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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允许老百姓去试，少设禁区，多开放，让基层进行制度创新，你来总结经验，变成政策法律，这样的改革就有希望。如果总认为你是最高明的，你来设计一切，老百姓只有执行的份儿，这样的改革和变法在历史上没有成功先例，这是我今天要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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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之前看吴晓波老师在他的新书《历代中国变革得失》中写到，历代中国十次大的变革，除了商鞅、王安石此外，他还提到了像汉武帝、刘晏、陈云和朱镕基，我想问的是，在朱镕基任总理这一段时间，您认为是修补式的改革，还是变革，以及您认为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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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要历史来评价的，个人觉得朱镕基执政时期的改革措施大多属于修补式，当然，会有人不同意这个判断。学术上有不同的观点很正常，大家讨论，不要扣帽子，更不要禁止人家说话。我说朱镕基是修补式的，有人说是突破式的；我说他是计划经济者，有人说他是改革者；不同的观点可以并存，大家用事实和数据来说话。如果让我写史书，我会把他和王安石进行比较。朱总理有一个农产品收购体制的设计，像极了王安石的市易法，不仅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原因都一样，试图用统购统销的国营体系来代替市场。论个人能力、责任感和工作作风，朱总理都是令人钦佩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批评他的政策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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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刚才提到经济改革跟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分离，您觉得在中国现代的政治体制下，经济改革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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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有作为。举个例子，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起码在有一些地区已经相当严重，随时有可能出现局部的偿付危机。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以后，钱让中央政府拿走了，但地方政府管的事没减少，所以改革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权。我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税收是少了，但加上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比以前高多了，看看数据就知道，全国的财政开支中，地方政府占了80%，中央政府只有20%，这不是替中央政府说话，事实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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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可支配财力增加的情况下，为什么钱不够用，又闹出个土地财政？因为地方的事权扩张太快，政府管事太多，不需要管的他到处伸手。财权和事权的确不对称，但对策不是增加财权，而是削减事权。管那么多干什么？市场经济的投资主体是企业，政府为什么到处搞投资？政府的投资冲动来自干部考核中的GDP挂帅，GDP上去了就能升官；第二个原因是投资项目中的寻租机会多。传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取消GDP考核，但不考核GDP考核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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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幸福指数，但不是统计局的幸福指数，而是老百姓自己的感觉。我曾提出过一个方案，取消GDP考核，改为群众满意度。18岁以上的公民凭身份证实名制注册一个账户，我们现在搞实名制是轻车熟路，很有经验的，技术上不是问题。到了年底给市长打一个分，0到5分，很满意给5分，很不满意给0分，上级根据市民的评分决定市长的升迁，这样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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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如果不改变官员的考核机制，不改变他的激励机制，永远是GDP挂帅，永远是投资冲动，给他多少钱也不够用，特别是当他花别人的钱时，用纳税人的钱升自己的官，激励机制严重扭曲。为了抑制投资冲动，地方的财政支出、地方的发债要有人监督，现在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监督检查只有纪委，但纪委是事后检查，事前和执行过程中谁来监督？当然应该是纳税人，你花我的钱当然由我来监督，这就需要做实各级人大。人大不是开会、举手和养老的地方，而是有重要的实质性功能。财政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体制，如果总是绕着走，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也是我今天讲的一个观点，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任何经济上的变法都很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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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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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供给侧的领导讲话刚一落音，“媒体经济学家”（笔者也很荣幸地被朋友归入此类）便以特有的中国速度接二连三地推出雄文，“供给经济学”立即成为蹿红网络的高频词汇。其实，正像不存在“需求经济学”一样，“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从来就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分析中不可拆分的一对，分隔两者如同分隔电池的正、负极一样荒唐。媒体通俗语言所讲的“供给经济学”流行于1980年代的美国，泛指里根政府推行的以减税为中心的一套政策，加上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统称“里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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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的重要性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萨伊定律”，根据这一定律，供给自动创造出等量的需求。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值例子，说明萨伊定律的逻辑。设想经济中只有一家企业，满负荷运转可生产价值200万元的产品，如果所有产品在市场上都能销售出去，企业的收入为200万元，分别用于支付设备、原材料、人工成本和企业家的报酬，那么设备、原材料供应商、工人和企业家所得到的收入加起来也是200万元。200万元的收入产生200万元的需求，正好对应200万元的产品，萨伊定律因此被不太严格地简化为供给决定需求，或者供给创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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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萨伊针锋相对的是20世纪的凯恩斯，后者认为供给方创造的收入没有全部转化为需求，如果消费需求为150万元，其余50万元作为储蓄沉淀在金融体系中。银行固然可利用储蓄资金放贷给企业，产生投资需求，但市场经济中没有天然的机制保证投资正好等于储蓄。当投资低于储蓄比如说只有30万元时，社会总需求为180万元，企业虽有200万元的生产能力，受需求限制，只能销售180万元的产品，从而只能创造180万元的收入和需求。凯恩斯主义者于是也不太严格地宣称：需求决定供给。不仅如此，凯恩斯学派还进一步建议政府增加开支，或者由中央银行放松银根，刺激企业投资，双管齐下，拉动需求以增加产出至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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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伊和凯恩斯，究竟谁对谁错？单凭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无法做出判断，举例仅为方便读者了解两种不同思路的逻辑，现实经济远比这样的课堂推理游戏复杂。