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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含铅玩具，大多数人都同意正确的做法是接受本国标准。美国应该自行决定本国健康和安全标准，只进口达标的玩具。如果其他国家想要树立不同的标准，或者是由于种种原因达不到美国的标准，它们有权保留自己的版本。但是，如果它们的产品达不到美国的标准，它们就别指望不受限制地将产品出口到美国。这种做法让各国都能坚持自己的法规，虽然代价可能是出口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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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监管、劳工标准或者是其他因各国标准不同引起争议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也可以用同样的原理来解决问题？我们不但可以这么做，我们也应该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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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和国家特征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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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霍恩比（Nick Hornby）2009年出版的漫画小说《赤裸的朱丽叶》（Juliet, Naked）中有一个名叫邓肯（Duncan）的主人公，他对美国一个济济无名、避世隐居的摇滚音乐人塔克·克罗（Tucker Crowe）特别着迷。克罗是邓肯生活的中心：他发表关于克罗的演讲，组织关于克罗的会议和集会，还写了一本关于这个伟人的书，虽然没人出版这样一本书。起初，能够分享邓肯这个爱好的人没几个。最近的一个塔克·克罗粉丝也住在60英里以外，邓肯每年只能和他见一两次面。之后，互联网出现了。邓肯建了一个网站，和几百个同样狂热的塔克·克罗粉丝建立了联系，虽然这些人分布在世界各地。正像霍比恩写的那样：“现在，离得最近的粉丝，住在邓肯的手提电脑里，他什么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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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让邓肯那样的普通人能够将和自己兴趣一样的人召集到一起，彼得·辛格和阿马蒂亚·森希望这一切会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小。这些全球性的纽带降低了我们对某个地方的依恋感，因为道德观和政治社区都是跨国界的。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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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邓肯的故事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互联网，我们的生活也出现过类似的转变，但是我们并没有从中得到一幅完整的画面。现在，我们的交往变得全球化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地方和国家意识就变得淡薄了呢？我们从实际中得到的证据给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也觉得很吃惊。我们来看一下网络城（Netville）这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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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多伦多郊区的一个新房地产项目进行了一项有趣的试验。这个加拿大住宅区所有的建筑，从下至上全都配置了最新的宽带通信基础设施，以及一系列最新的互联网技术。网络城（一个化名）里有高速互联网、视像电话、在线自动点唱机、在线医疗保健服务、论坛以及一整套的娱乐和教育设施供居民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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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新科技，这个小镇可真是全球公民的理想之所。对网络城的居民来说距离不再是一个障碍。和世界上任何人交流都犹如和邻居交谈一样轻而易举，他们可以建立起全球性的关系网，加入网络空间的虚拟社区。专家们认为他们会从全球的，而不是当地的角度给自己的身份和兴趣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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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事情真是出人意料。电信服务公司的小差错使得有些住家没安上宽带。这就让进行这项研究的人能够把安了宽带的家庭和没安的进行比较，了解宽带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宽带不但没有削弱这些人的当地关系，还加强了他们的本地意识。和没安宽带的居民相比，他们能认出更多邻居，和邻居的交谈也多一些，互相间的拜访也多一些，本地电话也多打很多。他们会组织一些本地活动，动员大家一起解决一些共同的问题。他们利用电脑网络来安排烧烤、给当地孩子补习等一系列的社交活动。就像其中一个居民说的那样，网络城呈现出一种别的社区见不到的亲密气氛。本应该大大增强全球交往和联系的工具，反而强化了本地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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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信息和通信技术日益发达，我们也不必想当然地认为，它们会把我们引上一条只具备全球意识，乐于加入全球化的事务性政治社区的不归路。距离还是一个障碍。我们的自我意识和兴趣大体来说还是由我们的当地关系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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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价值观调查定期在全世界就个人态度和信仰进行随机抽查。最近一次调查的抽查对象来自55个国家，调查的是他们的本地、国家和全球意识。世界各地的结果都差不多，我们也从中得到很大的启发。结果表明国家意识比其他意识强得多。大家首先认为自己是自己国家的公民，然后是当地社区的一员，再次才是“全球公民”。唯一的例外是暴力事件频发的哥伦比亚和安道尔共和国，那里的人认为他们首先是世界公民，其次才是他们国家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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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调查，我们发现精英阶层和社会大众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一种强烈的全球公民感也的确存在，但是，只限于一些富豪以及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反过来，社会阶层低一些的人，国家归属感就强得多，全球意识也相对弱一些。这种差别可能也在意料之中。具有高技能的专才和投资者更可能从全球性的机会中得利。和那些流动性不那么大，没什么特殊技能，被局限在自己周围的环境中的人相比，国家、国内形势对精英阶层的影响要小一些。要求全球性治理的呼声那么高，这种机会差异也暴露了这些要求背后不可告人的一面。建立事务性的政治社区是一个全球化精英的项目，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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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全球性治理行不通，什么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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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治理的新形式很有意思，也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它们最终还是不能突破以下局限性：国家还是政治身份和归属感的中心，政治社区的组织形式更多的是当地化而不是全球化；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规范的领域不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才是可取的，各国意见也很不一致。面对这些极具争议性的问题，这些新的事务性制度可以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但是它们代替不了真正意义上的治理。它们支持不了大范围的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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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要接受世界各国的政治形态四分五裂这样一个现实，并做出一些残酷的选择。我们要明确指出每个国家的权利和责任。我们不能回避民族国家的角色，认为一个全球化的政治社区正在我们面前诞生，然后按照这个设想来行事。各国政治形态不统一给全球化带来了局限性，我们要承认和接受这个事实。全球化监管的可行性范围限制了我们想要的全球化范围。超级全球化是不能实现的，我们不应该欺骗自己，必须接受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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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现实，我们才能创造出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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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让希腊先去找IMF的做法在欧盟内部也引发了一定的争议，希腊和其他两个国家不同，它不但是欧盟成员国，它还是欧罗成员国。德国总理莫克尔（Angela Merkel）在和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和欧洲央行总裁特里谢的争辩中占了上风，欧盟最后还是采纳了她的意见。——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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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与这些国际协议谈判的各国监管机构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利益要考虑，国内政治压力往往是加入这些条约的动力之一。——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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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11章 什么样的全球经济新秩序才最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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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超级全球化是徒劳无功的，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的重点。全球经济的最大弱点不是缺乏国际合作，而是我们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缺乏全面的认识：全球市场影响范围的大小一定要受到治理范围的限制。只要交通规则是正确的，由国家政府来开车的世界经济一定能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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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发人类社会的集体经济能量方面，资本主义具有无与伦比的能力。正因如此，世界上经济繁荣的国家都是广义的资本主义国家：财产私有化是整个制度的中心，在决定资源如何分配和经济报酬应归谁所有方面，市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延伸。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已经密不可分，要撇开一方讨论另一方的前途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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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第三阶段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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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长盛不衰的关键在于它无限的可塑性。市场和经济活动需要上层建筑的支持，几百年来，关于上层建筑的设想不断演变，资本主义也随之发展。这种不断再造的能力使得资本主义能在每个周期性危机后重生。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前赴后继，但是资本主义历久常新。本书将透过全球经济这个多棱镜来审视资本主义，让读者看到这些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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