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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案例在北美自由贸易条约下层出不穷，尤其是政府监管方面的案例。法庭已经多次判决加拿大和墨西哥政府要对投资者进行补偿。其中一个例子是，1997年，一家美国公司将墨西哥市政府告上法庭，因为该公司想在该市建一个有毒废料处理设施，该市政府拒发施工许可证。法庭判决该公司应得到15600000美元的赔偿。同年，一家美国化工公司在法庭上对加拿大政府禁止在汽油里使用一种添加剂的禁令提出挑战，得到了13000000美元的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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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不安的案例应该是2007年，三家意大利采矿公司状告南非政府的个案。这三家公司指控说，《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lack Economic Empowerment）的防止种族及性别歧视积极行动计划侵犯了他们在双边投资协议中应有的权利。《黑人经济振兴法案》的目的是废除南非由来已久的种族歧视，是国家向民主过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要求矿业公司改变它们的雇用条例并将一小部分股权卖给黑人合伙人。这三家意大利公司宣称这种做法剥夺了它们在南非的权利，为此它们要求350000000美元作为赔偿。如果它们真的如愿以偿，它们得到的权利是国内投资者想都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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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政策。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外部制约中，对它们最为不利的是超级全球化限制了它们制定工业政策的能力，这使得拉丁美洲、非洲还有其他地方的发展中国家不能更好地模仿东亚国家，采用令它们成绩斐然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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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给贫困国家制定和实施各种工业政策的自由，世界贸易组织在这方面却有多种限制。除了最穷的几个国家外，出口补贴都是不合法的，毛里求斯、中国和很多东南亚国家都采用过的出口加工区，也是不合法的。要求增加本土含量的政策使得中国和印度有了世界一流的汽车零部件生产商，现在世界贸易组织严禁使用这些政策。专利和版权法一定要达到最低国际标准，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推动韩国起飞的工业模仿策略（该策略也是很多发达国家在更早时期的国策）不再可行。还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国家，在申请加入过程中在这方面遇到的要求越来越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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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该协议大大削弱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使用的先进技术进行倒序制造的能力。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家，著名的科技政策专家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指出，模仿国外技术一直都是在经济上迎头赶上最重要的推动力。该协议限制基本药物的推广，对公共健康产生的负面作用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是它对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发展过程中的危害的关注还不够，虽然这种危害也同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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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或者是双边协议沿用的对外制约和世界贸易组织的相比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协议实质上就是美国和欧盟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它们的监管方法”的途径。美国和欧盟想让世界贸易组织或其他多边论坛采纳某些措施，但不是每次都能如愿以偿，这些协议里往往就包含了这些未能在世界贸易组织或者是其他多边论坛通过的条文。美国在和发展中国家签订自由贸易条约时，尤其着重限制对方政府管理资金流的能力以及专利监管条例的能力。现在世界贸易组织在行使这方面的权力时已经有所克制，但是它和单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项目里往往还有关于贸易和工业政策的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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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实施推动新工业发展的工业政策的空间还是存在的。意志坚定的政府可以绕过这些障碍，但是几乎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自己提出的政策方针是否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都心存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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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其美本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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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管理国家民主制度和国际市场之间的矛盾？我们有三大选择。我们可以选择限制国内民主，对全球经济不时带来的社会、经济冲击置之不理，只求降低国际贸易交易成本。我们可以选择限制全球化，希望在国内建立合法的民主制度。我们也可以选择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的民主全球化。这样，重建世界经济可行的选择就都列在了这张单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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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单子抓住了世界经济在政治上难以三全其美的精髓：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二。如果我们想要超级全球化和民主制度，我们就要放弃国家主权。如果我们想要保住国家主权，也想要超级全球化，我们就必须放弃民主制度。如果我们想要将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要和超级全球化说再见。图9-1生动地说明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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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世界经济难求三全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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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取舍如此绝对？让我们想象一下，在一个虚拟的完全全球化了的世界经济里，所有交易成本都被废除了，货物、服务和资本可以在各国之间畅通无阻地自由流动。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国家主权还存在吗？如果国家主权只是专注于如何将经济全球化，如何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者和交易员的话，国家主权可以存在。国内监管制度和税收政策就要和国际标准相一致，或者是它们不会给经济全球化带来任何不便。政府的唯一功能就是保证国际市场的顺利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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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弗里德曼用“金色紧身衣”这个词时所想的，就是我们刚才想象的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政府只实施它们认为可以赢得市场信心，带动资本流入的政策：财政从紧、缩小政府规模、低税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私有化、撤销监管、对外全面开放。