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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中、美两国的经济景气指标，就不难理解近年其他投资项下的外汇流失。次贷危机后，中国推出“四万亿”刺激计划，经济强劲反弹；而美国则处于去杠杆的过程中，衰退持续（图五）。两国景气度的反差吸引资金大量涌入中国，金融项目连续十个季度录得巨额顺差。当美国的去杠杆令经济重获动力之时，中国的刺激政策效力不断衰减，两国经济景气度开始朝不同的方向演变，并延续至今。正是这个景气度的对比反转，加速了金融账户自2012年以来外汇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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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要分析的因素是信用风险。虽然这一因素和上面的中国经济景气度有一定的相关性，例如经济景气的下降通常会推升信用风险，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面对经济衰退，政府往往下达行政命令，要求金融机构刚兑，或者扩大政府的担保圈，抑制信用风险，度量信用风险的指标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经济的状态，可以具备额外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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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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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自2011年，中国经济趋势向下，美国向上，反差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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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美国产出缺口是根据美国白宫预算办公室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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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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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其他投资项净流出往往伴随国内信用风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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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信托产品是指贷款类信托产品，期限为1～2年。信用息差是该类信托产品与2年期国债的利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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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贷款类信托产品与国债的信用息差衡量国内信用风险，结果发现信用风险与其他投资项存在显著的关系。2008年以来，信用息差的下降通常伴随外汇的净流入；一旦信用息差上升，则呈现净流出（图六）。特别是近期，信用息差大幅攀升，由2013年底4.8%的历史低点，经历7个季度上升，目前达到6.6%的历史高点。与此同时，其他投资项的净流失由单季700亿美元，上升至2014年四季度约1300亿美元，至2015年三季度，可能已接近3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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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因素是人民币汇率预期，当预期汇率与即期汇率出现显著偏离时，即使没有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也可能触发资金的大规模跨境流动。需要强调的是，管理汇率预期的难度远远大于管理即期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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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NDF）衡量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即期汇率与NDF的差异作为人民币升（贬）值预期。数据显示，人民币升（贬）预期能够显著影响其他投资项的外汇流动。2009年至2011年，市场对人民币存在明显的升值预期，推动了资金的持续净流入。从2012年年中起，市场开始预期人民币贬值，贬值预期在较长时间内被控制在2%附近，直至2015年8月份人民币突然贬值，贬值预期迅速放大至4%，达到次贷危机后的最高水平（图七）。虽然央行不断通过政策宣示和市场干预，试图重新控制汇率预期，但效果比较有限，贬值预期仍然居高难下（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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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EIC，季度数据，截止2015年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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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市场对人民币的预期对其他投资项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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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人民币升值预期是用人民币NDF和人民币即期汇率的差异计算，具体是“即期汇率/NDF-1”，人民币即期汇率始于2009年11月，早于该日期的数据用人民币中间价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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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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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尽管央行不断进行政策宣示和市场干预，人民币贬值预期仍然居高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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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人民币升（贬）值预期是用人民币NDF和人民币即期汇率的差异计算，具体是“即期汇率/ND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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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不断扩大的经济景气差、国内信用风险的上升，以及人民币贬值预期，这三个因素叠加，造成2015年8月份以来前所未有的外汇净流出。2015年9月份中国PMI跌至次贷危机后的新低；而美国8月份失业率则降至危机后最低的5.1%。同时，中国信用息差升至历史高点，而且人民币贬值预期也处于危机后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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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不远的将来，人民币汇率将继续面临这三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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