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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问中欧的企业家学员：你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有的同学说：我资源整合能力强，直白一些，就是和政府、银行的关系好，能搞到批文和贷款。我不反对你和政府搞好关系，在中国，做企业离开政府关系是很困难的，但我想说的是，政府关系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因为你的优势能被别人轻易地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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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被对手模仿的优势才是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等同于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价值就是你满足的客户需求，你为客户提供了新产品、更高质量的产品，或者为客户节约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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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良好的政府关系当然可以赚钱，但是赚钱和价值创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尽管彼此也密切相关。能赚钱并不意味你有价值创造的能力，而如果有了价值创造能力，迟早会赚钱。捕捉交易机会，靠贱买贵卖赚钱的是商人；创造价值的是企业家。我也不反对你当商人，但要搞好一个企业，就要思考你的核心竞争能力到底是什么？价值创造到底在什么地方？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围绕核心竞争力逐渐形成企业的转型与发展战略，形成战略的实施方案，这些是企业家的主要工作。我看到的比较成功的企业，都是核心竞争力非常突出的，在行业里能够做到前三，有别人无法替代、难以复制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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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新疆经济高速增长，有一个提法，是“内地产业的承接地”。怎样看新疆作为内地产业承接地？新疆经济的高速增长如何回避内地增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是刚才您说的所谓旧模式？如何看待我们机遇和危机并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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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经济学家，我不大关心GDP增长，GDP增长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是目标。如果把GDP增长当作目标来追求，这就错了，这是内地省市的一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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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挂帅和我们的干部考核体制有关，考核有两个硬指标，一个是GDP，一个是财政收入，各省、市、县都搞GDP排名，末位淘汰，官员谁不着急啊。实在没办法，就数据造假，每年各省市的GDP加总，比国家统计局的GDP要多几万亿，你信谁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比较GDP的增速，更为根本的应该看经济的活力，而经济的活力表现在市场的发达上，表现在企业的成长上。这就像体检，不能只量身高和体重，健康不健康要查血液，做心电图。GDP排名相当于用体重和身高来判断人体的健康程度，评价方法本身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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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政府要做什么？放开市场，维护市场秩序，拓展企业家和民间的活动空间，政府退出经济。政府越是制定这个规划、那个目标，经济的发展就越成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证明，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弱势政府，强势政府的地区经济反而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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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企业家面临经济发展现状，如何才能突破旧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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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校的教师，我不可能预先知道新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如果我能预知的话，就不当教授了，早就自己赚钱去了。如何突破旧模式，靠企业家在实践中摸索，我只能做事后总结，把大家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作为教材来用，从各种各样的案例中，抽取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所以对经济学家千万不能预期太高，预期太高会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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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0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乌鲁木齐EMBA管理论坛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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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反弹如南柯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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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正值欧洲政府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之际，标准普尔宣布，将美国政府债券评级降为AA+，美债近百年来第一次失去AAA评级。消息传来，市场情绪急转直下，在浓重的悲观气氛中，研究机构纷纷提高了世界经济年内重陷衰退的概率估计，有人认为欧元难保，美国的经济霸权也行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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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过于悲观了吗？否，是先前过于乐观了。这不是二次探底，而是一次探底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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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型反弹如南柯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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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曾欢呼，美联储于危急时刻干预金融市场，使全球金融体系免于崩溃，美国政府超常规的财政开支则防止了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演。在执行了极度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后，中国经济于短时间内强劲反弹。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表现似乎验证了凯恩斯的见解，惊魂甫定的人们欣喜地发现，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不过如此，政府弹指一挥，便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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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那时就撰文指出（“复苏之道”，《财经》杂志，2009年6月8日），这次金融危机不是一般的经济景气循环，而是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结果。美联储执行了错误的货币政策，2001年至2006年的低利率带来了流动性的泛滥，美国的家庭和金融机构过度借债，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制造了战后历史上最大的资产泡沫。泡沫于2007年破灭，引发金融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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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过度借债是危机的起因，经济复苏的前提就是债务的削减，即我们所说的“去杠杆化”。判断经济复苏与否，不看GDP增长速度或者趋势，而要看去杠杆化的进程，在去杠杆化未完成之前，任何反弹都注定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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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杠杆化意味着衰退，但没有衰退便没有可持续复苏。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家庭要偿还贷款，为此不得不节衣缩食，消费需求因此而疲软。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企业和金融机构要降低负债，不得不缩小投资与经营规模，产出下降，失业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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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债务人无力偿还而违约时，贷款变成银行的不良资产，银行必须动用拨备和资本金予以核销。若坏账数量超出其承受能力时，银行就要寻求外部融资。巴菲特最近入股美洲银行，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注资花旗银行，都是这方面案例。然而政府救援并不等于债务的消失，而只是债务的转移，从金融系统转移到政府，体现为政府债务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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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形势的严峻在于政府的债台高筑。欧洲各国多年执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政策，福利开支超出财政能够支持的范围，金融危机期间，为了救助大型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政府再度借债，如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垮了财政，金融危机就此转变为政府债务危机。更为糟糕的是，银行持有政府债券的价值因评级下调而大幅缩水，银行倒闭的风险陡增，投资者纷纷抛售银行股票，政府本来作为救援者出现，反而因自身的债务将银行拖入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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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系统对于经济就像血液系统对于人体，血液流通不畅的肌体不可能健康，而银行要想恢复正常功能，企业、家庭、政府以及银行自身的负债率都必须降下来，这就又回到了复苏的关键——去杠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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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局势，奥巴马政府再次祭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减税，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以创造就业；美联储也在议论第三轮量化宽松（QE3）。这些政策对于去杠杆化并无多少帮助，市场理所当然地反应冷淡。减税虽可暂缓债务人的现金压力，但不具备可持续性，且相当于私人部门的债务转到公共部门，整个国家的负债率并未因此而下降。中央银行的减息本来可以降低还款负担，但在基准利率已经为零的情况下，数量松宽仅仅视为通胀和资产泡沫积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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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失效的背后是基础货币转化为信贷的困难。当家庭和企业为高负债所困扰时，不敢再借新债，银行也担心产生更多坏账，对放贷格外谨慎。2008年年中，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还是11%左右，一年后就变成了零增长和负增长。2011年初，贷款增长率恢复到正的2%，进入二季度又转为-2%。美联储投放的基础货币没有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信贷，而是以超额储备的形式沉淀在银行系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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