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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11章 什么样的全球经济新秩序才最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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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超级全球化是徒劳无功的，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的重点。全球经济的最大弱点不是缺乏国际合作，而是我们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缺乏全面的认识：全球市场影响范围的大小一定要受到治理范围的限制。只要交通规则是正确的，由国家政府来开车的世界经济一定能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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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发人类社会的集体经济能量方面，资本主义具有无与伦比的能力。正因如此，世界上经济繁荣的国家都是广义的资本主义国家：财产私有化是整个制度的中心，在决定资源如何分配和经济报酬应归谁所有方面，市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延伸。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已经密不可分，要撇开一方讨论另一方的前途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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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第三阶段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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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长盛不衰的关键在于它无限的可塑性。市场和经济活动需要上层建筑的支持，几百年来，关于上层建筑的设想不断演变，资本主义也随之发展。这种不断再造的能力使得资本主义能在每个周期性危机后重生。历史上，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前赴后继，但是资本主义历久常新。本书将透过全球经济这个多棱镜来审视资本主义，让读者看到这些变革是如何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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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当·斯密理想化的市场经济里，国家政府的职能和“守夜人”差不多。政府需要做的只是保证社会分工顺利进行，强制执行财产权，维持和平，为支付国防等有限的公共服务收税。20世纪前期以及第一波全球化的过程中，支持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构想缺乏远见卓识。现实中的国家权力范围并没有被这个构想所局限（俾斯麦1889年在德国设立的退休金制度就是其中一个例子）。但是，政府总是认为它们在经济上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就把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叫做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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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民主，工会和其他团体积极行动起来，对抗他们心目中的资本主义压迫。关于政府治理的构想不断更新，变得更为广泛而全面。美国的进步运动首先带头倡导反垄断政策。大萧条后，要积极运用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国家政府在提供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现在的工业化国家，公共支出占国家收入的比重增长很快，从19世纪末的不到10%增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2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国家建立起庞大的社会福利制度，公共开支平均占到国家收入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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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混合经济”是20世纪的最高成就。国家政府和市场之间达成了新的平衡，在这种新平衡的支持下，发达国家社会团结、稳定、繁荣。这种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就把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叫做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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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经历了有限度的全球化——布雷顿妥协。这个战后模式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它的运作层面也是民族国家，它必须保持国际经济的发展。这样，布雷顿-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体系就树立了一种国际经济的“浅度”的融合。国际资本流动是受限制的，贸易也只是局部开放，对社会影响大的行业（比如说农业、纺织业和服务业）可以例外，发展中国家享受很多区别对待。这样，每个国家只要遵守简单的国际规则，就可以自由地建立自己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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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点过时了，现在，在金融全球化和贸易深度一体化的双重压力下，它完全解体了。鼓吹超级全球化的人随后提出了新的构想，用以取代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但是，这个构想有两个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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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推动世界经济很快地进行深度一体化，却不同时建立必需的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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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全球化对国内上层建筑几乎毫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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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的金融和合法性双重危机，集中表现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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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为新时代发明一套新的资本主义，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全球化压力要大得多。斯密的精益资本主义（第一阶段资本主义）演变成凯恩斯的混合经济（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同样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也要演变成全球化的经济。这个变化如何才能发生，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要开动脑筋，在全球的层面上，为支持市场发展的上层建筑和市场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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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认为，我们问题的答案——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应该就是第二阶段的自然延伸：一个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治理。但是，我们从上一章的讨论可以知道，全球性治理在绝大多数国家是行不通的，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行不通的。这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构想，这个构想要能够保护温和全球化带来的可观效益，同时也公开承认民族多样性、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制度的优点。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注入21世纪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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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内容一定要接受当今的现实：贸易基本都是自由的了，金融全球化已经覆水难收，美国在世界上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主要新兴国家不应继续被忽略，它们也不应该继续吃这个全球体系的白食。有些人认为贸易壁垒森严，资本管制林立。一个隐隐约约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制度是一个“黄金时代”，要回到这个时代是不现实的，我们也不应该想回到这样一个世代。我们需要认识到追求超级全球化是徒劳无功的，然后重新调整我们的重点。我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会对此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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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全球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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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上主要决策者为设计一个全球经济新秩序，再次相聚于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酒店。面对当今的严重问题，他们心事重重：全球经济复苏，保护主义逐渐抬头，金融监管的挑战，全球宏观经济不平衡等。要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我们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考虑全球经济秩序是否牢固。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纲领方面，他们能达成什么共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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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章提出7条常识性的基本纲领。综合运用它们能给世界经济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繁荣的基础。本章进行的是一般性讨论。下一章，会讨论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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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一定要植根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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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的金融风暴，对市场会自我监管这样的观点来说是致命的打击，这套理论应该被彻底埋葬了。金融全球化证明了“市场的魔力”是一个很有诱惑力，但是很危险的理论，它能使决策者偏离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对立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的对立一样，这种对立形成了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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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要其他社会上层建筑的支持。它们要依靠法庭和法律制度来强制实施产权，监管机构要严格控制违规，在市场失败时采取补救措施。它们依赖最后贷款人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提供的稳定功能。它们还需要政治上的认同，具有再分配功能的税收制度、安全网和社会保险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支持。换句话说，市场并不能自我创造、自我监管、自我稳定或者是自我维持。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学习和重温这个道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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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国内市场的，也适用于全球市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痛苦经历和凯恩斯的洞察力，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追求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之间取得一个微妙的平衡。全球化可能毁在它过分盲目的吹鼓手手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需要重拾布雷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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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主制度和政治社区基本上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来组织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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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还是继续存在，虽然不再那么风光，但还是只有它们才玩儿得转。追求全球性的治理制度是没有用的，因为国家政府不可能把很多控制权拱手让给那些事务性的机构，而且统一规则对需求和喜好多样化的国家而言没有什么好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欧盟可能是个例外，但是这个例外正好证明了规律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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