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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和同事们提出的政策方针有点像大杂烩。我们提倡财政政策进一步从紧，这样央行就可以降息，货币就可以贬值。我们建议，如果企业雇用了刚出校门的年轻人，雇主会因此获得短暂的补贴，减轻负担。我们提出了一套新的工业政策，我们认为这套政策更有效，更有利于市场运作，也不那么容易招来世界贸易组织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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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工业政策一般包括要特别推动其发展的行业以及推动的方式、方法，比如说保护性的关税、退税、科研开发补贴、信贷补贴和工业园等。我们的方法强调的是过程，重点在于给现有的政府机关重新定位，比如说将贸工部或工业发展局变成商业界和政府沟通的桥梁。沟通的目的在于寻找工业发展的瓶颈和机会，一旦发现了无法预知的问题和机会，我们的反应要迅速，要很快找到对症下药的政策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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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提议管用吗？我们无从得知。有些一定没什么用，有些要经过修改才变得真正有效。真正重要的是政府了解了国家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愿意为迎接挑战做出各种尝试。2009年，雅各布·祖马当选新总统，成立了新政府。金融风暴在全球肆虐，政府官员警告大家在这时候要注意工业发展开倒车，工业政策应该是南非抗击金融风暴的政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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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的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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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791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就强调工业无需政府支持，自然而然就会发展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发展的路上有很多障碍，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要和发展领先于我们的国家进行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工业是不会自发地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汉密尔顿也同样激烈地反对政府总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说法。政府干预是必然的，问题是如何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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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原教旨主义者完全忽略了汉密尔顿和其他无数经济学家的意见。他们毫不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只有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社会各方面的科学技术和上层建筑才能发展到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程度。全球化本身不能给一个社会带来这些能力，它只能让已经具备这些条件的国家更好地利用现有条件。这就是为什么成功地进行了全球化的国家，比如当代的东亚国家，在直接接受国际竞争的洗礼之前先加强了自身的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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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现在又认为工业政策，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是可以接受的，这就有力地说明了现在已经不是20世纪90年代那种激进的贸易原教旨主义一言堂的时候了。但是要宣布我们大获全胜，还为时过早。贸易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法规，其他多边组织的章程，以及很多技术官员和决策者的脑子里仍然根深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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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反映出我们缺乏另一套具有同样吸引力的理论。老一套的发展理论，虽然更接近狐狸型，没有采用刺猬型的思想方法，基本精神也还正确，但是却破旧不堪，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所以不是最好的。要给它注入新的活力，就需要我们在保持它的精髓的同时，重新调整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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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萨克斯和华纳在进口关税和配额方面称为“开放”的政策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是非常保护主义的。每个国家的保护主义痕迹都那么重，如果以进口关税和进口配额为标准来衡量，被归入“开放”一组的国家没几个。分类的真正标准是其他两个指标：外汇在黑市的溢价（这个指标主要用于衡量宏观经济不平衡）和国家垄断占出口的比例，关于这个指标的研究对象都集中在非洲。——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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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如说常用的做法是亚洲的出口补贴抵消了进口保护的作用，这样得出来的结果就会与自由贸易非常相似。同样地，东亚和其他地区的“价格扭曲”也没有进行直接比较。如果进行了比较，我们就可以一眼看到东亚国家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手脚。一个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做的研究成了修正主义者的权威著作，它计算了很多国家与地区的价格扭曲，这样才能对它们的贸易政策进行客观的比较。这些国家与地区包括开放经济的典型中国台湾，以内部发展为主导的墨西哥。如果我们认真研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台湾对制造业的干预比墨西哥还多。——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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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9章 和超级全球化说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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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限制国内民主，对全球经济不时带来的社会、经济冲击置之不理，只求降低国际贸易交易成本？选择限制全球化，希望在国内建立合法的民主制度？还是选择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的民主全球化？