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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挂帅和我们的干部考核体制有关，考核有两个硬指标，一个是GDP，一个是财政收入，各省、市、县都搞GDP排名，末位淘汰，官员谁不着急啊。实在没办法，就数据造假，每年各省市的GDP加总，比国家统计局的GDP要多几万亿，你信谁的？所以我不太愿意比较GDP的增速，更为根本的应该看经济的活力，而经济的活力表现在市场的发达上，表现在企业的成长上。这就像体检，不能只量身高和体重，健康不健康要查血液，做心电图。GDP排名相当于用体重和身高来判断人体的健康程度，评价方法本身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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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政府要做什么？放开市场，维护市场秩序，拓展企业家和民间的活动空间，政府退出经济。政府越是制定这个规划、那个目标，经济的发展就越成问题。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证明，经济发达的地区都是弱势政府，强势政府的地区经济反而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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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企业家面临经济发展现状，如何才能突破旧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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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学校的教师，我不可能预先知道新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如果我能预知的话，就不当教授了，早就自己赚钱去了。如何突破旧模式，靠企业家在实践中摸索，我只能做事后总结，把大家成功和失败的案例作为教材来用，从各种各样的案例中，抽取一些具有共性的东西。所以对经济学家千万不能预期太高，预期太高会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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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10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乌鲁木齐EMBA管理论坛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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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反弹如南柯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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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正值欧洲政府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之际，标准普尔宣布，将美国政府债券评级降为AA+，美债近百年来第一次失去AAA评级。消息传来，市场情绪急转直下，在浓重的悲观气氛中，研究机构纷纷提高了世界经济年内重陷衰退的概率估计，有人认为欧元难保，美国的经济霸权也行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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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过于悲观了吗？否，是先前过于乐观了。这不是二次探底，而是一次探底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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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型反弹如南柯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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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者曾欢呼，美联储于危急时刻干预金融市场，使全球金融体系免于崩溃，美国政府超常规的财政开支则防止了1930年代“大萧条”的重演。在执行了极度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后，中国经济于短时间内强劲反弹。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的表现似乎验证了凯恩斯的见解，惊魂甫定的人们欣喜地发现，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不过如此，政府弹指一挥，便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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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那时就撰文指出（“复苏之道”，《财经》杂志，2009年6月8日），这次金融危机不是一般的经济景气循环，而是全球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结果。美联储执行了错误的货币政策，2001年至2006年的低利率带来了流动性的泛滥，美国的家庭和金融机构过度借债，大量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制造了战后历史上最大的资产泡沫。泡沫于2007年破灭，引发金融海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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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过度借债是危机的起因，经济复苏的前提就是债务的削减，即我们所说的“去杠杆化”。判断经济复苏与否，不看GDP增长速度或者趋势，而要看去杠杆化的进程，在去杠杆化未完成之前，任何反弹都注定是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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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杠杆化意味着衰退，但没有衰退便没有可持续复苏。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家庭要偿还贷款，为此不得不节衣缩食，消费需求因此而疲软。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企业和金融机构要降低负债，不得不缩小投资与经营规模，产出下降，失业率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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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债务人无力偿还而违约时，贷款变成银行的不良资产，银行必须动用拨备和资本金予以核销。若坏账数量超出其承受能力时，银行就要寻求外部融资。巴菲特最近入股美洲银行，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注资花旗银行，都是这方面案例。然而政府救援并不等于债务的消失，而只是债务的转移，从金融系统转移到政府，体现为政府债务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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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形势的严峻在于政府的债台高筑。欧洲各国多年执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政策，福利开支超出财政能够支持的范围，金融危机期间，为了救助大型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政府再度借债，如最后一根稻草，终于压垮了财政，金融危机就此转变为政府债务危机。更为糟糕的是，银行持有政府债券的价值因评级下调而大幅缩水，银行倒闭的风险陡增，投资者纷纷抛售银行股票，政府本来作为救援者出现，反而因自身的债务将银行拖入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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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系统对于经济就像血液系统对于人体，血液流通不畅的肌体不可能健康，而银行要想恢复正常功能，企业、家庭、政府以及银行自身的负债率都必须降下来，这就又回到了复苏的关键——去杠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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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局势，奥巴马政府再次祭出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减税，政府投资基础设施以创造就业；美联储也在议论第三轮量化宽松（QE3）。这些政策对于去杠杆化并无多少帮助，市场理所当然地反应冷淡。减税虽可暂缓债务人的现金压力，但不具备可持续性，且相当于私人部门的债务转到公共部门，整个国家的负债率并未因此而下降。中央银行的减息本来可以降低还款负担，但在基准利率已经为零的情况下，数量松宽仅仅视为通胀和资产泡沫积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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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失效的背后是基础货币转化为信贷的困难。当家庭和企业为高负债所困扰时，不敢再借新债，银行也担心产生更多坏账，对放贷格外谨慎。2008年年中，美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率还是11%左右，一年后就变成了零增长和负增长。2011年初，贷款增长率恢复到正的2%，进入二季度又转为-2%。美联储投放的基础货币没有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信贷，而是以超额储备的形式沉淀在银行系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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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失灵并非新鲜事，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政府也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赤字多年超过GDP的10%，政府债务余额对GDP的比率从1980年代末的60%上升到2010年的190%，政府已无进一步举债的能力。至于零利率和数量松宽的货币政策，更是日本央行的发明，日本经济今日之状况，已清晰无误地宣告了这些政策的失败。笔者并不认为美国和欧洲将重蹈日本的覆辙，而是强调微观层面上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去杠杆化若不到位，政策性刺激带来的只是短暂的亢奋，随后必定是更大的动荡与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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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苏难道没有希望了吗？有，希望在于刮骨疗毒般的去杠杆化。负债过高的家庭只能破产，银行收回作为抵押品的房子，在市场上拍卖还债，这当然会引起房价的进一步下跌，更多的家庭和银行可能因此而倒闭。去杠杆化要求政府在衰退期间增加税收，减少开支，与经典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正好相反，其后果当然是更深的衰退，但舍此别无复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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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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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好像是个悲观的命定论，其实讲的不过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也是最基本的常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赤字政策的实质为寅吃卯粮，向子孙后代借钱而已。借钱总归要还，击鼓传花，欧债五国的当代人不幸赶上了最后一棒。超发货币则是制造通胀，稀释所有持币者的购买力，向当代人征收“铸币税”，而中央银行的铸币税征收能力最终要受到物价水平的限制。极端的凯恩斯主义者试图使人们相信，天下确有免费的午餐，政府可以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正宗的凯恩斯主义者承认，宏观政策不能创造财富，但可以削峰填谷，减少经济的波动，因此仍然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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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极端凯恩斯主义充斥西方和东方的主流媒体，知识界和民间信奉此道者大有人在，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指出，宏观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之说纯属迷信，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证明这一点。战后世界各国的经济表现也告诉我们，高速增长和宏观政策基本无关。从早期的日本和西德、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战后重建的高投资、全球化、市场化改革和技术进步，即使东亚充满争议的“产业政策”，也不属于凯恩斯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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