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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来扩大保护措施的应用范围也有风险。反对者为此不安的理由是缩小了补偿的范围就降低了贸易协议的价值。他们担心这套新程序会让我们逐渐陷入保护主义的泥沼。如果我们考虑到现有制度下存在的滥用现象，我们就不会这么担心，因为新程序对整个系统的负面影响不是很大。像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反倾销规则等措施是为了便于设置保护主义壁垒而定的，这些年来，这样的措施都没将多边贸易制度毁掉，精心设计的退出条款对多边贸易制度的影响怎么会比那些措施更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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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低的规则不一定就是好规则。在某些情况下，政府应该采取行动，但是这样的规则让它们动弹不得。这些规则其实是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贸易协议的价值，挫伤了大家签订协议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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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沿着老路走下去，会发生什么结果呢？现在，全世界的贸易官员们一定满脑子都是多哈回合的贸易谈判，想着怎么把最后剩下的一点贸易壁垒，尤其是农业壁垒消除掉。谈判在2001年就开始了，之后谈崩了很多次。虽然这些谈判大张旗鼓的，我还是觉得就算多哈回合胜利完成了，从中取得的效益还是微不足道的，大家估计贸易完全开放能使世界收入增加0.33%，多哈回合的效益一定比这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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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多哈谈判的议题对某些国家帮助还是很大的。因为多哈回合要美国取消对棉花的补贴，在西非种植棉花的农民就真是受益匪浅，他们的收入增加可高达6%，对于挣扎在贫困线的农民来说可真不是个小数目。从另一方面来看，逐步取消富裕国家的农业补贴会引起世界农产品价格上涨，伤害住在城里，自己不能生产粮食的贫困消费者，还有依靠进口粮食的贫困国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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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多哈回合真是不值一提。在过去几十年，贸易壁垒比现在的要高得多，出口主导的东亚国家还是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真的认为现在对市场准入仅有的那点限制会严重影响贫困国家的发展前景。推动多哈回合的政治动力不强，其中一部分原因应该是获取重大经济效益的前景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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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界确实给贸易造成了很大的交易成本。但是，大多数成本不是保护主义引起的，不同的标准、货币、法律制度、社会关系是成本提高的主要原因。想要从现有的贸易制度中榨出大量的利益，我们就要对上层建筑动大手术，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贸易开放措施上，要跨越国界协调各国的标准和监管条例。这样就牺牲了上层建筑的多元化和政策空间，得到的利益应该也是短暂的。大家都怀疑这样一个策略是否行得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最后一个回合（乌拉圭回合）的谈判也挺令人失望的，这使得大家推行这个策略的意愿都不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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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哈回合的困境也是整个贸易制度的写照，它集中体现了我们现在采用的高成本、低回报的策略所面临的问题，它给世界经济的两个选择都很难下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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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国内的公众压力迫使政府回到单方面保护主义的老路，摆脱现有的规则，这样自然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很多国家就不会再加入有实质意义的贸易条约，因为它们担心这种承诺会大大缩小自己的政策空间，国际合作会因此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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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可能是，“深度一体化”的思想会慢慢深入人心，政府签订的贸易条约的局限性越来越大，上层建筑多元化的空间越来越小，贸易制度的合法性以及经济发展前景都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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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一切照旧的做法给全球化健康发展带来的风险，都比我提出的改革措施要大。这很像一个悖论，但其实不是，给民主国家赋予新的权力是让世界经济更为开放的一个前提条件，不是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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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监管全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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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级债带来的危机将现有监管制度的不足暴露无遗（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国际层面监管都严重不足）。现行法律中的漏洞让金融机构冒的风险不但危及自己，还危及整个社会。这场危机过后，大家都手忙脚乱地加强金融监管制度，使之变得更严格、更稳健。更严格的资本充足率、限制借贷杠杆比率、给高管薪酬封顶、制定银行倒闭时适用的法律、透露更多的信息、授予监管机构更大的权力、限制银行规模等，都在讨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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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努力其实都是表面功夫，不会有什么效果。国内政治力量的角力迫使欧美这样的大国制定自己的监管条例，决策官员们也说国内政治因素和和监管制度多元化是很重要的，但是这种言论只是敷衍了事而已。因为担心不同的监管条例会提高交易成本，妨碍金融全球化，他们不断强调各国监管条例要一致。一个美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对欧洲听众说：“我们不能各走各的路，置国际标准和常规于不顾，这样国际市场就会面临分裂的危险。”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我们不完全相同，我们就不能把自己的标准强加给对方。”这两个目标是不兼容的，没有人能够清楚地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取得一个合理的平衡。