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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2年年初，约翰·威廉姆森就承认《华盛顿共识》的品牌已经受损。对它有异议的不仅是意识形态和它相对立的左派政党，更重要的是，多数批评是因为它的经济记录令人失望。萨克斯和华纳在他们1995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经常有人担心一个国家对外开放了，经济却没有发展，我们还没找一个个案能够证明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如果在文章发表时，他们还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们后来得到的证据有力地驳斥了这个说法。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都有国家放弃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采纳了《华盛顿共识》的建议，结果是其中大部分国家的增长速度要低得多。根据现在的标准来判断，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误入歧途了，以上的结果使《华盛顿共识》蒙羞。很难用修正主义理论来解释这些令人失望的结果。杰弗里·萨克斯很快就不再假装只要开放贸易就可以带来高速增长，而且贸易开放可能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他在非洲访问、考察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的研究重心越发转移到限制经济发展的国内因素：教育跟不上、卫生条件差、农业生产能力低劣、公共设施投资不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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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让经济学家进退两难。只是否定共识里某些特定的改革，也不是特别好的选择。贸易开放、撤销监管、私有化以及其他改革还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些改革起码让贫困国家的政策跟发达国家的看起来一样了。对这些改革进行公开否定意味着经济学家不得不放弃他们最根本的原则。《华盛顿共识》的问题不是出在这些改革身上，一定要在别的地方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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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华盛顿共识》恢复名誉，经济学家们扩大了它原有的范围，加入了很多别的改革。《华盛顿共识》没什么问题，只是想得不够大，不够远。新台词是这样的：这些失败表明，为了取得共识那个广告上吹嘘的效果，我们要对上层建筑进行更为深入的改革。实际进行的改革参差不齐，很多没有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报告对这种现象很不满：“前期成本低的项目进步大些，比如说私有化；能够带来长远利益的项目，比如说加强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上层建筑，改善司法审讯制度等，进步就不大。”安妮·克鲁格在2004年发表了题为《出发点很好，行动少少，结局草草》（Meant Well, Tried Little, Failed Much）的演讲，题目本身就是大家对共识的结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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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只是大幅降低关税和铲除贸易壁垒还不够，贸易开放政策还要建立在大范围的公共管理改革基础上，劳动力市场要有“灵活性”，还要有国际贸易协议。要达到宏观经济稳定，我们要进行财政制度改革，央行要独立，政治要开明。产权的治理和法律制度也要进行全面改革。现在，我们只有具备了一大堆的监管、监督和宏观先决条件，资本才能自由流动。决策官员们收到一张必须进行的改革清单，发达国家用了几十年才完成了上面列举的上层建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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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和先前比较简单的指令区别开来，新一轮的改革叫做“第二代改革”。这些改革最后演变成治理改革这个大标题底下一系列漫无边际、旷日费时的待办事项。这些没有期限的待办事项对发展中国家的决策官员毫无帮助。告诉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贫困国家，说他们应该将目标定在像美国和瑞典那样的社会上层建筑上，就好像是告诉他们只有变成发达国家才能发展。这样的政策建议没有什么用，但如果出了岔子，却是很好的掩护。一个贸易改革支持者是这么说的：“只有贸易开放当然不足以推动经济发展，我们还需要宏观经济和政治稳定以及其他政策。”最后，他们总是可以怪接受建议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把事情办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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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银行和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集中精力扩大、提升《华盛顿共识》的内容的同时，围绕着联合国进行的工作却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在杰弗里·萨克斯带领下的联合国千禧年工程（The U.N. Millennium Project）明确拒绝接受《华盛顿共识》，他们主张由外援提供资金，在非洲进行大规模的医疗卫生和基本设施投资。在2000年，世界各国通过了《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The U.N.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该文件设定了在2015年前要达到的具体目标：要将极端贫困的人口减半（极端贫困的定义是每天收入少于1美元），阻止艾滋病扩散，提供全民初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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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些要进行多方面改革的整体观不同的是，有些人想找到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次刺猬型经济学家的灵丹妙药不能再是贸易了，必须是别的东西。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跟以前还是很相似的：“贫困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缺乏X，把X给他们，我们就在世界上消灭了贫困。”秘鲁经济学家、活动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认为，X就是正式的财产所以权。他认为，如果我们能把房子和土地所有权的凭证给穷人，我们就把他们变成了企业家、成功的资本家。孟加拉经济学家、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X是贷款。