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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则不只适用于美国，对任何国家都适用。虽然别的国家没有那么强大，不能强迫其他国家效仿它的所作所为，但如果它决定要实施某些监管条例，它应该觉得自己有实施政策的自主权，就算是会对国际金融造成影响，也在所不惜。跟贸易一样，一个健康的全球金融制度应该给各个国家留有标准多元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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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不足之处在于，在金融业可以自由进出国界的情况下，要维持监管制度的多元化谈何容易。银行和投资公司可以搬到限制少一些的管辖区。金融全球化实际上将各国不同的监管条例中和了。这就是金融业所谓的“监管套利”，大家争相往金融的最低标准冲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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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坚持监管多元化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限制金融全球化。游戏规则应该允许为了对付监管套利，保护国家监管制度，限制跨境金融活动。政府应该能够将银行和金融往来拒之门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金融保护主义，而是为了保护国家监管制度免受破坏。目前，没有一个主要国家的政府公开承认有这个需要，但是，没有这些制约因素，国内监管条例就起不到什么作用，面对从监管条例不严的管辖区出口的金融服务，国内机构根本就不是对手，国内经济总是受到这些交易带来的风险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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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没有什么国际性的行动准则，以及有限的国际协调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秩序。新秩序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过改革，资源更丰富了，发展中国家有了更多的发言权。新秩序可能要有一套涵盖范围不广的国际金融章程，主要是鼓励大家提高金融透明度，要求各国监管机构之间加强协商和信息共享，对输出金融不安定因素的辖区（比如金融避风港）严加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对金融交易征收一点点税（比如说0.1%）就有几百亿元，所需成本却无几，这些钱可用来对付全球性的问题，比如说全球气温上升和流行疾病。[7]但是，监管杠杆比率，设定资本金标准，以及对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一定要由国家政府来做。最重要的是，这些新规定要明确承认，只要是为了防止监管不严的辖区的外国竞争破坏了本国监管标准，政府有权限制降低国际监管标准的重要性，把重点放到国家标准上，把权力从技术官员手里转到国内团体手中，尤其是立法机关手里。这样，金融监管就被政治化和民主化了。技术官员控制了巴塞尔委员会和20国集团等国际组织的讨论，对国家议会负责的民主制度就会降低他们的影响，让监管制度更能反映出国内选民的喜好。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监管政治化是一大退步。但是，技术官员近期的记录真是不容乐观，应该允许我们对他们有一定程度的怀疑。伊拉斯谟法学院（Erasmus School of Law）的教授尼古拉斯·多恩（Nicholas Dorn）认为，“民主推动的监管多元化能够防止最近在金融监管和市场出现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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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法规还有更多的好处。这些法规能够为他们打开管理国际资金流动的空间，让他们可以防止资金流突然中断，以及货币估值过高。过分强调全球一致性，就把新兴国家的这些利益边缘化了。我们已经看到了，金融一体化经常会对这些国家产生不可预料的负面作用。短期资金流会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造成很大的破坏，进一步加深汇率变化的负面影响。“热钱”会给巴西、南非、土耳其等金融开放国家造成很大困难。谨慎的控制措施是好的经济政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能够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在经济好的时候能够把过多的资金挡在国境外。当今世界金融市场情绪在极度兴奋和极度忧郁之间瞬息万变，这些控制措施就变得更为重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20国集团这样的国际组织应对这些措施抱同情态度，而不应该表示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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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观点相同的国家想要更进一步的金融一体化，只要不是想用这个当金融保护主义的幌子，他们完全有将它们的监管措施协调一致的自由。欧洲就可能走这条路，建立一个共同的监管机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最终也可能围绕着亚洲货币组织，建立一个深度一体化的区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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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其他国家就要接受一定程度的金融局部化，这也是与监管多元化相对应的。事情就应如此。在这个主权分立的大千世界，让人担心的应该是深度金融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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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全球劳动力流动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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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和金融的问题都是由管理不当的过度全球化引起的。相比之下，世界经济的大部分就太不全球化了。世界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利益，对穷人尤其如此。发达国家只要稍稍放松使用外国工人的限制，全球收入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由此增加的收入其实会比当前提出的任何计划带来的更多，比多哈回合要达成的整套贸易协议带来的都要多！劳动力市场是全球化里还没被开发的处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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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劳动力市场没有充分全球化，可能会吓人一跳。新闻媒体经常有关于外国工人在富裕国家的故事，有些故事鼓舞人心，有些就很恐怖：在硅谷的印度软件工程师，在纽约的墨西哥非法移民，在波斯湾国家里备受欺凌的菲律宾女佣，还有在欧洲充满怨气的北非人。偷渡和贩卖人口从事色情行业是劳动力全球贸易中最丑陋的一面。但是，事实是不容置疑的。这方面跨越国界的交易成本比世界经济中的任何一部分都大得多。更重要的是，政府规定过境一定要有签证，交易成本是由这种明文规定的障碍带来的。只要谁动一下笔杆子，这些成本就降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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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让数字说话吧。资历相近工人的工资在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之间有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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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人只要跨过国境，工资就可以涨好几倍。把不同国家的工资直接进行比较是很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很难将护照的影响与技术、教育、经验和才能差异的影响分离开来独立考量。最近有一份研究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到了，得出的结果令人侧目。一个普通的牙买加工人，搬到美国，工资最少能涨两倍，玻利维亚或者是印度工人最少涨3倍，尼日利亚工人会涨8倍之多。相比之下，一个波多黎各工人搬到纽约，只可以多挣50%，当然了，波多黎各工人想搬到纽约就可以搬到纽约，这是其他外国人做不到的。