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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不许进行出口补贴，不能偏向本国企业，如果中国那时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的话，它的很多政策与该组织的规定是有冲突的。中国在实施贸易、工业政策的过程中，没有受到这些外部条文的束缚，能够自由推动工业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那时它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很多行业不再需要保护和培养。为了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准备，中国关税从20世纪90年代的高位（大概40%左右）大幅下降到2001年的个位数水平。很多工业政策也被逐步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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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仍不愿意让国际市场的力量来决定它的工业的命运。它越来越多地使用极具竞争力的汇率来对它的工业进行实质性的补贴。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干预，阻止热钱流入，中国政府控制了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升值本来就应该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自然结果）。近年来，人民币大概被低估了25%，可以说这意味着中国给了出口企业以及和进口商品竞争的国内企业同等数量的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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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市场，同时调动私有企业积极性，也迎合了国内经济现实。中国在全球化这个游戏中，选择的游戏规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20世纪90年代后深度一体化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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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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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生产的产品决定了你的命运，这是哪个国家都逃不过的。只生产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你就永远停留在世界经济的边缘。你将完全受制于国际市场价格的上下浮动，饱受国内一小撮精英的统治之苦。如果你能强行打入制造业和其他现代交易品行业，你才有可能向世界上的富裕国家靠拢。你会增强抵抗世界市场波动的能力，一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会要求一个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上层建筑，这比符合少数精英统治需要的专制政权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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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让很多国家更容易掉进只生产大宗商品的圈套，这就使得很多国家进退两难。如果你愿意的话，国际分工让你可以只生产大宗商品，不生产别的产品。你可以从富裕国家进口那些产品。同时，全球化大大提高了多元化策略的回报，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经历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一个政府下定决心要走多元化的道路，而且有能力调动私有企业的积极性，那么，它能激发的增长速度，是没有全球化时想都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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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讲，完善的市场，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应该在没有政府推动的情况下帮助大宗商品生产国踏上新产业的台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只要能够保证市场运作良好，这个转变不需要外界的推动，就会自然发生。但是，实际运作过程中，会发生很多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自然禀赋不是很好，那么学习新技术，在新产品上投资将是一个有很多内在阻力的艰难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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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还要求我们的社会能够容纳工业化带来的重大经济影响，包括外国技术如何与当地条件相互适应；工人如何获得需要的技能；如何协调不同地区的投资，使它们之间产生互补作用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得到的社会效益远远大于相关私有企业得到的利润，我们获得了经济学家所说的“正的外部性”。除了私有企业的短期利润外，我们能从市场那里得到的其他信号不多。如果不加干预地任由市场自由发展，就不能充分调动企业对生产力升级换代的积极性。这就是为什么哈佛商学院的创新专家乔希·勒纳（Josh Lerner）说：“有些地区集中了大量的企业家，他们站在创业活动的最前沿，这些都是政府积极主动干预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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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进行国内社会投资的国家才能受益于全球化。这些社会投资又要求对本国企业给予一定程度上的支持，比如保护性关税、补贴、降低本国货币价值等政府协助，这样它们才能在坚持开放的同时，从开发新业务线中获得更高的回报。如果世界没给你的工人创造高产能的职位，你只能自己创造了。深度一体化的支持者忽略了这一必要性。要对现有经济进行改革，使之能够多元化发展，我们需要工业政策的支持和指导；如果我们借自由贸易之名来限制这些政策的实施范围，我们就削弱了全球化的正面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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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最典型的悖论了，要获得全球化的效益，我们要提高而不是降低国际交易成本。这个悖论不但是真实的，还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一个复杂的世界需要狐狸型的政策，这里存在的矛盾比给窗户安纱窗时看到的矛盾多多了。在一个完美的世界里，蚊子是不存在的，自然就不需要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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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国家沿着东亚国家的成功之路前进？要模仿这些策略为什么这么困难？为什么非洲和其他地区的很多国家都继续深陷在贫困中，不能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转型？很多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发展其实是兴趣索然。这些政府不可能释放经济发展的爆破力，因为这些力量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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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没有给我们全部的答案。世界有很多地方令我们失望，经济学家对此负有一定的责任。经济学家负责对经济发展的成功和失败进行诠释、说明，世界很多地方又根据他们的言论指导来制定政策。经济学家对这些言论有完全的决定权，他们决定哪些可以保留，以什么方式传播。但就像我们在下一章要看到的，他们的判断并不是永远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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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些数字用的是1994年的美元价值。这些数字是这样得来的。中等“贫困国家”的人均收入的中间值是868美元，其中富人的收入是前35%的前10%。这样贫困国家里富人的平均收入就是10×868×0.35=$3039。富裕国家人均收入的中间值为34767美元，其中穷人的收入是后2.7%的后10%。因此，富裕国家中穷人的平均收入为10×34767×0.027=$9387。——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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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这里指的是人均工业制造品产量。——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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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8章 眼见并非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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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瓶颈在哪里，问题的重要性如何，只要沿着这样的思路来思考，一个更有效的发展策略离我们就不远了，因为这个策略是建立在狐狸式的现实主义之上的。这就像你有一辆开不动的老爷车，你给它一副新的挡泥板，新的车头灯，一层新油漆，还有一个更强劲的引擎，这辆车是好看多了，但是能不能跑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儿。也许，这时候我们常常需要回归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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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国际经济研究获得诺贝尔奖的剑桥大学老师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在1960年3月带领一小组经济学家来到英国殖民地毛里求斯（Mauritius）。这个岛国正在为它将在1968年宣布的独立做准备。这个国家独立后，就得不到伦敦的支持，英国人为它的前景担忧。这个岛国的英国总督邀请左派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崇拜者米德来考察当地经济，就它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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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是一个现实而有常识的经济学家，他最后提出的建议也反映了他的务实主义。但是，在他的毛里求斯之行30年后，发展经济学已经面目全非，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至上的观点占了主导地位。米德和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的中心论点是，要进行的改革要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来推动经济结构的彻底转变，但30年后，这些观点全都靠边站了。直到最近，这些旧观点才重新获得重视，成了指导发展策略的方针之一。这一章要讲述的是这些旧观点失而复得的奇特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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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毛里求斯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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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求斯是位于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以东560英里的一个非洲岛国。岛上住着的主要是非洲人（克里奥尔人，Creoles）、印度人（印度裔毛里求斯人）、法国人（法裔毛里求斯人）和中国人（华裔毛里求斯人）的后代，各种民族、语言和宗教汇集在一起，让人眼花缭乱。米德去的时候，这个国家非常穷。经济完全依靠蔗糖生产，这个行业雇用了超过全国1/3的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是这个国家唯一的出口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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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峻的是，这个国家还面临着人口爆炸的威胁。在殖民时代的公共卫生政策指导下，疟疾被消除了，人口增长率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每年1.5%飙升到米德访问时的3%。据估计，到20世纪末，这个岛国的人口将由60万增加到300万。米德当时写道：“这个前景不堪设想，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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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长的人口会对有限的耕地造成沉重的压力，降低居民生活水平。蔗糖还有其他农产品的生产过程永远也吸收不完越来越多的劳动力。移民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内投资又受到国内储蓄过低的限制。岛国上的民族、社会分化使得这些难题根本就无法解决。米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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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里求斯现有的态度，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情形会发生在现实生活里：一个有生意头脑的人（这个人可能是中国人）管理一家由一个富人（这个人可能是印度人）出资建立的公司，公司生产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工程师（这个人可能是欧洲后裔）设计出来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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