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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改革也是思想观念先行一步，从真理检验标准的讨论开始，形成关于改革的社会共识。改革要触动政府部门的利益，有阻力怎么办？成立独立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摆脱部门利益的掣肘，直接向中央汇报；另一方面，依靠民间的创造突破计划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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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的具体方法上，虽然也有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来自于基层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农村改革不是邓小平设计的，而是小岗村的农民先干出来的，再由党中央给予充分肯定，变成全国的政策和法律。小岗村农民包产到户实际上违反了当时的法律，中央没有因为他们违法而打压，因为可以发展农村经济啊，看了一段时间，发现效果不错，就发了中央一号文件予以推广。直到1989年修改宪法的时候，才承认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才给予合法地位，距离小岗村农民的自发改革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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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的民营企业也不是邓小平的设计，民营企业源于个体工商户、集体和乡镇企业。年广久办了个“傻子瓜子”公司，雇了几十个人卖瓜子，县政府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把他抓起来，小平同志过问后才放了出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在很困难的环境中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天，没有什么顶层设计。顶层放开，下面自然有办法。顶层要做的是尊重和发挥基层的创造力，及时调整政策和法律，实施推广，邓小平的伟大之处也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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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改革要强调基层创新？因为基层民众贴近市场，他们的制度创新具有更高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性。第二，基层的创新是“激励协调”的，他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没利的不做，包产到户要是没利的话，小岗村农民不会冒着危险，私下分了生产队的地。激励协调的制度是自动执行的，用不着政府监督和管控。对比下面我们要讲的王安石的变法，区别非常明显。王安石精心设计了新政策，但没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激励的问题，特别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激励问题，结果他的政策在实践中要么无法执行，要么事与愿违，给民间的生产和生活增加了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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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改革的策略不能单纯强调顶层设计，应该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由顶层及时总结基层的经验，把基层的经验变成政策和法律在全国推广，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一直是这样做的。在制度创新面前，回避意识形态的争论，以实际的经济效率为判断依据，只要能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就允许去试，不问姓资姓社，这是他改革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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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拗不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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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失败的变法，重点分析王安石，顺带也讲讲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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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制可以看成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早期尝试，和商鞅正好相反，他把已经实行了几百年的土地私有制改回到国有制，模仿西周，更名天下土地为王田，对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田不准买卖。王莽这样做是为了抑制西汉末年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大官僚、大地主良田千顷，小农无立锥之地，生活贫苦。中国历代王朝之所以都站在小农的立场上抑制豪强，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小农，或者接受了儒家宣扬的仁政，而是出于财政的考虑。皇权专制国家从官僚地主、豪门大户那里收不上税来，权贵们有合法的减免赋税的特权，非法逃税的方法也很多，从瞒报到贿赂税务官员。这样一来，税赋的大部分就由小农来承担，小农要是大面积破产的话，朝廷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保护小农就是保护皇朝的税源。王莽深知这一点，于是宣布土地国有化，由政府重新分配，分配的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使用权，一户授田百亩，缓解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农户破产，缓解贫富悬殊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王莽的土地国有化政策没有公信力，靠官僚打击豪强，而豪强就是官僚自己，怎么可能真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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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商业方面，王莽推行全面的国家经营，叫作“五均六筦”。