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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法在执行中弊端丛生，推行不下去了，于是王安石派出41位朝廷大员分赴各省督导，强行摊派，搞得下面鸡飞狗跳，朝廷上一片反对声，闹得皇帝不得不出面，下诏禁止强行贷款，坚持自愿原则。然而自愿的结果就是贷不起的仍然贷不起，能贷到的利率跟市场上的差不多，最后获利的还是经办官员和豪门大户。连盛赞王安石的梁启超在八百年后也承认，政府办不了金融，金融只能靠民间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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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易法”用官办的批发、零售网络替代市场，由官员到丰收地区低价购买粮食，运到歉收地区，增加那里的供应，平抑粮价。但像青苗法一样，市易法也面临难以克服的信息问题，官员并不知道哪里丰收，哪里歉收，他们依靠商人提供信息，或者委托甚至雇用商人经办，结果又是官商勾结，从中牟利。为什么官员不能学学商人，四处调查研究，了解各地粮食供应和需求的情况呢？因为官员没有足够的激励。商人积极寻找供需缺口，倒买倒卖，赚钱归自己，官员这么做得不到任何好处，谁愿意吃这个苦、受这个累啊？王安石设计的所有新法都绕不过信息和激励这两个问题，青苗法和市易法也都栽在这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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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和宰相的激励不一致。宰相要安邦定国，名垂青史；官员只想升官发财，封妻荫子。皇帝、宰相变法的目的是抑制豪强，而豪强正是大小官员，他们怎么可能拥护和推行新法呢？宋神宗发现了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士大夫都反对变法，而不问新法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守旧派大臣文彦博反问：皇上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是和百姓共治天下？话说得很直白，你到底应该以谁为重。变法伤害官员的利益，依靠官僚体系推动改革，本身就是个悖论，他们不会有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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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官僚体系变法，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若想执行王安石的国家社会主义新法，要求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掌握足够的信息，青苗法需要每个农户的生产和财务信息，市易法需要各个地区、各种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信息，现代的行政官僚体系都做不到，别说技术落后的古代了。更糟糕的是，官僚体系还制度性地扭曲信息，阻塞信息的传递，下情不能如实上达。面对众人攻击青苗法，宋神宗的头脑还比较清醒，认为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予理睬。但当退休宰相韩琦上书时，宋神宗高度重视，韩琦已经退休了，他说青苗法的坏话应该没有政治或利益动机。神宗于是派了两个心腹太监下去调查情况，这两位接受任务后就琢磨开了，深知皇帝信任王安石，正锐意变法，“拗相公”宰相对不同政见者的打击也毫不留情，如果说青苗法不好，会有什么后果？两个太监思前想后，回来写了一个报告，声称青苗法深得人心，百姓大悦。宋神宗一看，坚定了推行青苗法的决心，实际上是被揣摩上意的太监误导了。你不能说太监滑头，他们是理性的，如实禀报恐怕没有好果子吃，宁可犯欺君之罪，也不给皇上真实信息。非理性的是制度，非理性制度下的理性行为看上去就显得荒唐。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20世纪“大跃进”时期，下面就曾谎报亩产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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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缺少新的社会共识。更改祖宗之法，必然触及祖宗树立的正统意识形态，动摇原有社会共识的基础。除了显示新法的实际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其政策的正确性，很难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拥护。而由于上面所讲的信息和激励的问题，新法又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能发展经济，做大蛋糕，而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把豪富利益的一部分转移给小农，把高利贷和商业利润转移到政府手中。有人受益但也有人受损，搞不好是有人受损而无人受益，变法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斗争，没有民间的支持，变法成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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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们对比商鞅和王安石做一个小结。这两个改革家在人品、能力和权威上没有实质性区别，变法的性质则截然不同，商鞅变法是突破式的，而王安石变法是修补式的。王安石变法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商鞅依靠平民和农民，邓小平依靠农民、城镇居民和企业家。王安石变法是纯粹的顶层设计，商鞅和邓小平的改革则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官僚、商人、高利贷者、农民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而商鞅和邓小平的改革增加了产出，提高了效率，大体做到了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变法成功，新制度得以存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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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与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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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清末的新政本是顺应历史大势的改革，但中央权威的不足使改革成为利益争夺的工具，改革也为革命创造了条件，那么进行改革的必备条件和最佳时机，您认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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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条件和时机问题是我无法回答的，我相信也没有人能够回答。我们现在是回过头来看历史，事后诸葛亮，如果身处其境，如果是当事人的话，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历史的展开不可能遵循人的周密计划，商鞅变法成功，并不是因为他有一个蓝图，有很好的设计。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不可能靠一群聪明才学之士，设计出一个蓝图，按照计划一步一步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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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目的不是根据历史的规律，设计和铺就通往理想社会的康庄大道。正好相反，读历史是要理解，社会的发展不可能用工程师的或者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从研究、设计到执行和调控，历史从来就不是根据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设想展开的，而是在多种力量交叉、冲突、平衡又失衡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力量是我们所无法预测甚至无法理解的，在这个过程中，偶然的事件可以改变历史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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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历史充满了偶然，因而无法预测，那么研究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确实，“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背后的逻辑有可能重复，世界各国的历史不同，但可能存在共同的逻辑。我们无法准确预测历史的轨迹，但是我们可以从世界各民族和我们自己的历史中能够看到一些逻辑关系，比如今天我们在这里试图说明的，改革成功的条件有哪些，我们能做什么促使这些条件成熟。