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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加强征管下，各级政府开展收税和收费的大竞赛，巧立名目，或者严格执行过时的规定，企业不堪其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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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政府掌握了越来越多的资源，制订了日益烦琐的管理方法，为了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或者是仅仅为了生活下去，企业不得不按照潜规则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我非常赞同某公司提出的要“守本分”，但是要想企业守本分，首先政府要守本分，“逼良为娼”还不是最可怕的，回过头来的“扫黄”才是致命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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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社会上的仇富心理严重，民粹主义泛滥。十年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4的国际警戒线，尽管官方不再报基尼系数，但种种迹象表明，自那时以来收入分配的确是在不断的恶化，恶化的原因是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以及制度造成的机会不平等。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官员与百姓的差别，城市与农村的差别，国营与民营的差别，官商勾结与合法经营的差别，这些都是身份和地位造成的差别，是起跑线上的不平等，是一次分配中的不平等。如果不纠正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公平，热衷于用行政和税收的手段进行二次分配，则治标不治本。非但无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削弱社会对产权的尊重。在这样的环境中，资产所有者没有安全感，对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不可能有长远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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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走出当前之困境？我也提出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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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同前面讲的，产权保护是重中之重，特别是知识产权的保护。设想企业投入大量人力、资金进行研发，新产品推向市场时就被抄袭仿制，山寨版降低了新产品价格和销售量，不能带来预想的经济效益，以后谁还愿意投资研发呢？国际上的经验证明，创新领先的国家都是知识产权保护做得比较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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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知识产权离不开一般产权的保护。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企业家，如果企业家手里拿着外国护照，随时准备移民海外，就不可能做研发的长期计划，不可能进行长时间的技术积累。要使企业家、创新者在自己的国家投资和创新，把产品和技术留在这里，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和社会要让他们有财产和人身的安全感，其次要严厉打击抄袭和造假，防止“山寨”产品侵蚀创新企业的市场和利润，保证创新投资能带来足够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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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解除管制，建立多元化的创新金融支持体系。以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为骨干的金融体系无法支持创新，因为这些金融机构的首要经营目标是确保资金的安全，而创新却是充满了风险的一项经济活动。创新的融资主要靠私人投资基金解决。从早期的天使基金开始，到中期的风险投资也就是VC，再到后期的私人股权基金也就是PE，服务不同阶段上的创新活动，形成支持创新的金融梯队或者金融产业。发展这样的金融产业，政府应该做什么？提供天使基金、风险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运作的法律框架，而不是审批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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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一些政府部门争夺PE基金的审批权，公开抓审批权与市场化改革的精神不符，于是改为核准制，核准制又改为报备制，可是企业和政府部门搞不好关系的话，报备材料递进去，它又给你扔出来，不予报备！实际还是审批制。审批制成了新型金融产业的拦路虎，成了技术创新和企业创新的重大障碍。在这里我想提个建议，为了发展中国的创新经济，首先要解散发改委。刚才听了前面的讲话，我的想法有点改变，意识到发改委的同志其实也深知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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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是什么意思？Private Equity，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不需要审批，不需要报备，不需要纳入监管。私人对私人的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为什么要管？你凭什么要管呢？政府现在把PE搞成了Public Equity，财政出钱做PE基金，又错了。财政的钱是老百姓、纳税人的钱，不能承担创新投资的高风险。同样的道理，银行的钱是老百姓的储蓄存款，也承担不了那么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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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解除管制，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创新经济讲了好多年了，为什么总是光说不练？政府和企业的日子过得太舒服，没有创新的紧迫感。政府管制工业用地价格，从而间接压低劳动力价格3 ，对利率和融资渠道的管制则压低了资金成本，企业利用成本优势进行扩张，表现在宏观层面上是GDP的高速增长。企业赚钱，政府收税，日子过得很好，为什么要费劲去升级转型呢？如果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包括市场决定的人民币汇率，要素价格和成本上升，企业马上就知道怎么节能，怎么降低成本；低端产品不赚钱了，企业马上就知道怎样去升级换代。让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发挥更大的作用，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空间，用价格引导企业走向高端，走向创新。只有企业转变了，才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家经济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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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官退民进，弘扬企业家精神。中国是一个企业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这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宝贵资产。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企业家一个接一个地走下了经济舞台，政府官员一个接一个地走上来。最近参加会议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十个台上讲话的，九个是官员，最后上来一个企业家，说前面几位领导的讲话都很重要，我回去好好学习。