所谓“五均”就是均物价，为此成立了官营的商业机构，统购统销，按成本收购商品，按官价出售，防止市场价格过高。“六筦”就是政府垄断经营，管盐、管酒、管铁、管山泽之货、管铜铁，前面那个铁指的是铁器、铁制工具，后面的铜铁指铜钱和铁钱。因为缺铜，王莽发行过铁钱，他的货币改革混乱不堪，但新朝所发行的铜铁钱品质好，今天成了收藏界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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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所有的这些改革最后全都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豪门权贵的坚决反对，甚至不惜以宫廷政变和军事暴动来制止他。王莽压不住阵脚，干脆自己当皇帝，儒家史官因此骂他是野心家。实际王莽有他的苦衷，猜测他篡夺帝位的一个动机是用皇帝的权威来推行新政。当然王莽的顶层设计问题太多，志大才疏，他的新政越搞越荒唐，最后自己也在贵族的暴动中丢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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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梁启超的观点，王安石变法也是搞国家社会主义，我认为梁启超的定性比较准确，也许可以叫作国家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王安石同样用政府替代市场，相信他的新法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还不必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原则。保守派的首领司马光反驳他，说国家增收必将取之于民，而与民争利不是儒家倡导的仁政。王安石坚信可以双赢，国库充实了就能强兵，扭转北宋多年的积贫积弱局面。北宋开国之后，外患不断，对北边的辽国屡战屡败，只好花钱买和平。党项人李元昊在西北建立西夏，人口不多，经济远不如北宋，居然也把宋军打得焦头烂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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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新法集中在经济方面，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募役法、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另外一些涉及政治和军事制度，比如保甲法和置将法。这是一个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连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司马光也承认他的用心良苦。王安石死后，司马光上书皇帝，说王一生为国，朝廷应追赠谥号，优礼抚恤。北宋新党和旧党之间，争理不争利，主要是观念之争，王安石有坚定的信念，两次担任宰相，不遗余力地推行新政，又两次因新法的问题而被罢官，但仍不改初衷，人称“拗相公”。司马光也没有在扳倒王安石的过程中谋什么个人利益，两个人都没有在宰相的位置上搞子女经商和腐败寻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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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项新法中，青苗法的实质是官办农业金融。王安石有基层工作经验，他在浙江做县令，看到小农的破产往往在青黄不接的时候，青苗长出来还没有成熟，旧粮已经用完，上下两季接不上，农民只好去借高利贷，富商囤积居奇，借机盘剥，利率高达100%到200%，农户无力还债，典当土地以至于破产。王安石设想用官办金融取代高利贷，以解农民的燃眉之急，真是个为民着想的好官。当然，保小农的终极目的还是为了保国家财政。政府在春播时发放贷款，官定利息20%，秋天收获季节敛取本息。用今天的标准衡量，20%是高利贷了，但和100%的市场利率相比，农民得到很大的优惠。这个用心良苦的顶层设计为什么在实践中碰了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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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措施的本金哪里来？王安石瞄上了国家的粮食储备。储备粮本来是作为社会保障和社会救济用的，遇到天灾，粮食歉收，农民离家外出寻找生计或者乞讨，变成流民，威胁社会稳定，所以历代王朝都储备粮食用于赈济灾民。王安石盘算，粮食存在仓库里平时也没用，何不拿来当本钱放贷，既帮助了农民，政府还赚取了利息收入，这不是双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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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国家的粮食储备，当然不许亏本，官员在发放青苗钱时，一定要判断农户的信用，也就是欠债不还的风险，但官员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于是王安石下达更为具体的指令，让官员下去清点农户的财产，从富到贫分成几级，用农户的财产作为抵押来放贷，根据财产多寡决定信贷数量。听起来又是一个完美的顶层设计方案，但在实践中变了味道，富农贿赂官员，虚报资产，骗取官方的低息贷款，然后按市场利率转贷给贫户。贫农没有什么财产能做抵押，从政府那里借不到钱，真有急需，只能从富裕农户那里借，而富户一转借利率就不是20%了。反对青苗法的大臣上书皇帝，说富户转贷或者担保的贷款利率实际是80%到100%，和市场上高利贷没差多少，农民没受益，政府的利息收入也只有20%，倒是官员和富豪从转贷中大赚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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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法在执行中弊端丛生，推行不下去了，于是王安石派出41位朝廷大员分赴各省督导，强行摊派，搞得下面鸡飞狗跳，朝廷上一片反对声，闹得皇帝不得不出面，下诏禁止强行贷款，坚持自愿原则。然而自愿的结果就是贷不起的仍然贷不起，能贷到的利率跟市场上的差不多，最后获利的还是经办官员和豪门大户。连盛赞王安石的梁启超在八百年后也承认，政府办不了金融，金融只能靠民间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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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易法”用官办的批发、零售网络替代市场，由官员到丰收地区低价购买粮食，运到歉收地区，增加那里的供应，平抑粮价。但像青苗法一样，市易法也面临难以克服的信息问题，官员并不知道哪里丰收，哪里歉收，他们依靠商人提供信息，或者委托甚至雇用商人经办，结果又是官商勾结，从中牟利。为什么官员不能学学商人，四处调查研究，了解各地粮食供应和需求的情况呢？因为官员没有足够的激励。商人积极寻找供需缺口，倒买倒卖，赚钱归自己，官员这么做得不到任何好处，谁愿意吃这个苦、受这个累啊？