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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化带来的另一层效率改进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协调从政府指令变成了市场的价格信号指导，从“有形之手”变到了“无形之手”。“无形之手”比“有形之手”效率高的道理又是斯密讲的，如果某种产品价格上涨，说明供不应求，企业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主动生产这种产品，满足市场需求，供需的衔接用不着政府指挥。在计划体制下，没有价格信号，政府想指挥也指挥不了，因为它不知道供需缺口在哪里，也不知道缺口有多大，更不知道由哪家企业来生产什么是最合适的。市场经济中的价格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实现企业赚钱的私利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公利的统一，利己和利他的统一，就像斯密说的：我今天能吃一顿可口的早饭，并不是因为我的厨子爱我，而是因为他爱自己，他认为这份工作不错，为了保住这份工作，他才讨好我，用心给我准备早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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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下，在改革开放前半段长约二十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靠的不是政策性的投资拉动，而是市场机制和民间的活力，不靠资源投入数量的增加，而靠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的提高。当然，市场和民间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给了足够的空间，比如废除人民公社，私营企业合法化等等。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不是取代市场，主导经济活动，而是破除陈旧体制对经济的束缚，调整政策，修改法律，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减少管制，让民间创造力和市场机制得以自由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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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阶段——“凯恩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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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1990年代中晚期，经济增长模式悄然发生变化，一个标志性的趋势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降转升。因为中央财政的紧张，政府于1993年和1994年进行了财政税收的改革，改变了中央小、地方大的格局，各级政府总的财政收入大幅增加，获得了足以影响全国经济的财力。如图一1 所显示，财政收入对GDP的比率在斯密模式的1978-1993年间是下降的，可以说是国退民进的阶段；这个比率从1990年代中晚期开始逐渐上升，转向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凯恩斯模式”，或者叫作国进民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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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根本的是改革的停滞。斯密模式要求持续的制度创新，像包产到户那样的制度创新，不断突破原有的计划体制，释放市场和民间的能量。然而到1990年代中晚期，体制性的改革基本看不到了，经济增长失去动力。怎么办呢？顺手拈来凯恩斯主义，我印象中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流行就是从那时开始的，财政花钱，央行印钱，短期见效快，这种经济理论和政策特别适合政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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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第一次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式开启凯恩斯主义的时代，从此之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围越来越广，力度越来越大。面对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为了弥补外部需求的下降，政府出台“四万亿”刺激计划，财政和货币政策双管齐下，投入的资金有十几万亿之巨。凭借这史无前例的政策拉动，遏制了经济的下滑趋势，实现了强劲的V型反弹。可惜好景不长，政策性繁荣持续了仅仅两三个季度，经济重新进入下行通道。于是在2012年下半年又搞了“四万亿2.0”，这一次政策制造的景气持续时间更短，经济增长在2013年再次呈现下滑的颓势（图二）。在图二中我们用电力消耗而不是GDP数字，电力消耗似乎能更好地反映出经济繁荣与衰退的实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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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当·斯密模式转变为凯恩斯模式，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发挥作用的空间被大大挤压，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凯恩斯主义在学术界、政界和民间也大行其道。由于“四万亿”等刺激政策在短期看上去如此有效，中国经济的表现和其他国家相比是如此抢眼，以至于许多西方学者也从大政府、强干预的角度，定义和论说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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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发电量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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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料来源为CEIC。发电量比GDP数字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经济的实际状况。两次大规模的政策刺激仅带来经济增长的短期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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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鸦片，凯恩斯主义政策刺激了短期的需求，但在长期无法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不仅如此，救急性的措施多次采用，逐渐常规化，养成了对鸦片的依赖。政策性投入推动经济增长之所以不可持续，因为政府再强大，它的资源投入能力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无止境地借债，也不可能无限度地发钞票。其次，即便政府能够继续投入资源，迟早也会碰到一堵无形之墙，即经济学上所说的“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资本投入越多，收益率越低，当投资回报降到零时，再投资也拉不动经济了。数据表明，自“四万亿”刺激计划以来，每一元人民币投资所能产生的新增GDP的确在逐年下降，从2009年的两角多降到2014年的几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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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工业生产价格通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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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料来源为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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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投资的结果是各个行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供给能力超过社会购买力，供大于求迫使企业不断降低价格（图三）；但另一方面成本呈现出刚性，特别是人工成本。企业受到价格和成本的两头挤压，经营利润率减少以至于发生亏损，亏损时间长了，最终只能选择减产甚至停产。现在大家去企业密集的珠三角和长三角走走，能看到不少企业关门停业或者干脆倒闭。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政府拉动投资即便短期内能取得效果，在一定时间后，产能过剩，企业的经营效率随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凯恩斯模式注定是无法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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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的另一政策后遗症是政府高负债，十几万亿的资金投入，钱从哪里来？答案就在于2008年前后兴起的“土地财政”。土地财政筹集资金又分两种方法，一是征地、卖地，政府用很低的价格从农民那里将土地买来，再在市场上高价卖出，差价就是政府的收入。第二种方法是用土地作为抵押物，由各类的政府开发公司向银行借贷。在土地财政占地方政府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上要求降低房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却畏首畏尾，偶尔打压一下，更多的是提拉，原因就在于一旦房地产市场由热变冷，地方财政就有断流的现实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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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三个主要风险，多年执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所积累的风险。第一，土地是有限的，可用的土地资源越卖越少，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而过去借的钱又到了偿还高峰期，所以说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国经济的一大风险点。第二，如果政府欠债还不了，银行坏账就要上升，而银行资产质量恶化，正常的信贷功能受到影响，对经济的冲击将会是全局性的。第三，大量的土地和资本投入房地产市场，过度开发，现在除了北上广深等地之外，普遍出现了房地产的供过于求。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一旦破灭，不仅地方财政要发生问题，开发商销售、回款困难，拖欠银行贷款，进一步增加银行的不良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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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风险彼此关联，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源头都是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式，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这三个风险都难以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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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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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期，在思考解决方案之前，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的严峻现实有个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们也不必悲观，不要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危机不可怕，如果能变危局为改革机会的话。形势好的时候，歌舞升平，没人想改革；日子过不下去了，改革的共识和动力才逐步凝聚，离危机的出口和新的经济增长入口也就更近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经济衰退未必是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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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经济复苏，必须先化解凯恩斯模式所积累的种种风险，这个过程在时间上可能不会太短。在清理了债务、过剩产能和银行坏账后，需要回归改革开放前半段的中国模式，也就是亚当·斯密模式。国际上一些人以为中国模式就是大政府、强干预，这是误解，他们不清楚中国经济改革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一路上又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他们也没有搞懂斯密模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生搬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硬套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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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独立思考，了解改革的历史，深入分析过去成功的原因和当前困难的根源，找到解决的方案。我本人是改革参与者和研究者，目睹和亲身经历了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重回繁荣完全是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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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2015年11月在柏林中国留学生讲座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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