萨伊和凯恩斯的局限性都在于仅关注供给和需求的静态平衡，而没有考察经济的动态发展，并且双方所做的都是总量分析而不是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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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学派并不考虑政府投资和货币松宽刺激投资的后果，对政策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以及由此而来的消费需求不足视而不见。注意到财政开支通常向资本密集的基础设施倾斜，央行减息降低资金成本，同样鼓励资本密集型的重型制造业投资，可知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总体上有利于钢铁、水泥、建材、能源、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发展，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利润和工资收入高速增长，而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和轻工业在这种政策性景气繁荣中落在后面，工资增长也低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就业的大部分集中在工资增长慢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重资本-轻劳动的生产结构导致了类似的国民收入（GDP）分配结构，劳动收入的比重下降，企业的资本收益（利润）以及政府税收比重不断上升。政府和企业收入主要用于投资，结果是居民消费需求跟不上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增加，过剩产能就这样出现和积累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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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出现过剩产能的原因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人为压低资金成本，扭曲了需求结构，投资需求过旺而带来的产能过度扩张。政府采取两种方式压低资金成本，一是以国家的主权信用在市场上发行低成本的国债，替代高成本的企业债和银行贷款，用财政投资替代企业的商业投资。第二，中央银行放松银根，直接降低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过度投资有可能通过预期效应进一步放大，在政策创造的景气繁荣中，企业误以为市场需求将继续强劲，非但没有为即将到来的衰退做好准备，反而增加投资，以防产能的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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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中存在包括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在内的过剩产能时，对策绝不是新一轮的财政和货币刺激，因为那无异于饮鸩止渴，用明天更多的过剩消化今天的闲置产能。到了这一步，面向需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再也走不下去了，不仅无法保障经济的增长，而且留下亟待处理而又异常棘手的遗产：处于破裂边缘的资产泡沫、难以承受的政府和企业债务，以及不可避免的银行资产质量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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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化解这些风险，必须消除过剩产能，行业重组因此不可避免。具有产品、技术和经营优势的企业收购兼并没有特色的中小企业，提高行业的集中度。人们不必对大企业的主导感到恐慌，这是从制造向研发转型的必经之路。研发需要人力资源和资金的支持，只有大型企业才具备这样的实力。另一方面，研发与创新的投入基本上是固定成本，企业规模越大，市场份额越高，分摊下来的平均研发成本就越低，研发的效益就越好。创新时代的行业格局常态是寡头竞争，而非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其中的一个道理就是研发的规模经济效益。对于即将倒闭或被兼并的企业，地方政府不应出手相救，而要把宝贵的公共资源用在失业人员与家庭的生活保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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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倒闭、政府债务违约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回调都会引发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作为国有银行大股东的中央政府要准备足够的资源，核销坏账，充实银行资本金，现在就应研究和制定方案了，如果不是太晚的话。只有清除了需求政策在供给侧造成的过度与过剩，中国经济才有希望进入下一轮增长周期。笔者认为，这是当前强调供给侧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则涉及价值的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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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增长之前，先让我们澄清一个概念。面向需求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不是保增长的政策，其目标是让产出（GDP）尽可能接近产能（潜在GDP）。用上面的数值案例讲，就是尽可能地接近200万元，以实现充分就业。我们所说的增长是指产能或者潜在GDP的增长，也就是如何将200万元的生产能力提高到250万元甚至更高，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保证人均产出从而人均收入的增加，否则经济增长就失去其本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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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式来表达，Y=A·F（K, L）6 ，Y是潜在GDP, A为技术水平，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投入，F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组织方式。假如经济中总共有100名工人，可以生产200万的GDP，当存在劳动力闲置时，比如说有10个失业者，实际投入的L只有90，GDP则为180，低于充分就业的潜在GDP。凯恩斯的政策目标是在资本K、劳动L的存量不变、技术水平A和生产组织方式F也不变的情况下，如何增加就业（例如政府雇这10个失业工人修高铁），使GDP接近或等于200万。而我们所说的增长恰恰是如何改变K、L、A和F，以提高供应能力即潜在GDP，这与凯恩斯要解决的问题根本就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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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潜在GDP有两类方法，一是单纯增加资源使用量K和L，二是资源总量不变而提高技术水平A和改善生产组织方式F。我们称前者为“外延型数量增长”，后者为“基于效率的内生增长”。外延型增长不可持续，不仅因为资源再多也是有限的，而且因为资本的边际收益递减。为了实现人均GDP的增长，资本投入的增加速度必须比劳动高，然而随着资本的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位新增资本产生的效益递减，当资本的边际收益降到零时，再拉动投资也无法提高人均产出了，经济于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或者叫作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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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边际收益递减是普遍的经济规律。设想在一块农地上的肥料投入，第一公斤肥料提高收成10公斤，追加第二公斤，只能增产5公斤，第三公斤对收成几乎没影响，第四公斤可能就要造成减产，因为施肥太多烧死了庄稼。在宏观层面上，由于产能已经过剩，投资所形成的新产能没有需求对应，企业投资所获收入等于零，减去资金、人力等等成本，投资收益实际是负数，就像地里的肥料太多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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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此逻辑，边际收益递减律岂不是宣布了经济增长的死刑？非也，读者不要忘记这一定律的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现实经济中，其他条件经常发生变化，并且正是通过改变其他条件，打破边际收益递减的诅咒，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这里的其他条件就是技术水平A和组织方式F。由于人类认识世界和认识经济的能力是无限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永无止境，即使资本和劳动的数量不变，A和F进步也有望驱动和保持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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