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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非常珍惜我们的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但是我们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贸易条约，把资本自由流动当成很自然的事情。这种前后不一的不稳定状态会带来灾难性的结局。20世纪90年代的阿根廷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是却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有些发展中国家管理不善，备受投机性资本流动的蹂躏，即使不住在这样的国家，我们还是几乎每天都能感受到这种对立情绪。全球化和国内社会制度的冲突是全球经济的核心特征。我们下面就借助几个例子来看一下全球化是如何妨碍国家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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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标准。每个发达国家对雇用都有详细的监管条例。这些条例规定了谁有权工作，最低工资是多少，最长工作时间是多少小时，工作环境要达到什么标准，雇主可以叫雇员做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雇员工等。它们保证员工有让组织工会代表其利益的权利，也规定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就工资和福利进行劳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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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很多条例根本讲不通。它们干涉了个人根据自己的选择签订合同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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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愿意在不安全的地方，接受低于最低工资的报酬，每周工作超过70小时，也同意雇主可以随意解雇你，为什么政府不可以让你接受这些雇用条件呢？和这个相似的情况是，如果你认为你14岁的女儿应该在工厂里做全职工作，政府怎么能告诉你不行呢？古典自由主义学说告诉我们个人最有能力判断什么是符合他们利益的，什么是符合他的家人利益的，双方在自愿、自由的情况下签订的合约对双方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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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这些学说支配了劳动力市场。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立法机构和法庭决定，对一个工人有利的情况，对由所有工人组成的一个整体来说，未必有利。没有监管条文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落实适当的工作条件，一个即将受雇的没有什么讨价还价能力的工人，就只能接受违反这些标准的工作条件。这个工人接受了这样的合同，就使得其他工人很难提出高一些的要求。所以，就算是某些工人会接受这样苛刻的合同，我们也要禁止雇主开出这样的条件。某些形式的竞争是不能接受的。你可能愿意接受低于最低工资的薪酬，每星期工作70个小时。但是，我的雇主不能因为你愿意接受如此恶劣的条件，就把我的职位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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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想一想国际贸易对这种情况有何影响。现在因为有了业务外包，我的雇主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可以做了。国内劳工法还是禁止他用你来取代我，他给我提供的条件也不能违反法律，但现在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了，他可以用一个印度尼西亚或者是危地马拉的工人来取代我，因为即使是条件比刚才说的还差，那里的工人也愿意干。在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做法不但合法，而且还是贸易效益的体现。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我是否能保住我的职位取决于和我竞争的人是哪个国家的公民。为什么国家法律只能禁止一个本国工人用违法的手段和我竞争，对外国工人就没有办法了呢？我们不让国内市场违反劳工法，为什么又允许国际市场做同样的事情呢？我们是否允许这些印度尼西亚和危地马拉工人作为外来劳工来到我们的国家，在他们家乡的工作条件下工作呢？即使是最支持自由贸易的人也反对这么做。他们会说，在一个国家应该只有一套劳工标准，不管工人持的是哪国护照，都应该遵守这套劳工标准。这样看来，外包业务又是否合法呢？这种做法和引进外来劳工，让他们在低于本国工人的条件下工作后果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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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问题有多严重呢？没有劳工代表说的那么严重，但是又比自由贸易派说的要严重。工资水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劳动生产率。世界各地工资水平有高有低，80%～90%的工资差别都是由生产率的高低决定的。这样看来，逐步削弱发达国家就业市场惯例的业务外包活动的潜力应该不大。雇主威胁说要把我的工作外包给一个只挣我一半工资的人，我不会觉得太害怕，因为他虽然只挣一半工资，但是他的劳动生产率也只有我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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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80%、90%，不是100%。指导劳动力市场运作的政治和社会上层建筑对工人的工资发挥的影响是独立的，和生产率发挥的强大作用没有关系。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制度、工会化的程度，还有工人能够行使的政治权利都对劳资双方的议价能力有影响，从而决定了企业创造的利润如何在他们之间分配。在不同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工资水平上下之差可以达到40%，还有可能更多。业务外包，或者说业务外包的潜在威胁，是在这里发挥作用的。把职位搬到工人享受不到这么多权利的地方，或是威胁要这么做，对雇主是有利的。在某些范围内，雇主可以利用这种情况，让本国工人在工资和雇用条件方面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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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这些难题真是不简单。