我们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关系搞颠倒了，市场经济的主角是企业、企业家和民众，现在他们都坐在台下听着，台上一排官员发命令、做指示。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受到压抑，处于衰退之中，而没有企业家精神，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产业的升级换代。政府官员要赶快走到台下去，将市场经济的舞台还给企业和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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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营造自由和开放的思想氛围。创新是思想自由发挥的产物，如果没有松宽和开放的社会环境，没有自由的思想氛围，就不会有创新的精神。在创新社会中，标新立异不会被视为异端邪说，因为人们理解，创新就是对现状的挑战和对现有格局的破坏。公众抛弃了“成王败寇”的传统评价标准，他们不仅鼓励勇于创新的行为，回报幸运的成功者，也尊重不幸的失败者。这样的社会文化为新模式、新技术和新思想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才能产生出持久的创新激情，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才有机会得到尝试，变成提高经济效率和丰富人们生活的技术创新。在营造创新的环境方面，政府能做的是就是少管一点，不要今天说“三俗”，明天又说不符合这个那个精神。政府管得越多，就越是压制了民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创新转型就越是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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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应对漫长的经济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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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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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14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官方的GDP数字是较去年同期增长7.4%，数字和在基层的观察有比较大的出入。用什么数据判断形势？李克强总理在回答国外记者提问的时候，讲到三个指标：发电量、铁路货运总量、中长期贷款，这些指标更为接近我们在微观层面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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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放缓有多种因素，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产能过剩。中国过去十几年间的经济增长靠投资驱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下降，中国经济的增长步伐也就放慢。而当前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正是过去投资太多了，在传统制造业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产品卖不出去，出现亏损，企业不敢贸然再上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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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疲软的情况下，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消费上，但是消费要有收入的支持，不是政策能刺激起来的。虽然居民收入还在增长，但是增长速度落后于GDP，落后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以至于居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缩小。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1993年居民收入为GDP的63%，2007年降到52%，估计这个比例近几年还在下降。收入跟不上，消费就很难弥补投资放缓所造成的需求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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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外需求衰退。在世界几大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经济的势头比较好，基本上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了，正处于不断上升的通道。如果做全球资产配置，建议增持美国资产。欧洲仍然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挣扎，而日本经济则处于半衰退状态，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20年，安倍经济学解决不了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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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强调的是，需求在短期甚至中期都不会反弹，经济增长率很可能继续下滑，企业将长期面对一个低增长的宏观环境。长期低增长的一个原因在于消除过剩产能的困难。要知道产能过剩不是5%、10%，而是20%、30%，最严重的行业超过50%。清理过剩产能的市场化方法是产业重组、收购与兼并、企业倒闭关门，设想一下，多少企业要破产、多少工人要下岗，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这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任务。但只要存在着过剩产能，投资就不会反弹，除非找到新的增长点。对于这次经济下调的长期性，企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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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性政策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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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句话很传神，过去温总强刺激，现在强总温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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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温刺激，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政府或许已经意识到“四万亿”强刺激的负面效应，比如大量的产能过剩、浪费、贪污腐败，更严重是打乱了企业的预期，阻碍了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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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四万亿”打乱了企业预期？我曾参加全国钢铁协会的年会，大概在执行“四万亿”之后两年，会上一国有钢企的老总说“四万亿”把我们坑苦了，本来准备调结构，淘汰低端的和低附加值产品，增加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突然来了个“四万亿”，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低端的螺纹钢、建筑用材价格猛涨，成了最赚钱的产品，订单多得生产不过来。钢铁企业很为难，低端产品的生产能力要不要扩建？做企业的看不了那么远，本来已决定要淘汰的产品，反而有要扩大产能，结果现在全都过剩。所以企业不必期待政府政策，政策短期带来一些需求，如果形成依赖，从长期看对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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