他认为，给每个企业家一笔小贷款（微型贷款），一股源自基层的经济发展动力就会破土而出。在世界各地，这两个主张都引起很大反响，使很多人行动起来，投入这个运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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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两个主张很不一样，但是它们都认定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患的都是一样的病，治疗方法也大致相同。我们非常了解这些治疗方法，我们要掀起一场在全世界根除贫困的运动高潮，但是这场大胆的运动很可能是非常昂贵而且旷日费时的。以上观点可能与现实并不相符。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推动经济发展的努力多以失败收场。如果我们不那么自信，我们就会承认我们对在什么情况下那些措施会管用，为什么管用，真是了解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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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职世界银行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不但强烈反对外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尤为极端。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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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将在学术界的象牙塔或者是华盛顿权力机构的走廊里凭空想象出来的雄伟计划运用到发展中国家，至上而下地强迫经济发展是徒劳无功的。除了如何避免严重错误，发展专家的建议对决策者来说几乎毫无帮助。我们能做的只是叫过分自信的政府不要干扰由基层发起的经济活动，不要妨碍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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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全球化既可以使你完全依赖于大宗商品出口，又可以让你通过工业化获得经济高速发展。要经济发展完全自发、自然地发生，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伊斯特利的意思是我们不如知难而退，不要再抱有希望。值得庆幸的是，在灵丹妙药和绝望之间还有一条折中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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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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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访问一个拉美国家途中，一个很自豪的经济部长告诉我，他的政府已经完成了全部的第二代改革，开始了“第三代改革”。他们已经开放了贸易，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国营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消除了宏观经济的不平衡。税收制度、银行监管法规、社会保险制度、财政和司法制度都根据“最佳标准”进行了改革。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也很具“灵活性”，也就是没有什么监管。可是，经济几乎没有增长。怎么回事？是不是还有些改革没做到？还是这样一个发展策略根本就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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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遇到的困难集中体现了清单式改革的缺点。这个清单凭空假设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又同等重要。这个现成的药方并没针对哪个国家在哪些方面的最严重问题。这种做法危害最小的结果是政府官员为了进行一整套的改革分散了力量。糟的话，我们可能事与愿违，有些出发点虽然是很好的改革，却激化了经济其他方面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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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只要沿着问题的瓶颈在哪里，问题的重要性如何这样的思路来思考，一个更有效的发展策略就离我们不远了，因为这个策略是建立在狐狸式的现实主义之上的。你有一辆开不动的老爷车，你给它一副新的挡泥板，一个新的车头灯，一层新油漆，还有一个更强的引擎，这辆车是好看多了，但是能不能跑起来还是另外一回事儿。先找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可能要管用得多。如果是轮胎坏了，就换轮胎，这不就开起来了。如果是点火系统坏了，就修点火系统。最后，这辆车可能真的需要新的车头灯，一层新油漆，可能还要新引擎。如果你没有听从那个没有检查过这辆车的修理工的建议，马上更换他列出来的一大堆零部件，而是发现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就解决那个问题，效果可能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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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策略也是异曲同工。贫困国家有很多不足之处，要使经济快速增长一段时间，我们不需要马上解决所有的问题。诀窍是要找到对企业家投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制约最大的因素，因为这些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最紧迫的问题可能是资金短缺；可能是政府行为（比如说高税收和腐败行为）降低了私营企业利润；可能是高通胀或者政府债台高筑，增加了投资风险；也可能是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工业给社会带来很多附加效益，企业家认为自己没有获得投资的全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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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每一个问题，还有其他数不清的问题，都需要一个专门为它设计的解决方法。比如说，主要的制约因素是，贸易限制截断了必需的进口原材料和技术，很明显，开放贸易就应该首当其冲。如果问题在于财政赤字高企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即使是没有贸易开放和大规模的上层建筑改革，一个常规的稳定方案（包含了政府削价开支，提高税收）也能给经济发展带来非常神奇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关税还可能使财政赤字雪上加霜。同样，如果企业家因为学习或其他外部效应的限制造成激励不足，那么私营部门就需要一些激励措施。