世界经济难求三全其美，一旦我们接受了有节制的全球化，我们其实可以向前再迈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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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1990年的经济情况糟得不能再糟了。从20世纪70年代起，这个国家就危机连绵。在超级通货膨胀和巨额债务的重压下，整个国家摇摇欲坠。与十年前相比，收入降低了25%，私人投资几乎完全停止。虽然说阿根廷物价一直都在涨，但当时的速度是史无前例的。在1990年3月，通货膨胀达到了20000%（按年率计算），全国上下乱作一团。在生活的重压下，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民失去了所有的乐趣，只能以黑色幽默来开脱。物价每分钟都在涨，他们自我安慰说：“现在打车比坐公车便宜了。打车是下车时才给钱，坐公车一上车就要给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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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上全球化的旗杆就可以拯救国家的经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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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明戈·卡瓦略（Domingo Cavallo）觉得他知道真正的问题是什么。长期以来，阿根廷政府总是随意改变游戏规则。政府权力太大的结果是大家对阿根廷决策者完全失去了信心。这体现在私人企业界停止了投资，大量抛售本国货币。为了恢复国内外投资者的信心，政府需要有一套明确的法律，而且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到底。尤其重要的是，要有严明的货币政策，政府不能随意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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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略是哈佛毕业的经济博士，他是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政府的外交部长。1991年2月，梅内姆让他主管经济，他终于有机会实施他的计划了。他的策略的关键是货币兑换法，该法规定阿根廷货币和美元的兑换率是1比索换1美元，禁止设置对外支付管制。货币兑换法实际上就是强迫阿根廷的央行按照金本位制运作。只有在美元流入阿根廷时，它才可以增加货币供应、降低利息。如果美元向外流，就要减少货币供应、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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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略还加快了私有化和撤销监管的速度，让阿根廷经济对外开放。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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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的规律以及和世界经济的深度一体化能够增强商界信心，因为这样政府就不能随意干预，特殊利益集团也不能随意篡改政策。政策实行了自动驾驶，投资者应该不再害怕游戏规则反复无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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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是拉丁美洲国家中贸易开放、税收改革、私有化和金融改革进行得最彻底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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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卡瓦略看到了全球化不但能将阿根廷经济拉上正轨，还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全球化不单提供了国家政策应有的行为准则，还是让经济政策重获民众信心的捷径。它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推动经济前进。信心恢复了，交易成本降低了，外国资本自然就会大量涌入阿根廷，国内投资高涨，经济就腾飞了。外国进口商品会迫使国内厂商提高生产效率，变得更具竞争力。和世界经济深度一体化把阿根廷的短期、长期困难一并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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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华盛顿共识》的极端化了。短期困难是真的解决了，但是长期困难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货币兑换法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除了超级通货膨胀，恢复了价格稳定。它让政府重拾自信，让民众恢复了信心，大量资本真的流入了阿根廷，它在短时间内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投资、出口和收入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就像我们在第6章里看到的，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变成了多边组织和全球化吹鼓手的典型，虽然货币兑换法这样的法律并不是《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卡瓦略在国际金融界广受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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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阿根廷独有的噩梦又回来了，而且这次来势更凶。世界经济多元发展为投资者突然改变对阿根廷的看法打下了基础。亚洲金融风暴对阿根廷打击沉重，因为它降低了国际基金经理对新兴市场的胃口，但是真正将阿根廷置于死地的是1999年年初巴西货币的贬值。这次贬值使得巴西货币对美元的价值跌了40%，让巴西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商品的美元价格大幅下降。因为巴西是阿根廷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巴西的成本优势让人觉得阿根廷比索绝对是估值过高了。大家开始怀疑阿根廷是否有能力偿还它的外债，没多久阿根廷的信用可靠性就滑到了一些非洲国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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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略和梅内姆的关系破裂了，他在1996年离开了公职。在梅内姆之后担任总统的费尔南多·德拉鲁阿为了增强民众信心，在2001年3月邀请卡瓦略回到政府任职。卡瓦略的新措施没有带来什么效果。一开始，他对贸易政策和货币制度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捣鼓，发现成效不大之后，他又被迫重走紧缩政策的老路，在失业率高达25%的时候削减财政开支。他在7月开展了“零赤字”运动，将政府工资和退休金削减13%。经济恐慌越演越烈。比索要贬值的恐惧感驱使国内存款人把钱从银行里提出来，这种情况又迫使政府限制现金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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