我们也可以将不同国家的商品价格和金融资产相比较，差别小得多，最多不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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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上，劳动力市场比其他任何市场都分散。在这种极端分散的现状下，巨大的工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差别诱使很多低收入国家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艰辛偷渡到富裕国家，目的只是提高收入，让留在国内的家人生活得好一些。我们都明白这样大的工资差别为什么经久不变。富裕国家的护照政策只允许有限数量的工人合法入境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些限制对有技术，教育良好的外国工人特别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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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达国家的领导们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提高收入，而且是用公平的方式提高收入的话，他们就会致力于监管国际劳动力流动的法律改革。要扩大全球收入总额，他们日程表上任何一项内容的潜在影响都不能和这个相比，多哈回合比不上，全球性的金融监管比不上，扩大对外援助也比不上。我并不是说要完全放开。要发达国家完全放弃，或者是大幅降低护照限制会带来太大的混乱。这样会引发大规模的迁移，扰乱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政策。但是，我们应该应付得了小规模的劳动力流动计划，规模虽小，还是可以给外来工人和他们国家的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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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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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国家要实施一个临时工作签证计划，来增加它们的劳动力总量，但是不会超过3%。根据这个计划，有技术的和没技术的工人都可以从贫困国家到富裕国家去工作，为期不超过5年。工作所在国和家庭所在国都有一系列的奖惩措施，以保证工人在合同到期后一定回国。原来那批工人回国后，新一批工人又可以从那个国家出发来代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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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制度每年可以给世界经济增加大概3600亿美元的收入，就算有一个协议能够完全废除全球贸易中剩下的壁垒和补贴，它能带来收益也远没有这个大。增加的收入大部分会直接到发展中国家人民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穷的工人。和贸易和金融开放带来的好处不同，这里，我们不用等好处慢慢地流到他们手里。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数字低估了这个计划可以带来的总效益，因为它们没有将归国人员带回国的经济效益计算在内。在国外积累了专业知识、技术、关系和积蓄的外派人员，回到家后就会成为推动改革的人。他们的经验和投资会激发推动经济和社会的火花。印度和中国台湾的前派出人员启动了他们国家的软件和其他技术密集型产业，为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明了这个计划的潜在效益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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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临时工作签证的巨大好处时，还要想到它可能遇到的一系列反对。其中很多反对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有些根本就不成立，有人认为这样会带来新的社会底层，还有人认为这就断了那些勤勉工作的移民变为公民的路。这些反对的声音忽视了这个计划给派出国带来的好处，这其实就好像是一个旋转门，可以让更多的人得益。代替临时工作签证的可能是移民大幅减少，而不是增加。他们没有意识到，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在发展中国家排队去外国打临时工的会是人山人海。但是，有两个反对的理由还是值得仔细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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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理由是，要保证外国工人在护照到期后回国，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难的。这个理由是成立的，因为很多“外劳计划”实际上带来了很多永久移民。有时候，在外国出生、身份模糊的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比如说在德国和其他很多欧洲国家）。另一方面，以前的临时工计划都没有提供什么回国的动力，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护照到期了，他们愿意依照护照条款回家。既然，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的工资差别那么大，他们不回家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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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之有效的临时工作计划要软硬兼施。要使计划成功，这些奖惩措施对参与各方都要有效，工人、雇主、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政府都要受到制约。其中一个办法是，把工人挣的一部分钱放到一个冻结账户里，工人回国时才解冻。如果过期居留了，这一大部分钱就没有了。像这样一个强迫性储蓄计划，还有另一个好处，这些外国劳工回家时就有挺大一笔钱供投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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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实施另一项更有效的措施，如果哪个输出国的工人没有按规定回国，该国政府就会受到惩罚。比如说，根据不回国人员的数量，输出国可派出人员的名额会相应减少，到期不归的人越多，下一轮得到的临时护照就越少。如果输出国能够把外派人员组织归国，归国人员和派出人员轮流转，就像一道旋转门，可以不断给国家创造效益。不遵守规则的就被关在门外，这就给了输出国政府在国内提供良好的经济、政治气候的动力，以鼓励派出人员归国。民主国家更要面对选民压力，要保证签证名额不减，因为很多选民在排队拿工作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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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签证计划都不可能没有瑕疵。要把细节都搞好，需要经过一个试验过程，但是现在就放弃这个计划未免为时过早，因为我们还没有为此付出足够的努力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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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反对的原因是，外国工人会对本地工人构成竞争，把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拉低。外来工人代替本地工人的现象有多严重，这是经济学家激烈辩论的话题。根据已有的证据，很多分析员得出的结论是移民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微不足道，影响还可能是正面的。我不想在这里加入这场辩论，我只能承认可能有负面影响。但就算如此，我提出的计划规模有限，使国内工资下降的幅度也有限，最多不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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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读者可能会问，如果你那么担心和低收入国家进行正常贸易会降低工资，你为什么还支持这个计划呢？我们还记得，我在第3章讨论了贸易给国内造成混乱等道德问题。顺着科技进步这个比喻，我总结说，有两块试金石可以测验出反对进一步深化自由贸易的言论是否站得住脚，它必须通过其中一块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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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块：和深化自由贸易带来的分配“成本”相比，总体经济效益一定不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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