雇主有权选择在哪里进行生产，这是我们一定要加以重视的竞争力问题。危地马拉和印度尼西亚工人的利益和本国工人的利益可能有冲突。外包确实给本国劳动力市场应有的规范造成很大的挑战，这个问题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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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赋的竞争。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应该反映这个国家的需要和偏好，但是企业和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迁移，就限制了国家这方面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因为资本是可以迁移的，这就给企业税率造成了下行压力，将资本应付的税赋负担转嫁到工人身上，因为他们的迁移不是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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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的逻辑显而易见，那些提倡降低企业税率的人也经常利用这一点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和巴拉克·奥巴马进行的选前辩论中，他将美国的35%的企业税和爱尔兰的11%相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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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一个企业家，你可以将企业放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很明显你会去企业税率为11%的地方，而不会去35%的地方。”麦凯恩引用的爱尔兰数据有误，爱尔兰的企业税率是12.5%，不是11%，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他接受了，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乐意地接受了全球化带来的局限。因为全球化，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降低企业税率，这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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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全球各地的企业税率都大幅下跌。除美国外，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企业税率从1981年的50%左右降到了2009年的30%。在同一段时间，美国资本的法定税率也从50%降到了39%。全球性的企业流动性越来越高，各国政府对这些企业的竞争，经济学家称之为国际税务竞争，推动了这种全球性的变化。麦凯恩和其他保守派官员利用全球化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使得政府在这里发挥的作用更是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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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经合组织国家税务政策的详细研究表明，如果其他国家企业的平均法定税率降低1%，企业原在国的税率一般也会降低0.7%。政府只有两个选择：直面本国企业迁移到税率较低的管辖区的风险，坚持立场不减税；或者是以牙还牙地减税。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只有废除了资本管制的国家才会发生国际税务竞争。在资本管制下，资本和利润要迁移出国的难度高些，资本税率面临的下行压力也就小一些。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管制不复存在应该是企业税率一路下降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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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让各国税务机关感到非常头疼，现在经合组织和欧盟各国已经采取措施来找出“有害的税务竞争”，恢复以前的税率。到目前为止，这些措施主要针对安道尔共和国和瓦努阿图共和国之类被誉为避税天堂的小国。在一个企业和资本都可以自由流动的世界，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保证每个国家的企业税务制度不受外界的影响和破坏。目前，这个挑战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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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安全标准。大多数人都同意每个国家应该有设立本国公共卫生和安全标准的自由。如果因为设计时的立意不同，或者是执行时有差异，使得各国的标准都不一样，又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来自标准不同国家的商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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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对这个问题的法律规定也在不断演变。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允许各国继续实施和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义务有抵触的公共卫生和安全条例。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一定不要过分歧视进口商品，也不要让人觉得这只是蒙上一层面纱的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组织的《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也同意各国有权采取措施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但是这些措施一定要符合国际标准或者是建立在“科学原理”的基础上。实际上，在这些方面产生的纠纷完全由日内瓦的几个法官来裁决，他们决定哪些措施是合理的，哪些措施是可行的。因为在国家主权和国际义务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在两者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些法官往往太过偏向国际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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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1990年，一个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专家小组判决泰国禁止进口外国香烟是违规的。