王安石设计的所有新法都绕不过信息和激励这两个问题，青苗法和市易法也都栽在这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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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和宰相的激励不一致。宰相要安邦定国，名垂青史；官员只想升官发财，封妻荫子。皇帝、宰相变法的目的是抑制豪强，而豪强正是大小官员，他们怎么可能拥护和推行新法呢？宋神宗发现了这个问题，说为什么士大夫都反对变法，而不问新法对百姓有什么好处呢？守旧派大臣文彦博反问：皇上您和士大夫共治天下还是和百姓共治天下？话说得很直白，你到底应该以谁为重。变法伤害官员的利益，依靠官僚体系推动改革，本身就是个悖论，他们不会有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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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官僚体系变法，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信息不对称。若想执行王安石的国家社会主义新法，要求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员掌握足够的信息，青苗法需要每个农户的生产和财务信息，市易法需要各个地区、各种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信息，现代的行政官僚体系都做不到，别说技术落后的古代了。更糟糕的是，官僚体系还制度性地扭曲信息，阻塞信息的传递，下情不能如实上达。面对众人攻击青苗法，宋神宗的头脑还比较清醒，认为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不予理睬。但当退休宰相韩琦上书时，宋神宗高度重视，韩琦已经退休了，他说青苗法的坏话应该没有政治或利益动机。神宗于是派了两个心腹太监下去调查情况，这两位接受任务后就琢磨开了，深知皇帝信任王安石，正锐意变法，“拗相公”宰相对不同政见者的打击也毫不留情，如果说青苗法不好，会有什么后果？两个太监思前想后，回来写了一个报告，声称青苗法深得人心，百姓大悦。宋神宗一看，坚定了推行青苗法的决心，实际上是被揣摩上意的太监误导了。你不能说太监滑头，他们是理性的，如实禀报恐怕没有好果子吃，宁可犯欺君之罪，也不给皇上真实信息。非理性的是制度，非理性制度下的理性行为看上去就显得荒唐。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20世纪“大跃进”时期，下面就曾谎报亩产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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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官僚体系变法，不能成功的第三个原因是缺少新的社会共识。更改祖宗之法，必然触及祖宗树立的正统意识形态，动摇原有社会共识的基础。除了显示新法的实际效果，变法者很难证明其政策的正确性，很难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拥护。而由于上面所讲的信息和激励的问题，新法又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不能发展经济，做大蛋糕，而只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把豪富利益的一部分转移给小农，把高利贷和商业利润转移到政府手中。有人受益但也有人受损，搞不好是有人受损而无人受益，变法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斗争，没有民间的支持，变法成功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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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们对比商鞅和王安石做一个小结。这两个改革家在人品、能力和权威上没有实质性区别，变法的性质则截然不同，商鞅变法是突破式的，而王安石变法是修补式的。王安石变法完全依靠官僚体系，商鞅依靠平民和农民，邓小平依靠农民、城镇居民和企业家。王安石变法是纯粹的顶层设计，商鞅和邓小平的改革则是顶层放开加上基层创新。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官僚、商人、高利贷者、农民之间的利益重新分配；而商鞅和邓小平的改革增加了产出，提高了效率，大体做到了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变法成功，新制度得以存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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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与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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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清末的新政本是顺应历史大势的改革，但中央权威的不足使改革成为利益争夺的工具，改革也为革命创造了条件，那么进行改革的必备条件和最佳时机，您认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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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条件和时机问题是我无法回答的，我相信也没有人能够回答。我们现在是回过头来看历史，事后诸葛亮，如果身处其境，如果是当事人的话，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了。历史的展开不可能遵循人的周密计划，商鞅变法成功，并不是因为他有一个蓝图，有很好的设计。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也不可能靠一群聪明才学之士，设计出一个蓝图，按照计划一步一步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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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历史？目的不是根据历史的规律，设计和铺就通往理想社会的康庄大道。正好相反，读历史是要理解，社会的发展不可能用工程师的或者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从研究、设计到执行和调控，历史从来就不是根据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设想展开的，而是在多种力量交叉、冲突、平衡又失衡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力量是我们所无法预测甚至无法理解的，在这个过程中，偶然的事件可以改变历史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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