金色紧身衣让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金本位制度。国家政府不受国内经济、社会责任的牵制，可以无牵无挂地，专注于从严的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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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商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外部制约更为严重。19世纪以前的国家主权有多强，我们了解的并不多，但是当时的全球经济体系是完全按照金色紧身衣的原理来运作的。当时的游戏规则是，特许贸易公司保证边界是开放的，外国商人和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保护。要违背这一规则根本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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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的情况和经典的金本位制或者是特许贸易公司时期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国内政治被超级全球化的要求挤到一边的情况却很相似。各种征兆似曾相识：经济政策制定机构（央行、财政当局、监管机构等）各自为政，社会保险消失了（被私有化了），企业不断要求降低企业税，劳资之间的社会契约不断受到侵蚀，保证市场信心取代了国内发展目标成了政府的首要任务。如果游戏规则全由全球经济的所需来决定，国内各界对国内经济政策如何制定的话事权自然会受到限制。你可以有全球化，也可以有国家主权，但是民主化就一定不能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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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一个完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努力的同时一定要放弃民主制度吗？其实还有另一条路可走。我们可以放弃国家主权，保留民主制度。这个选择就是“全球化治理”。强有力的全球性上层建筑，有权制定相应的监管条例和标准，保证法律和政治的管辖权和市场相一致，废除国界带来的交易成本。在此之外，它们还被赋予足够的问责权和合法性。政治功能不会被削弱，只不过是从国家的层次上升到了全球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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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一个全球性的联邦制就是一个合理的结局，就像把美国的模式扩展到全球范围。在美国，一部全国性的宪法，联邦政府，联邦司法制以及很多全国性的监管机构保证了市场都是全国性的，虽然各州的监管和税收制度各有不同。我们还可以憧憬另一种形式的全球性治理，它可能不像全球性联邦制那样规模庞大、权利集中，它是建立在一套全新的问责制和权力代表制的基础之上的。不管全球性治理采用什么形式，如果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就一定意味着国家主权被大大削弱。各国政府不会消失，但是它们的权力会被在国家之上的决策和执行机构削弱，这些凌驾在国家之上的机构也是通过民主形式获得权力的，它们的合法性也不容置疑。欧盟就是一个区域性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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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能真是异想天开。美国的历史说明了要将如此不同的各州团结起来，建立并且维系这样一个政治联盟是多么棘手。欧盟的各个政治机构成立过程中困难重重，现在还不断有人投诉它们没有民主代表性，这表明即使是收入水平相近、历史发展历程相似的国家要组成一个联盟也不容易。真实意义上的全球性联邦制至少也要一百年后才会出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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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全球性的治理模式，不管多么不现实，还是很有吸引力的。面对三者选其二这个难题，我的学生选的最多的是这个。如果我们可以同时得益于全球化和民主政治，谁在乎各国政客是否失业了？我也同意这个选择。全球性的民主治理在实施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困难，但是这些困难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很多政治理论家和法律学者认为一个民主化的全球治理机制，可以从现在决策官员组成的国际性网络中产生，当然他们的权力会受到一个新的问责机制的限制，这个我们会在第10章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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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个全球性治理的选择持怀疑态度，我主要担心它的合理性而不是它的可行性。世界各国的不同点太多了，很难把一套共同的规则硬套到它们头上，就算这套规则是由民主过程产生的。全球性的标准和监管条例不但是不可行的，也是不可取的。为了在民主过程中获得合法性，全球性的治理一定要以大家都能同意的最低标准收场，这样就形成了一套软弱无能的管理机制。各国政府不再履行职责，没有人填补这个空白，我们会面临各方面都管治不力的风险。我会在第10章对这个问题加以更详细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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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唯一选择要求我们牺牲超级全球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做了这样的选择，这就是我把它称为“布雷顿妥协”的原因。布雷顿-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体系允许各国自成一体，它们只要取消一些限制贸易的措施，相对平等地对待它们的贸易伙伴就可以了。该体系允许甚至鼓励各国限制资本流动，因为战后经济秩序的设计师们认为资本自由流动和国内经济稳定发展不相容。国际行为准则基本上不会套用到发展中国家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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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前，这些松散的规则让各国沿着自己设定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西欧选择区域一体化，建立一个全面覆盖的福利制度。我们也看到了，日本用其独特的资本主义追上了西方国家，它既是一台强有力的出口机器，又基本保留了服务业和农业的低效率方法。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奇迹都是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禁止的工业政策发展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的好多国家因为采用进口替代政策，避免了国内经济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使得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以来，资本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贸易条约的影响不断扩大，触及了国内上层建筑，布雷顿森林体系基本上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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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世界经济就在这个怪三角中委屈求全。我们没有直面这个三难困境要我们做出的选择。最明显的是，我们还没有公开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想国家主权继续成为推动民主政治的核心，就要降低对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我们只能满足于一个轻量级的全球化，让布雷顿条约以一个新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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