这个禁令是泰国减少吸烟运动的一部分，但是本国香烟并没有被禁。泰国政府的理由是进口香烟更容易令人上瘾，而且，因为它们的广告效应，进口烟更能吸引年轻人和妇女。专家小组觉得这个理由不够充分。它认为泰国政府不一定要以牺牲贸易为代价来达到公共卫生目的，可以选择别的方法。限制广告，规定包装上一定要有某些标志，列出所含成分等措施都没有歧视进口香烟，通过这些措施，政府也可以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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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政府的禁令对贸易有影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专家小组这方面的判断绝对没错。但是，这样的决定证明这个专家小组怀疑泰国政府是否具备足够的判断力，来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措施是适当的、可行的。就像法律学家迈克尔·特里比尔科克（Michael Trebilcock）和罗伯特·豪斯说的，“要实施别的措施，政府的监管成本可能很高，要达到合规要求的成本可能也很高；另外一种可能是要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这些措施根本就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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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说到的牛肉荷尔蒙个案带来的问题也不容易解决。在这里，欧盟禁止出售使用生长激素生产出来的牛肉，这个禁令对各地产的牛肉一视同仁。进口的和本地的牛肉都不能使用生长激素。这种牛肉给健康带来的威胁令欧洲消费者担忧，在代表他们利益的团体的推动下，政府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很明显，保护主义在这里没有扮演任何角色。世界贸易组织的专家小组和受理上诉的机构还是判定他们违背了动植物检疫协定，没有满足“科学证据”的要求。到目前为止，生长激素对健康造成威胁的确凿证据确实不多。世界贸易组织并没有明文采纳欧盟现在应用的“防范措施条文”，该条文允许在科学证据不充分时，采取较为谨慎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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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措施条文不再要求确凿证据。现在的问题变成了“生长激素有负面作用的说法有没有合理的证据？”这样，决策者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负面影响不存在？”这些问题在很多科学领域内都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所以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在负面影响可能很大，而且不可逆转的情况下，这个预防措施条文应该适用。在这场输了的辩论中，欧盟的观点是科学不应该是制定政策时考虑的唯一因素，政治因素应该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它集中反映了整个社会的风险偏好。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官们也承认一个国家有权决定自己的风险标准，但是最后的裁决还是欧盟在引用“预防措施原理”时也没有满足“科学证据”的标准。动植物检疫协定规定在制定政策时，光是证明“决策者以科学为根据了”是不够的，处理科学证据的流程时还必须符合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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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决策体系复杂而巧妙，如果它还不能说服世界贸易组织，在决定标准方面它应该有一定的自由，在同一情况下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与富裕国家相比，贫困国家更会觉得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就是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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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本在于民主国家是否有权决定自己的游戏规则，即使事后证明这些规则并不高明。欧盟关于牛肉的规定并没有歧视进口商品（相似的个案还有2006年的生物科技案），正因如此，这些旨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条文带来的问题就更为严重。在后面的章节我会陈列各种理由来支持我的观点：国际法律条文应该能够有一些程序上的措施来保证一个国家内部的监管工作（比如说是否具有必要的透明度，是否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是否有科学根据等）按照民主的程序来进行。当国际法庭和国内法律判决有实质性的冲突时（牛肉案其实就是经济利益和不明确的健康风险的冲突），问题就产生了。在这个案例中，在和欧盟内部的民主决策的角力中，贸易条例明显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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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剥夺”。现在，全世界具有法律效力的双边投资协议（BIT）有几千个，双边或者是区域性的贸易协议（RTA）也有几百个。参与的各国政府认为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多边协议还不能满足它们的要求，这些协议可以进一步促进贸易和投资。这些协议可以给外国投资者更高的安全感，因为政府在这些协议中对外国投资者做出了更强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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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推出的国内监管制度给外国投资者的利润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些协议通常允许外国投资者把东道国政府告上法庭。原因是政府监管制度的改变就相当于政府剥夺了他们的利润（降低了投资者在双边协议下应得的利润），政府应该对他们做出补偿。这和美国的“监管剥夺”政策很相似，但是这项政策在美国从来都没有被法律承认。这些协议都有笼统的条文允许各国政府从公众利益出发来制定政策，但是现在做裁决的是国际法庭，沿用的标准就各不相同了。这些裁决很可能让外国投资者得到国内投资者没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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