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24490
剩下的唯一选择要求我们牺牲超级全球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就做了这样的选择，这就是我把它称为“布雷顿妥协”的原因。布雷顿-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体系允许各国自成一体，它们只要取消一些限制贸易的措施，相对平等地对待它们的贸易伙伴就可以了。该体系允许甚至鼓励各国限制资本流动，因为战后经济秩序的设计师们认为资本自由流动和国内经济稳定发展不相容。国际行为准则基本上不会套用到发展中国家头上。
1704524491
1704524492
20世纪80年代前，这些松散的规则让各国沿着自己设定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西欧选择区域一体化，建立一个全面覆盖的福利制度。我们也看到了，日本用其独特的资本主义追上了西方国家，它既是一台强有力的出口机器，又基本保留了服务业和农业的低效率方法。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奇迹都是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禁止的工业政策发展创造出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的好多国家因为采用进口替代政策，避免了国内经济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使得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80年以来，资本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贸易条约的影响不断扩大，触及了国内上层建筑，布雷顿森林体系基本上被抛弃了。
1704524493
1704524494
从那以后，世界经济就在这个怪三角中委屈求全。我们没有直面这个三难困境要我们做出的选择。最明显的是，我们还没有公开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想国家主权继续成为推动民主政治的核心，就要降低对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我们只能满足于一个轻量级的全球化，让布雷顿条约以一个新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
1704524495
1704524496
我们不能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一套全部照搬过来，我们要充满想象力地不断试验，不断创新。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会就如何前进提出一些建议，但现在的首要问题是要正确地把握全局。如果我们不改变观念，我们就不能开始进行必要的政策试验。
1704524497
1704524498
聪明的全球化能推动国家民主进程
1704524499
1704524500
我在这里讨论过的每个案例都体现了废除国际经济交易成本和维持各国特色之间的取舍。对深层经济一体化强调得越多，让各国保持各自独特的社会、经济体系的空间就越小，在国家的层次进行民主决策的空间也越小。
1704524501
1704524502
有节制的全球化不一定要将深层一体化固有的某些设想纳入其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有节制的全球化体制让世界经济和国家民主同时繁荣昌盛。一旦我们接受了有节制的全球化，我们其实可以向前再迈一步。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对国家民主运作有提升作用的全球化规则。
1704524503
1704524504
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全球化体系和国家民主制度之间其实并没有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在实际生活中，民主从来都不是完美的。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基奥思（Robert Keohane）、斯蒂芬·马塞多（Stephen Macedo）和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阐明的精心设计的外部规则可以增强民主法规的质量和合法性。这些作者认为民主制度并不是简单地追求越多人参与越好。就算是外部规则限制了在国家层次的参与人数，它们可能有其他好处可以补偿这一不足，比如优化商议过程，减少派系斗争，提高少数族群的代表性。程序上的保障措施可以防止利益团体占据整个商议过程，保证相关的经济和科学证据能在商议过程中占一席之地，这样也就优化了整个民主过程。而且，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国际条约也是国家主权的体现。限制国家政府这种权利就像不让国会将制定某些规则的权力下放到独立的监管机构一样。
1704524505
1704524506
在国际上承担的义务有改善国内民主的可能，但这不是必然的。如何在国际经济中减少交易成本作为超级全球化的首要目标，与民主制度是有冲突的。道理很简单，它追求的不是如何改善民主运作，而是如何满足商界和金融界以最低成本进入市场的要求。它要求我们支持这样一个观点：跨国公司、大银行和投资公司的要求是最重要的，即使是牺牲其他社会、经济目标也要满足它们的要求。[2]超级全球化主要就是为这些要求服务。
1704524507
1704524508
要克服这个缺点，我们就要做出选择。我们可以在市场全球化的同时，把民主治理也全球化了，另一个选择是我们要重新设计现有的贸易和投资协议，给国家层面的民主决策让出更大的空间。在以下两章，我会对上面给出的各个策略逐个进行分析。
1704524509