这种鱼和熊掌一定要兼得的想法不但是错误的，还会使世界经济再次面临几乎将其毁于一旦的那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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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治理鼓吹者看来，危机后国际合作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的。但是，这些成绩距离国家政府真的将权力交给国际决策机构还是挺远的。全球性的监管机构，比如说全球性的央行，还是跟以前一样遥不可及。变了的都是些小打小闹的表面功夫。最重要的变化是，富裕国家的小圈子、世界经济的清谈俱乐部七国集团被包括主要发展中国家的20国集团取代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了更多的经济资源；代表20多个国家的监管机构和央行的金融稳定委员会也得到了新的监督责任；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为全球银行监管制定一套新条例的工程也已动工，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它已经出了3套新条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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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在金融监管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挺大的，要统一意见很困难。国内压力要求政府官员们在金融改革上尽快行动起来，不允许他们等到银行家们提出全球统一的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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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国之间意见不一致的地方都在意料之中。欧洲大陆国家主张监管更加严格，美国和英国就担心监管过了火，会给它们的金融业带来严重打击。2009年，欧盟在社会党的敦促下，针对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提出了全面的监管规则，包括限制借贷水平，设定资本金要求、制定严格的披露要求以及给管理人员薪酬封顶。这些措施不仅远远超出了美国提出的改革方案，还适用于想在欧洲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美国利益集团开动了游说机器，大力支持英国为淡化这些措施所作的努力。同样，欧洲议会在2009年4月明确通过了监管信贷评级机构的监管条例，引起了美国信贷评级机构的不满，它们投诉新规定使它们的成本增加了。法国和德国伙同英国要给跨国金融交易设立一个全球范围的税务制度（托宾税的变体），被美国政府一口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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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问题上，美国提出更严厉的监管制度，欧洲又反对。奥巴马总统曾经支持所谓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s），该规则要求对银行规模设上限，禁止银行用自己的账户来做交易。美国，总的来说，比欧洲更愿意接受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做法。[5]以上两种情况，欧洲国家都指责美国单独行动，破坏了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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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认为正常情况下，各国之间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那是反常的，以上情况才是各国国情不同的自然结果。各国利益不同，不管这些差别是想象出来的，还是真实存在的，要协调它们之间的监管条例均是弊大于利。就算协调成功了，其中一种情况是协议将建立在大家都能同意的最低标准之上，另一种情况是较为严厉的标准并不适用于每个国家。更加明智的做法是承认这些不同之处，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时间再长一些，再多几轮谈判或者是多点政治压力，这些不同之处就可以被掩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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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可以沿用消费者安全的原则。如果别的国家想把玩具出口给我们，它就要保证这些玩具能通过我们的铅含量检查和其他安全标准。同样，一个金融集团，不管它的总部在哪里，它想在我们这里做生意，就要遵守我们的金融监管条例。这就意味着，它的资本金水平要和本国公司的一样高，披露要求和交易准则都一样。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玩，你就要遵守我们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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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约翰逊问对了，如果美国的决策官员同意资本金要求要提高，或者是规模太大的银行要被拆开，这样银行才不会大得它一倒闭，全社会都要遭殃，但是欧洲反对这么做，美国为什么要因为欧洲反对就做不成它想做的事情呢？他认为美国应该单独行动，这总比被“冷冰冰的国际经济外交和欧洲国家的利益”拖住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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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资本金要求来说吧，美国在这方面的要求比欧洲高。以下就是西蒙·约翰逊就这个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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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国家不提高自己的资本金要求，它们的银行就不能进入美国市场，或者是不可以和美国银行做生意，或者是愿意跟这些银行做生意的美国银行要为此增加资本储备金。如果美国银行违反了这些规定，银行和它的高管都要受到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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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认为这样欧洲国家就会被迫就范，为了能够进入世界最大、最成熟的市场，将自己的标准和美国的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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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管别的国家是否会如法炮制，约翰逊的想法是对的。他还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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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根本不用担心其他国家会做什么，或者是不会做什么……它只要在美国树立资本金的高要求，在金融安全、富有成效方面成为大家的榜样。”如果美国认为，某套标准能增加它的安全感，它就应该根据自己的意愿，运用这套标准，目的不是要其他国家就范，而是因为国家利益要求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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