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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两个主张很不一样，但是它们都认定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患的都是一样的病，治疗方法也大致相同。我们非常了解这些治疗方法，我们要掀起一场在全世界根除贫困的运动高潮，但是这场大胆的运动很可能是非常昂贵而且旷日费时的。以上观点可能与现实并不相符。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推动经济发展的努力多以失败收场。如果我们不那么自信，我们就会承认我们对在什么情况下那些措施会管用，为什么管用，真是了解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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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职世界银行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不但强烈反对外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尤为极端。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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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将在学术界的象牙塔或者是华盛顿权力机构的走廊里凭空想象出来的雄伟计划运用到发展中国家，至上而下地强迫经济发展是徒劳无功的。除了如何避免严重错误，发展专家的建议对决策者来说几乎毫无帮助。我们能做的只是叫过分自信的政府不要干扰由基层发起的经济活动，不要妨碍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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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全球化既可以使你完全依赖于大宗商品出口，又可以让你通过工业化获得经济高速发展。要经济发展完全自发、自然地发生，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伊斯特利的意思是我们不如知难而退，不要再抱有希望。值得庆幸的是，在灵丹妙药和绝望之间还有一条折中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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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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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访问一个拉美国家途中，一个很自豪的经济部长告诉我，他的政府已经完成了全部的第二代改革，开始了“第三代改革”。他们已经开放了贸易，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国营企业进行了私有化，消除了宏观经济的不平衡。税收制度、银行监管法规、社会保险制度、财政和司法制度都根据“最佳标准”进行了改革。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也很具“灵活性”，也就是没有什么监管。可是，经济几乎没有增长。怎么回事？是不是还有些改革没做到？还是这样一个发展策略根本就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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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国家遇到的困难集中体现了清单式改革的缺点。这个清单凭空假设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同样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又同等重要。这个现成的药方并没针对哪个国家在哪些方面的最严重问题。这种做法危害最小的结果是政府官员为了进行一整套的改革分散了力量。糟的话，我们可能事与愿违，有些出发点虽然是很好的改革，却激化了经济其他方面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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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只要沿着问题的瓶颈在哪里，问题的重要性如何这样的思路来思考，一个更有效的发展策略就离我们不远了，因为这个策略是建立在狐狸式的现实主义之上的。你有一辆开不动的老爷车，你给它一副新的挡泥板，一个新的车头灯，一层新油漆，还有一个更强的引擎，这辆车是好看多了，但是能不能跑起来还是另外一回事儿。先找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可能要管用得多。如果是轮胎坏了，就换轮胎，这不就开起来了。如果是点火系统坏了，就修点火系统。最后，这辆车可能真的需要新的车头灯，一层新油漆，可能还要新引擎。如果你没有听从那个没有检查过这辆车的修理工的建议，马上更换他列出来的一大堆零部件，而是发现哪个地方出问题了，就解决那个问题，效果可能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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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策略也是异曲同工。贫困国家有很多不足之处，要使经济快速增长一段时间，我们不需要马上解决所有的问题。诀窍是要找到对企业家投资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制约最大的因素，因为这些投资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最紧迫的问题可能是资金短缺；可能是政府行为（比如说高税收和腐败行为）降低了私营企业利润；可能是高通胀或者政府债台高筑，增加了投资风险；也可能是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工业给社会带来很多附加效益，企业家认为自己没有获得投资的全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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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每一个问题，还有其他数不清的问题，都需要一个专门为它设计的解决方法。比如说，主要的制约因素是，贸易限制截断了必需的进口原材料和技术，很明显，开放贸易就应该首当其冲。如果问题在于财政赤字高企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即使是没有贸易开放和大规模的上层建筑改革，一个常规的稳定方案（包含了政府削价开支，提高税收）也能给经济发展带来非常神奇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关税还可能使财政赤字雪上加霜。同样，如果企业家因为学习或其他外部效应的限制造成激励不足，那么私营部门就需要一些激励措施。在上一个例子中，如果我们开放贸易就会进一步降低行业利润，使问题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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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说明了，有些政策在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但是到了条件稍差的发展中国家，却变得非常有害，自由流动的国际资本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假设不会出现金融危机，如果阻碍国内投资最根本原因是信贷不足，那大量的资本流入其实是一件极好的事情。但是，如果限制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利润太低（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大量资金流入只能使情况更糟。它使得资本泛滥，使投资能得到的回报率更低，降低了本国工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提高国际金融的交易成本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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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某个限制性因素的方法有很多，其中一些可能更符合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情。如果你想要使经济更加开放，你可以通过出口补贴（韩国），出口加工区（毛里求斯），经济特区（中国），自由贸易（中国香港）等方式。要推动本国工业发展，可以通过信贷补贴（韩国），税收优惠（中国台湾）、贸易保护（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等方式。我们可以通过引进和改写外国法律条文来增强财权（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或者独创一套适合本国国情的法律（中国和越南）。各国或各地区需要有对另类的、非正统的安排进行试验的空间。这就好像你是给坏了的轮胎换个新的，还是随便补一下，要看你车尾箱有没有备用胎，或者是附近有没有修车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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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高速增长从困着它的笼子里解放出来，政府并不需要做很多事情，只要将最具局限性的因素排除就可以了。