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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1704528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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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第一辑 中国：形势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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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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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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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经济发展的多项成就，其中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格外引人注目。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了应对金融风暴的冲击，中国政府于2009年启动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在前所未有的财政和信贷投入作用下，中国在世界性的衰退中不仅“风景这边独好”，而且成为带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西方观察者眼中，这种有别于印度的自由市场经济，又不同于斯大林式计划体制的“中国模式”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一时间，中国模式声誉鹊起，俨然成为新世纪经济发展的典范，中国人也过了一把救世主的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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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拯救世界的“四万亿”计划给中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近年来，世界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中国经济却增长乏力，并且连连暴露出一系列较为严重问题。GDP增速下降，房地产市场降温，地方政府负债累累，2015年令人震惊的国内股市暴跌，更让整个世界为中国经济出了一身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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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已进入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时期，国际上对中国经济的评价也迅速出现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经济危机时期，国际观察家和评论家盛赞中国模式，断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他们现在又皱起了眉毛，认为中国是世界经济的最大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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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模式突然失灵？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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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种十分流行的意见，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大政府”，即政府非常强势，拥有异乎寻常的资源汲取和资源调动能力，想干就能干，比如2009年说花钱就能拿出四万亿人民币，全世界恐怕惟独中国政府具备这种能力。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我们所在的柏林（笔者当时在柏林访问），世界一流经济大国的堂堂首都，想建个新机场，今天要看选民脸色决定是否开工，明天资金又成了问题，修修停停，竣工遥遥无期。这么长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建了多少个机场？连高铁也都修到青藏高原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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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强势政府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经济不应该出问题，中国模式应该运转得很好，因为政府现在依然很强势，如果不是比过去更加强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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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种解读是不准确的，它忽视了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历史。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改革由前后两个阶段组成，所谓“大政府”“强势政府”在后一阶段才出现。在前一阶段，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中后期，我们看到的恰恰相反，是政府的不断后退，民间力量的持续发展壮大，前一阶段不是“大政府”，而是国退民进的“小政府”（见图一）。靠“小政府”模式，中国同样实现了年平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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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财政收入占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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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料来源为中国经济数据库（CEIC）、官方统计年鉴与网站，包括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税收以及能找到数据的基金、土地出让金收入。虽然1993年财税改革后的统计口径与之前的不直接可比，但趋势十分明显。在斯密模式阶段，政府支配的资源相对于经济总量逐年下降，而在凯恩斯模式阶段则显著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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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存在中国模式的话，那么就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分别对应经济增长的两条不同的道路。第一条道路是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来驱动经济增长，依据经济思想史上的学派划分，我们称这个模式为“亚当·斯密模式”。第二条道路是通过增加资源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我们叫它“凯恩斯模式”。在这一认识框架下，我们首先回顾改革的历史，揭示在第一阶段上经济腾飞的真正动力；然后分析目前的经济形势，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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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阶段：亚当·斯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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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问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在何处，估计大多数人都会举出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那一年，18位村民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冒着极大的风险签订了一份“生死契约”，将人民公社的土地包产到户（组）。包产到户、盈亏自担这一模式同集体劳动、按工分分配这一模式相比，优势在哪里呢？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后一模式下缺乏明确的产权和利益归属，会产生“搭便车现象”，即出工不出力，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而包产到户的经济学意义就是在明确利益归属的基础上，解决了激励（incentive）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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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制度产生不同的激励，我曾在陕北农村插队，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每天爬到山上干活儿，登高远望，哪片是生产队的地，哪片是私家自留地，一目了然。公家地上的庄稼青黄相间，无精打采，自留地上的油绿兴旺，茁壮挺拔，对比十分强烈。生产队的地里种不出好庄稼，这就是经济学讲的“公地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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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对农民劳动积极性的促进是巨大的，土地和劳动力没有增加，农业生产技术也没有大的改变，农村的面貌却焕然一新，并且很快解决了困扰中国城镇多年的农产品供应问题，商店里粮食和各类副食的品种丰富，数量充足，粮票、肉票、布票等票证被送进了历史博物馆，城镇居民限量消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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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民间自发的行动，没有政府的设计或者引导。这当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政府的作用在于不干预、不打压，肯定、总结和推广民间的创新，把包产到户提升为国家的政策和法律。1999年，全国人大将小岗村村民自发的“大包干”作为农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写进了宪法，成为自那以后执行至今的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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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产到户的作用不仅仅在于释放了中国农村的巨大生产力，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农村和农业领域。人们很快发现，由于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效率的提高，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农村劳动力由匮乏转向过剩，这就为城镇的工业化创造了条件。随着改革从农村推进到城市，私人创办和经营企业合法化，新开办的集体和私营工厂急需劳动力，农村的闲置劳动力正好在这时进入城镇寻找工作。由此可见，没有农业改革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农村改革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不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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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的展开，中国进入经济起飞期，表现为GDP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高增长并非中国特色，不能把它看作“中国模式”的特有现象。工业化时期的经济超常增长是世界经济史上的普遍现象，例如19世纪下半叶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德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它的经济体量在“一战”前就超过英、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的工业化中，同样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正是凭借在这一时期积累的经济实力，日本发动了侵华继而对美国的战争。插一句题外话，德、日两国都是经由工业化后来居上，坐上世界经济的第二把交椅，挑战英国和美国的世界霸权，最终以战败的灾难收场。观彼思己，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避免“老二困境”，顺利度过这一阶段？我们有必要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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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8年到1990年代晚期的经济增长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主要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启动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资源重新配置，从低效的农业流入高效的工商业，以及新的激励机制下土地、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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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中国的工业化和历史上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民营化。废除计划体制，不仅使资源从低效的农业流向高效的工商业，而且从低效的国有部门流向高效的民营部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推动力。在德、日等国的工业化过程中，民营化的作用不那么显著，因为在工业化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已经是私营为主体。或许有人会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不一定低，国企还是赚钱的啊，那是因为享受了国家的财政补贴和低息贷款，还有几乎是无偿使用的土地和矿产，以及行政保护下的市场和垄断性的定价。如果扣除这些优惠政策的影响，我们看到过实证研究，国企的资产收益率是负的。为什么民营企业的效率比国企高呢？道理还是和农村的包产到户一样，激励机制上有差别，经营自己的资产比别人的更用心，民营企业家想方设法要使自己的资产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