在上一个例子中，如果我们开放贸易就会进一步降低行业利润，使问题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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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说明了，有些政策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但是到了条件稍差的发展中国家，却变得非常有害，自由流动的国际资本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假设不会出现金融危机，如果阻碍国内投资最根本原因是信贷不足，那大量的资本流入其实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但是，如果限制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利润太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大量资金流入只能使情况更糟。它使得资本泛滥，使投资能得到的回报率更低，降低了本国工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提高国际金融的交易成本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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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某个限制性因素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一些可能更符合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情。如果你想要使经济更加开放，你可以通过出口补贴（韩国），出口加工区（毛里求斯），经济特区（中国），自由贸易（中国香港）等方式。要推动本国工业发展，可以通过信贷补贴（韩国），税收优惠（中国台湾）、贸易保护（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等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引进和改写外国法律条文来增强财权（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或者独创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法律（中国和越南）。各国或各地区需要有对另类的、非正统的安排进行试验的空间。这就好像你是给坏了的轮胎换个新的，还是随便补一下，要看你车尾箱有没有备用胎，或者是附近有没有修车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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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高速增长从困着它的笼子里解放出来，政府并不需要做很多事情，只要将最具局限性的因素排除就可以了。印度近年来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关于印度的经济奇迹有一个错误说法，就是将印度经济腾飞归功于1991年开始的经济开放。其实，印度经济增长不断加速10年前就开始了。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进行的试探性改革的规模都不大，目的主要是改正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对商业的敌对态度。私营企业主导的人民党在1977年的大选中打败了国会党，为了对抗人民党的政治威胁，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领导的国会党开始争取私营企业界和工业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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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的转变以及中央政府随之而做的小调整，比如说削减某些商业税，放松某些进口物资的管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强的推动力。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不到2%（以人均收入来衡量）翻了一番，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将近4%。但是阻拦印度前进的那套障碍物几乎都还在那儿：官僚机构效率还是那么低下，手续还是那么烦琐，贸易壁垒还是那么高，基础设施还是那么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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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的现状和潜力相比有很大差距时，只要一点点东西就能引发它的经济增长爆破力，印度就属于这种情况。私营企业界在饱受压制的几十年里积累了一些很强的优势，当它的潜力被释放出来后，以前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进行的投资有了回报。印度最终也将经济对外开放了（但是做法与拉丁美洲有区别），但是它的开放是很谨慎的、逐步的，而且是在经济发展速度增长十年后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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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限制经济增长的障碍被消除了，新的障碍又会出现。面对新的障碍物，我们还是要选择性地解决问题。我们需要灵活的政策，而且愿意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我们的政策。能够持续发展的国家是那些能够坚持不懈地应用这套策略的国家。中国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中国的领导层有策略、有次序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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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解决了农业问题，80年代专攻工业，90年代转战对外贸易，现在正在打金融业之战。中国也没有完全具备现代市场经济所需的上层建筑，但他们还是将一个贫困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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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家想效仿毛里求斯、韩国、印度、中国这些成功的榜样，但是全球化发展到现在，它的规定使得这些国家很难被模仿，这真是既讽刺又悲哀。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惯例以及西方政策顾问的建议集中起来造成的后果是，各国设计和实施国家政策的空间缩小了，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传播全球化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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