印度近年来奇迹般的经济发展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关于印度的经济奇迹有一个错误说法，就是将印度经济腾飞归功于1991年开始的经济开放。其实，印度经济增长不断加速10年前就开始了。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进行的试探性改革的规模都不大，目的主要是改正印度政府长期以来对商业的敌对态度。私营企业主导的人民党在1977年的大选中打败了国会党，为了对抗人民党的政治威胁，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领导的国会党开始争取私营企业界和工业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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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的转变以及中央政府随之而做的小调整，比如说削减某些商业税，放松某些进口物资的管制，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强的推动力。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不到2%（以人均收入来衡量）翻了一番，达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将近4%。但是阻拦印度前进的那套障碍物几乎都还在那儿：官僚机构效率还是那么低下，手续还是那么烦琐，贸易壁垒还是那么高，基础设施还是那么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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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的现状和潜力相比有很大差距时，只要一点点东西就能引发它的经济增长爆破力，印度就属于这种情况。私营企业界在饱受压制的几十年里积累了一些很强的优势，当它的潜力被释放出来后，以前在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进行的投资有了回报。印度最终也将经济对外开放了（但是做法与拉丁美洲有区别），但是它的开放是很谨慎的、逐步的，而且是在经济发展速度增长十年后才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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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限制经济增长的障碍被消除了，新的障碍又会出现。面对新的障碍物，我们还是要选择性地解决问题。我们需要灵活的政策，而且愿意随着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我们的政策。能够持续发展的国家是那些能够坚持不懈地应用这套策略的国家。中国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中国的领导层有策略、有次序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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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解决了农业问题，80年代专攻工业，90年代转战对外贸易，现在正在打金融业之战。中国也没有完全具备现代市场经济所需的上层建筑，但他们还是将一个贫困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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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国家想效仿毛里求斯、韩国、印度、中国这些成功的榜样，但是全球化发展到现在，它的规定使得这些国家很难被模仿，这真是既讽刺又悲哀。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惯例以及西方政策顾问的建议集中起来造成的后果是，各国设计和实施国家政策的空间缩小了，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传播全球化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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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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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的毛里求斯之行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我和我的一群同事应当时的南非财政部长特拉维尔·曼纽尔（Trevor Manuel）之邀，协助他们制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策略。曼纽尔原来是一个抵抗运动领导人，虽然他是自学的经济学，但他对经济学文献非常熟悉，他甚至可以将我最近的几篇论文的某些章节一字不差地背出来。他知道南非的表现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和它自己的潜力。2005年的南非和1960年的毛里求斯很不一样。南非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多元化，和世界市场高度融合，金融业也很发达。但是它们面临的主要挑战却是一样的：在哪里能找到足够的就业机会来安置大量过剩的低技能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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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民主过渡后，南非经历了政治、经济大变革。少数白人统治结束后，南非没有陷入一个可能将整个经济摧毁的平民主义泥潭，没有变成一个假民主国家，也没有把很多时间花在尖酸、刻毒的互相指责和无穷无尽的重新分配上。非洲国民大会党成功建立了一个稳定、和平、种族平衡的政治制度，它的公民享有高度民权和政治自由。按照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标准，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严明、审慎。在经济上，他们实现了贸易和资本流动开放。财政政策也很审慎，独立的央行集中精力控制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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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是公平的，那么政治这么清廉、经济政策这么公正的南非的经济应该是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全速前进。不幸的是，1994年以来，南非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年增长率不到2%，私人投资也不足，更严重的是失业率上升到了26%。把因为失去信心不再找工作的工人也算在内的话，失业率高达40%。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失业率之一。而且大家都能想到的，失业最多的是年轻、没有技术的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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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人数远高于薪酬合理的就业机会，求职人员队伍庞大是因为他们当中既有刚进入劳动市场的年轻人，也有从萎缩了的行业（比如说采矿业和农业）里淘汰下来的工人。劳动力需求增长缓慢，供应却快速上升，这种供求关系的错位意味着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让工资跌到最低水平，还是让失业率高企。南非政府选择了高失业率，同时建立了一个相对慷慨的公共经济援助计划，来提高贫穷和失业人员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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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创造薪酬优厚的职位，降低失业率的唯一方法是大幅扩充制造业的产能。农业和采矿业复苏无望，类似金融业（这个行业已经很有建树）的服务业大量雇用有技术的工人。为了鼓励企业家投资于制造业，南非政府必须提高制造业的利润率。最后的解决方案跟米德给毛里求斯设计的那个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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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世界和米德时代的大不一样了，南非在迎接这些挑战时要遵守的游戏规则也截然不同。中国的崛起使得低成本制造业的竞争变得极为残酷。南非已经大幅削减进口关税，它签订的国际条约让其很难大幅提高关税，甚至是不可能大幅提高关税。政府也对某些制造业进行补贴，比如说汽车制造业，但是这些补贴几乎都触犯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例。通过货币贬值来提高制造业出口商品的利润率也是一个办法，但是在央行独立、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个办法根本就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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