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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米德很悲观，但是他没有放弃。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利用劳动力密集的轻工业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他政策的核心是限制加薪，以免妨碍这些行业在毛里求斯设厂的积极性。另外一个核心是政府要努力促进新行业诞生。这个岛国上本来没有什么工业，他们要从头开始，这就需要政府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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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建议成立一个工业发展局，这个新机构要通过和私人企业界共同协商，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给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企业减免税收，及提供其他的经济激励。他主张成立有良好基础设施的工业园，供工厂和小作坊低成本租用。米德认识到毛里求斯能够通过向全世界出口来克服国内市场太小的不足，就像东亚老虎们开始时那样。但是他认为，“萌芽状态”的工业在能够独立竞争之前需要小心栽培。他建议用适度的高关税来保护新兴工业，使它们不受外国进口商品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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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知道，只有经济多元化，新工业不断成长，毛里求斯才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个岛国的经济不是注定要依赖一个单一作物，它可以进入制造业，解除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为未来发展打好基础。他也知道，这样的转变不是自动发生的，需要政府的协助。市场力量和促进新工业发展的政府政策是互补的。工业政策是整个发展规划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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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虽然没有开门大吉，最后却成为非洲少数几个成功案例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纺织品和服装代替了蔗糖成了这个岛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充满活力的民主政治体系缓解了即将爆发的民族矛盾。人口爆炸的噩梦没有出现。高速经济发展不但创造了就业机会，还降低了人口出生率。2000年，这个岛国的人口还是只有120万，离米德预测的300万差远了。这个国家成了一个中等收入国，收入水平和东南欧的国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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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米德的建议没有被完全采纳，但是他设计的策略功不可没。最为明显的是，毛里求斯政府发现很难限制工资，因此他们通过慷慨的社会福利计划和全国性的工资谈判来求得社会安定。此外，工资谈判还提高了工会的影响力。米德提倡发展工业的建议成了未来10年的国家政策。在贸易保护和政府经济激励下，到20世纪60年代，一大群面向国内市场的轻工业生产商诞生了。从1970年开始，政府鼓励企业出口，主要是服装出口，政府推行的出口加工区计划与税收优惠，原材料进口免税，松懈的劳工法等措施相结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20世纪80年代的货币贬值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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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国内市场和面向国外市场的两大工业阵营共存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出口加工区蓬勃发展，出口飞速增长，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毛里求斯还是世界上保护最森严的经济体之一。受保护行业的表现没有出口加工区的好，但是，在米德预料之内的是，它成了为现代工业培养企业家不可缺少的摇篮。推动出口加工区不断发展的不仅是外国投资者，本国资本和企业家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其他国家相似的特区相比，毛里求斯的独特之处在于本国投资者和企业家的参与率很高。这也是它比模仿它的其他国家成功得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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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毛里求斯经济开放，制造业基础雄厚，但是它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实施多元化的挑战。国内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来自国际市场上低成本生产国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强，成衣业不能再推动经济向前发展了。我们需要一个新策略来刺激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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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现代版的詹姆斯·米德会出什么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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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掌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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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德发表他的报告后几十年，经济学家对发展政策的看法发生了奇怪的转变。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大多数研究不发达国家（那时候的名称是这样的）的经济学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萌芽状态的工业需要保护，政府能够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当时对市场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存在着很多，甚至是过度的怀疑。当时最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比如说威廉·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和阿尔伯特·赫斯曼（Albert Hirschman）都为此进行过辩论。但是，如果说自由贸易和缩小政府规模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佳办法，他们中恐怕没有一个人会同意。我们都看到了19世纪发生的两极分化，这里的教训是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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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北美的经济发展专家和他们的追随者完全改变了立场。政府的角色从经济发展奠基人变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绊脚石。国际分工也由威胁变成了救世主。在20世纪90年代，正如我们在第7章看到的，对资本自由流动的狂热支持又加入了这个队伍。这些言论赋予了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发展机构新的使命，改变了它们给各国的政策建议。这套修正主义言论最先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名发表的。在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创造了这个词，这个词原本用于描述当时拉丁美洲国家正在进行的改革中共有的一些因素。威廉姆森最先列举了10项不同的改革，改革重点在于撤销监管、贸易和金融开放、避免货币估价过高还有财政自律。随着时间的推移，《华盛顿共识》变得越来越教条主义，成了超级开放派的口号。威廉姆森对金融全球化一直持怀疑态度，但让他恼火的是开放资本市场很快也成了这套言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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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没有什么人还记得威廉姆森具体提了那些建议，但是每个人都知道3个词概括了《华盛顿共识》的精髓：稳定、开放、私有化。威廉姆森是一个温和派的经济学家，大家却认为他是“新开放主义教条”的创始人而对他诸多批评。20世纪90年代，我在发展中国家旅行时发现当地的决策官员，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决策官员，带着一种狂热的态度来接受这些教条，把它们当做拯救经济的唯一手段，这种情况使我感触良多。东亚人对于价格的推动力和世界市场怀着一种务实的敬意，在这里这种敬意变成了一种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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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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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备受追捧是因为它的道理很简单：全球化的力量会将发展中国家从贫困中解放出来。但是这套理论的追随者没有推广中国和其他国家为发展本土工业采用的兼容、务实策略，他们只强调全球经济开放的重要性。