的规模和盈利能力已经十分强大，以使其在2004年成功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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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在所有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都是本着务实、开放的原则，发现旧方法不行了，就尝试新方法。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早期的彩电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共有100多家公司以短生产周期和高成本的模式运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在当地政府和国家领导的共同努力下，很多企业进行了重组，或与外资企业组成合资企业，整个行业得到了整固。政策改变后，一个以出口为主的高盈利行业很快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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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不许进行出口补贴，不能偏向本国企业，如果中国那时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话，它的很多政策与该组织的规定是有冲突的。中国在实施贸易、工业政策的过程中，没有受到这些外部条文的束缚，能够自由推动工业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时它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很多行业不再需要保护和培养。为了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准备，中国关税从20世纪90年代的高位（大概40%左右）大幅下降到2001年的个位数水平。很多工业政策也被逐步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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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仍不愿意让国际市场的力量来决定它的工业的命运。它越来越多地使用极具竞争力的汇率来对它的工业进行实质性的补贴。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阻止热钱流入，中国政府控制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升值本来就应该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自然结果）。近年来，人民币大概被低估了25%，可以说这意味着中国给了出口企业以及和进口商品竞争的国内企业同等数量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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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市场，同时调动私有企业积极性，也迎合了国内经济现实。中国在全球化这个游戏中，选择的游戏规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90年代后深度一体化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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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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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生产的产品决定了你的命运，这是哪个国家都逃不过的。只生产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你就永远停留在世界经济的边缘。你将完全受制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上下浮动，饱受国内一小撮精英的统治之苦。如果你能强行打入制造业和其他现代交易品行业，你才有可能向世界上的富裕国家靠拢。你会增强抵抗世界市场波动的能力，一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会要求一个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上层建筑，这比符合少数精英统治需要的专制政权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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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让很多国家更容易掉进只生产大宗商品的圈套，这就使得很多国家进退两难。如果你愿意的话，国际分工让你可以只生产大宗商品，不生产别的产品。你可以从富裕国家进口那些产品。同时，全球化大大提高了多元化策略的回报，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一个政府下定决心要走多元化的道路，而且有能力调动私有企业的积极性，那么，它能激发的增长速度，是没有全球化时想都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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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讲，完善的市场，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应该在没有政府推动的情况下帮助大宗商品生产国踏上新产业的台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只要能够保证市场运作良好，这个转变不需要外界的推动，就会自然发生。但是，实际运作过程中，会发生很多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自然禀赋不是很好，那么学习新技术，在新产品上投资将是一个有很多内在阻力的艰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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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还要求我们的社会能够容纳工业化带来的重大经济影响，包括外国技术如何与当地条件相互适应；工人如何获得需要的技能；如何协调不同地区的投资，使它们之间产生互补作用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得到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相关私有企业得到的利润，我们获得了经济学家所说的“正的外部性”。除了私有企业的短期利润外，我们能从市场那里得到的其他信号不多。如果不加干预地任由市场自由发展，就不能充分调动企业对生产力升级换代的积极性。这就是为什么哈佛商学院的创新专家乔希·勒纳（Josh Lerner）说：“有些地区集中了大量的企业家，他们站在创业活动的最前沿，这些都是政府积极主动干预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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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进行国内社会投资的国家才能受益于全球化。这些社会投资又要求对本国企业给予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比如保护性关税、补贴、降低本国货币价值等政府协助，这样它们才能在坚持开放的同时，从开发新业务线中获得更高的回报。如果世界没给你的工人创造高产能的职位，你只能自己创造了。深度一体化的支持者忽略了这一必要性。要对现有经济进行改革，使之能够多元化发展，我们需要工业政策的支持和指导；如果我们借自由贸易之名来限制这些政策的实施范围，我们就削弱了全球化的正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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