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设计了什么，而在于他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各个民族一样，都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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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取消了中央计划，开放市场，让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庄稼，什么时候收割；让企业自己决定投资什么项目，生产什么产品，政府不再管了，经济就发展起来了。邓小平当时恐怕想象不到中国经济可以发展得这么快，也想象不到北京的雾霾会严重到那个程度，他预见不到。我们在历史面前、在自然面前、在市场面前，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改革的条件和时机问题，确实是我无法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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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关于刚才许老师提到一个说法，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邓小平有个评价，他认为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总许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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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价更准确，我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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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其实一点也不降低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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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总许可师比总设计师的评价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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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我也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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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许可师是个非常高的评价。如果有人跑来说，我给你设计一个完美的方案，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这样做了保证你成功，或者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协调发展之类的，听起来是永远不会错的真理，但你千万别相信，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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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位网友问，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解决由经济改革扩展并深化到政治改革这样一道中国式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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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变法集中在经济领域，所以不能成功。商鞅变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而且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军功爵位制，打破封建贵族对于政治的垄断，引入和新生力量。离开政治体制改革，单纯从经济体制上取得突破，历史上有先例，却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先例。例如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崛起，俾斯麦发展经济而不动政治体制，日本也是这样，最后什么结果？大家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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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首先感谢许老师近三个小时体力和脑力的付出，您站在上面一直讲，也没喝一口水。您一直在强调成功的改革中新生力量的作用，张五常教授也说过，旧有的既得利益在改革中也没有绝对受损，只不过是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的利益相对缩小。我们现在提到继续深化改革，在下一步改革中能够涌现出来新兴阶层会是社会的哪一部分？另外，怎么能保证在现有既得利益的绝对量不降低的情况下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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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新生力量自1978年以来已经释放出来了，改革把农民从人民公社下解放出来，可以自由迁徙，自由选择工作，这是巨大的新生力量，没有农民包产到户，中国的农业不可能是今天这个状况，而没有农业的发展也就没有城镇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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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强拆、强迁、征地，农民拿不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土地收益大部分落在政府口袋里。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不能自由流转，阻碍了大规模集约化农业的出现。农民进了城却无法定居，生活非常辛苦，住在集体宿舍，每年回一两次家，过着在座的每个人都难以接受的生活。如何让他们进城后变成真正的市民、变成城镇经济的一部分，要有进一步的改革，土地制度、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改革，要把农民纳入到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里来，要让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在城里享有同等的权利。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农民肯定会继续支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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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经济中，企业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生力量，现在不少企业家忙着移民，因为感到不安全。企业家不安心，中国经济怎么发展？据传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讨论一项改革，在地方层面上司法和政府的分离，如果属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把司法从地方政府中剥离出来，统一到中央，否则它总是干预地方司法，社会公正、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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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保护不限于财产权，比如说北京的雾霾，呼吸新鲜空气是一项权利，市民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保护权利的手段，只有在情况严重时，比如要建化工厂，百姓上街，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市民可以走法律程序，问责官员，人大开会的时候，代表们要求市长做出承诺，北京的空气如果得不到改善，下一届就不批准你当市长了，你看见不见效。有了权利意识，每个人都是推动改革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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