1704524510
[1] 卡瓦略后来又辩称真正的罪人是危机前几年财政政策太过松懈。请看他的访谈：http://www.pbs.org/wgbh/commandingheights/shared/pdf/int_domingocavallo.pdf.从狭隘的经济学角度来看，他可能是对的。财政再紧缩一些、价格再下跌一些、民众的肚皮再勒紧一点儿，阿根廷应该可以偿还外债，保持金融市场信心。问题是用这样的方法来管理经济明智吗？为了满足外国债权人的要求，阿根廷政治体系要实施这么极端的措施（尤其是在时事已经很艰难的情况下），这种期望合理吗？或者是值得这么做吗？——作者注
1704524511
1704524512
[2] 在某些情况下（比如美国和秘鲁的贸易协议），工会组织在“平衡”这些利益上取得了胜利，他们在双边或者区域性的贸易协议中加入劳工标准。下面我会谈到为什么这种做法反而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美国工会组织施加的压力和美国跨国公司施加的压力一样，不可能对别的国家有利。——作者注
1704524513
1704524514
1704524515
1704524516
1704524518
全球化的悖论 第10章 全球性治理可行吗
1704524519
1704524520
国界消失了。距离不再存在。地球是平的。我们的身份不再靠出生地来维系。国家政治被一个更新的、更为易变的，而且超越了国界的代表形式所替代。权力已经从本国的决策层转移到了跨越国界的监管网络。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样的宣言：一个全球性治理体系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有人满怀憧憬，有人语带责难。
1704524521
1704524522
国家主权过时了，国界消失了，距离不再存在，地球变成了平的，我们的身份不再由出生地决定，国家政治被一个更新的、更易变的、超越了国界的代表形式所替代。权力已经从本国的决策层转移到了跨越国界的监管网络；政治权力转移到了各种国际性的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身份不明的国际官僚机构决定了我们的经济生活。
1704524523
1704524524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这样的宣言：一个全球性治理体系的新时代就要到来了！有人满怀憧憬，有人语带责难。
1704524525
1704524526
但是2007-2008年间发生的事件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是谁拯救了那些全球性的大银行，让这场金融危机不再制造出更多人间惨剧？是谁启动了必需的流动性，稳定了国际信贷市场？是谁通过扩大财政开支刺激了全球经济？是谁给失业的人提供了失业救济等其他安全网？是谁给大银行制定了新的薪酬规定、资本充足率和现金充足率？在金融风暴前、中、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怪到谁的头上？
1704524527
1704524528
以上问题的答案都是相同的：国家政府。我们可能以为世界治理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已经面目全非，但是主要的治理功能还是由国内决策者来承担。关于国家主权式微的炒作也就只是炒作罢了。世界经济充满了五花八门的国际性机构，从亚洲开发银行到世界贸易组织一应俱全，但是国家政府还是牢牢地掌握着民主决定权。
1704524529
1704524530
“全球性的治理”是很动听，但是距离真正实施还早着呢。我们只能给这个色彩斑斓、五花八门的大千世界铺上薄薄的一层全球治理的面纱，这样做的理由很充分。
1704524531
1704524532
制服国家主权这个暴君
1704524533
1704524534
想要一个全球性政府的不只是怪人和天真的空想家。很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科学家、法律学者和哲学家都曾经寻求另一种治理形式，来取代国家政府。当然了，其中没有几个鼓吹把国家政府放大到全球范围的，一个全球性的立法机关和内阁还只是一个幻想。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法主要还是一些政治社群、权力代表以及问责制的新概念。他们希望这些革新能将宪政民主的基本要素复制到全球的层面。
1704524535
1704524536
最粗略的全球性治理就是直接将国家权力下放给国际技术官员。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决策过程协调不够就会出现各种“技术”问题，这就需要具有自治权的监管机构来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为这种安排倾心的理由显而易见。比如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经济网络VoxEU.org就如何解决全球金融系统不稳固的难题，向著名的经济学家征求意见，得到的解决方案大都是由某些国际性的技术官僚机构出面实施严格的国际法规：一个国际性的破产法庭、一个世界金融机构、一个国际化的银行法、一个全球性的最后贷款人等。克林顿时期的商务副部长杰弗里·加藤（Jeffrey Garten）一直主张设立一个全球性的央行。经济学家卡门·瑞哈特和肯·罗格夫也曾经提出要设立一个国际性的金融监管机构。
1704524537
1704524538
这些提议让人觉得这些只是不了解政治的经济学家的天真想法，但是它们大都是建立在明确的政治动机之上的。当瑞哈特和罗格夫提出要成立一个国际性的金融监管机构时，他们的出发点既要解决金融危机对各国的经济影响，也要修正一个政治上的错误。可能政治上的考虑还多于经济上的。他们认为国家层面的政治干预削弱了国内监管力度，希望这种干预不再存在。他们写道：
1704524539
[
上一页 ]
[ :1.7045244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