他们的论点是，贫困国家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国内市场狭小，政府限制贸易的措施让市场没有效率。他们的观点是，让这些国家向国际贸易和投资敞开大门，贸易的水涨了，这些船也高了，它们也就脱离贫困了。现在我们说的不止是相对不起眼的提高效率，虽然一般理论都认为这是贸易带来的主要效益，我们说的是快速向富裕国家的生活水平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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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在哈佛任职的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他的合著者安德鲁·华纳（Andrew Warner）发表的一篇文章标志着这个神化运动的开始。这篇文章很长，叙述也很详尽，它记载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的细节以及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但是，文章的中心是一个结果出人意料之外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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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和华纳将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开放国际贸易的国家，另一组则是闭关自守的国家。他们的主要发现是，从长期来看，前一组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以人均收入来衡量）比后一组国家要高2.45%。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这意味着一个年增长率为2%的发展中国家，只要开放国际贸易就可以把增长率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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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让人吃惊的是，这个萨克斯-华纳研究说明了不管你的国内政策有多糟糕，其他方面的不利因素有多大，你都可以获得这些成效。一个很差劲的政府，工人都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关系。你可能极度贫困，没有什么工业，这都无关紧要。只要降低贸易壁垒，经济就会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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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这些结果的关键在于萨克斯和华纳是如何划分“开放的国家”和“闭关的国家”。比如说，他们将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毛里求斯等高速发展的国家归入开放国家，虽然这些国家将进口壁垒保留到20世纪80年代，只是在工业得到长足发展后才将壁垒降低。萨克斯的观点稍有不同，他更加强调促进制造业出口的重要性，而不是单纯提倡开放贸易。但是这篇分析的重点不在此。这篇文章给技术官员和决策者传达的观点非常明确：如果你想追上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最有效的方法是降低你的进口关税及放松其他贸易限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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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完全变了，你很难理解为什么上一代的经济学家对贸易持这样的怀疑态度，对政府干预如此欢迎。《华盛顿共识》创始人之一的安妮·克鲁格（Anne Krueger）为了庆祝共识的诞生写了一篇文章，文中她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相对优势的原则为何被如此漫不经心地抛弃了？她写道：“现在看来，那时候那么多经济学家都大大违背了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真是不可思议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任何一个有声望的西方经济学家做梦都不会想出像米德提出的那样的方案，如果真的有人提出了这么一个方案，大家都会认为他是一个保护主义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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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华纳研究以及世界银行进行的很多研究，为推动发展的机构以及技术官员提供了强大的武器，让他们打赢了改变经济发展政策这一仗。发展中国家决策者对全球化的推动已经达到痴迷的地步，他们的理论更是火上浇油。这个新共识将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当做判断国内经济和社会政策是否适当、充分的唯一标准——这可真是追求超级全球化带来的畸形现象。要对付国内任何弊病，不管是罪案、腐败、基础设施不足还是技术水平低下的最佳理由是它妨碍了世界经济一体化。只要一提到“外国投资者的看法”，或者是“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决策者的耳朵马上就竖起来。对全球化的追求代替了经济发展策略，成为了一个目标而不再是一个可供利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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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也有一些怀疑的声音，但是很少有人有兴趣阻拦这股真实世界里的全球化狂潮。很多经济学家在私下说那些将经济发展的功劳都算到全球化身上的研究不可靠。但是，他们也不想别人认为他们支持保护主义。修正主义者们可能大大夸大了贸易开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的经济发展策略都是围着贸易政策和贸易协议转，对贸易过分重视了，但是这又有什么大不了呢？只要是开放贸易的政策就一定是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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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在一群学术经济学家面前发表了对萨克斯和华纳的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研究的批评演讲，得到的反应就很有代表性。一个很权威的经济学家打断了我的发言，问道：“你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我被他问倒了。经济学家以好辩著称，以前也有人对我的研究方法和证据提出疑问，但是这样的怀疑态度我还是头一次碰到。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的引擎，这个观点已经变得神圣而不可置疑，任何人只要重新审核一下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就是怀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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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见的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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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原教旨主义吸引了那么多人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证据从表面上看证实了它的观点。韩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在世界市场的迅速崛起埋葬了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贫困国家的新兴工业对贸易刺激反应不佳，它们的力量还很薄弱，不能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米德对毛里求斯的出口前景一度过分悲观，但是修正主义者的看法却更为离谱。他们把东亚经验理解成市场战胜了政府，自由贸易战胜了贸易管制取得的胜利。他们对比比皆是的政府干预视而不见，或是用各种手段使它们的作用互相抵消，使得出来的结果看起来好像是任由市场自我发展就会得出来的。[2]修正主义者最后一招是，东亚国家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可能发展更快。读了第7章提到的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后，我们都知道这个观点很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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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家没有实施那么多对外开放政策，修正主义者对这些国家的经历也做了错误的判断，它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与东亚国家和毛里求斯不同，这些国家没有努力推动他们的企业出口，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国内市场。他们将严格的贸易管制保留到20世纪80年代。这就是“进口替代工业化”（ISI）策略，是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以印度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以来采用的主要模式。它的名字就告诉我们，这个策略的重点在于用本国产品代替以前的进口产品，刚开始取代的是简单消费品，慢慢的，先进的工业器械也会被取代。要达到目的，需要一系列的政府干预，比如说进口保护、信贷补贴、税收优惠和政府投资等。这个策略不强调国内企业要出口，要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也可能是不相信国内企业有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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