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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历史充满了偶然，因而无法预测，那么研究历史还有什么意义呢？确实，“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背后的逻辑有可能重复，世界各国的历史不同，但可能存在共同的逻辑。我们无法准确预测历史的轨迹，但是我们可以从世界各民族和我们自己的历史中能够看到一些逻辑关系，比如今天我们在这里试图说明的，改革成功的条件有哪些，我们能做什么促使这些条件成熟。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设计了什么，而在于他看到了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各个民族一样，都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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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取消了中央计划，开放市场，让农民自己决定种什么庄稼，什么时候收割；让企业自己决定投资什么项目，生产什么产品，政府不再管了，经济就发展起来了。邓小平当时恐怕想象不到中国经济可以发展得这么快，也想象不到北京的雾霾会严重到那个程度，他预见不到。我们在历史面前、在自然面前、在市场面前，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改革的条件和时机问题，确实是我无法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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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关于刚才许老师提到一个说法，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邓小平有个评价，他认为邓小平不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总许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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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评价更准确，我完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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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其实一点也不降低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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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总许可师比总设计师的评价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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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我也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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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许可师是个非常高的评价。如果有人跑来说，我给你设计一个完美的方案，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这样做了保证你成功，或者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协调发展之类的，听起来是永远不会错的真理，但你千万别相信，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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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位网友问，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解决由经济改革扩展并深化到政治改革这样一道中国式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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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变法集中在经济领域，所以不能成功。商鞅变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而且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军功爵位制，打破封建贵族对于政治的垄断，引入和新生力量。离开政治体制改革，单纯从经济体制上取得突破，历史上有先例，却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先例。例如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崛起，俾斯麦发展经济而不动政治体制，日本也是这样，最后什么结果？大家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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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首先感谢许老师近三个小时体力和脑力的付出，您站在上面一直讲，也没喝一口水。您一直在强调成功的改革中新生力量的作用，张五常教授也说过，旧有的既得利益在改革中也没有绝对受损，只不过是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的利益相对缩小。我们现在提到继续深化改革，在下一步改革中能够涌现出来新兴阶层会是社会的哪一部分？另外，怎么能保证在现有既得利益的绝对量不降低的情况下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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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新生力量自1978年以来已经释放出来了，改革把农民从人民公社下解放出来，可以自由迁徙，自由选择工作，这是巨大的新生力量，没有农民包产到户，中国的农业不可能是今天这个状况，而没有农业的发展也就没有城镇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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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强拆、强迁、征地，农民拿不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土地收益大部分落在政府口袋里。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不能自由流转，阻碍了大规模集约化农业的出现。农民进了城却无法定居，生活非常辛苦，住在集体宿舍，每年回一两次家，过着在座的每个人都难以接受的生活。如何让他们进城后变成真正的市民、变成城镇经济的一部分，要有进一步的改革，土地制度、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改革，要把农民纳入到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里来，要让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在城里享有同等的权利。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农民肯定会继续支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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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经济中，企业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生力量，现在不少企业家忙着移民，因为感到不安全。企业家不安心，中国经济怎么发展？据传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讨论一项改革，在地方层面上司法和政府的分离，如果属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把司法从地方政府中剥离出来，统一到中央，否则它总是干预地方司法，社会公正、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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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保护不限于财产权，比如说北京的雾霾，呼吸新鲜空气是一项权利，市民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保护权利的手段，只有在情况严重时，比如要建化工厂，百姓上街，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市民可以走法律程序，问责官员，人大开会的时候，代表们要求市长做出承诺，北京的空气如果得不到改善，下一届就不批准你当市长了，你看见不见效。有了权利意识，每个人都是推动改革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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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允许老百姓去试，少设禁区，多开放，让基层进行制度创新，你来总结经验，变成政策法律，这样的改革就有希望。如果总认为你是最高明的，你来设计一切，老百姓只有执行的份儿，这样的改革和变法在历史上没有成功先例，这是我今天要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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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之前看吴晓波老师在他的新书《历代中国变革得失》中写到，历代中国十次大的变革，除了商鞅、王安石此外，他还提到了像汉武帝、刘晏、陈云和朱镕基，我想问的是，在朱镕基任总理这一段时间，您认为是修补式的改革，还是变革，以及您认为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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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要历史来评价的，个人觉得朱镕基执政时期的改革措施大多属于修补式，当然，会有人不同意这个判断。学术上有不同的观点很正常，大家讨论，不要扣帽子，更不要禁止人家说话。我说朱镕基是修补式的，有人说是突破式的；我说他是计划经济者，有人说他是改革者；不同的观点可以并存，大家用事实和数据来说话。如果让我写史书，我会把他和王安石进行比较。朱总理有一个农产品收购体制的设计，像极了王安石的市易法，不仅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原因都一样，试图用统购统销的国营体系来代替市场。论个人能力、责任感和工作作风，朱总理都是令人钦佩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批评他的政策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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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刚才提到经济改革跟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分离，您觉得在中国现代的政治体制下，经济改革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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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有作为。举个例子，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起码在有一些地区已经相当严重，随时有可能出现局部的偿付危机。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以后，钱让中央政府拿走了，但地方政府管的事没减少，所以改革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权。我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税收是少了，但加上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比以前高多了，看看数据就知道，全国的财政开支中，地方政府占了80%，中央政府只有20%，这不是替中央政府说话，事实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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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可支配财力增加的情况下，为什么钱不够用，又闹出个土地财政？因为地方的事权扩张太快，政府管事太多，不需要管的他到处伸手。财权和事权的确不对称，但对策不是增加财权，而是削减事权。管那么多干什么？市场经济的投资主体是企业，政府为什么到处搞投资？政府的投资冲动来自干部考核中的GDP挂帅，GDP上去了就能升官；第二个原因是投资项目中的寻租机会多。传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取消GDP考核，但不考核GDP考核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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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幸福指数，但不是统计局的幸福指数，而是老百姓自己的感觉。我曾提出过一个方案，取消GDP考核，改为群众满意度。18岁以上的公民凭身份证实名制注册一个账户，我们现在搞实名制是轻车熟路，很有经验的，技术上不是问题。到了年底给市长打一个分，0到5分，很满意给5分，很不满意给0分，上级根据市民的评分决定市长的升迁，这样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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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如果不改变官员的考核机制，不改变他的激励机制，永远是GDP挂帅，永远是投资冲动，给他多少钱也不够用，特别是当他花别人的钱时，用纳税人的钱升自己的官，激励机制严重扭曲。为了抑制投资冲动，地方的财政支出、地方的发债要有人监督，现在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监督检查只有纪委，但纪委是事后检查，事前和执行过程中谁来监督？当然应该是纳税人，你花我的钱当然由我来监督，这就需要做实各级人大。人大不是开会、举手和养老的地方，而是有重要的实质性功能。财政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体制，如果总是绕着走，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也是我今天讲的一个观点，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任何经济上的变法都很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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