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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计划经济还是权贵-民粹资本主义，中等收入陷阱都是制度造成的，更准确地讲是“中等收入的制度陷阱”。前一类国家没有私人产权和市场，后一类国家缺乏监督和制约政府的法治。从这里引申出一个十分清晰的结论：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而不是什么高明的发展战略或者精准发力的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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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吗？有人说中国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世界上前所未有，是个奇迹，我们似乎有个独特的模式，这个模式有种神奇魔力，凭借这个力量，中国经济能够以较高的速度继续增长二十年，言外之意，中等收入陷阱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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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间真有奇迹的话，后发国家经济增速超过先进国家的奇迹多次发生。英格兰的工业化大概用了五十到八十年，德国人只用了四五十年，因为它有英国的样板可以学习，可以应用现成的工业技术，这样是不是创造了一个德意志模式呢？日本的工业化从明治维新算起，三十多年后就击败清朝和沙俄帝国，令世界刮目相看。实际上“日本奇迹”不止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片废墟上，日本仅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就重新回到经济强国的行列，经济增长率几乎是美国的两倍，很快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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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为什么可以打破马尔萨斯循环，将人类带入持续增长的阶段？通常的理解是使用机器。这固然不错，但为什么中世纪的人们没有去发明机器呢？为什么古罗马帝国发明了风车、水车，却并未推广以提高经济效率呢？根本的原因是前现代社会缺乏技术创新的制度性激励。现代社会牢固地建立了法治、私人产权和市场制度，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和对经济的干预受到严格的限制，市场竞争驱使企业家进行研究，开发一代又一代的新技术，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一旦创新成功，良好的产权制度保证企业家可以获得丰厚的回报。另一方面，新技术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为收入的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早就指出，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出现，并非因为那里的蒸汽技术领先，而是因为英国建立了法治化的私人产权保护制度，刺激了长期投资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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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工业化瓦解了传统社会的结构，将土地、劳动力从各自为政的封建庄园中解放出来。生产要素获得自由，在价格信号的指引下，流向效率更高的工业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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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市场经济取代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社会分工和协作突破领地、庄园的限制，在更大的范围上展开。伟大的斯密在他的著作《国富论》中考察了英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在土地、人力甚至资本都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广泛和深入的专业化分工即可增加产出。斯密以缝针的制造为例，如果将生产过程分解为下料、成型、钻孔、抛光四道工序，每个工人仅负责其中一道，和四个工人同时从事所有的加工工作相比，生产效率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这是因为复杂的生产过程被分解为相对简单的工序，工人易于掌握，长时间的重复操作提高了他们的技能和效率。更为重要的是，简单的加工可以比较容易地在机器上实现，为机械化的大工业生产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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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工业化引发了大规模的城镇化，人口以超常的速度向城市集中，在罗马帝国崩溃之后，西欧再次回到城镇社会，而城镇化产生的聚集效应就像点燃了飞船的二级火箭，助推经济向更高的收入水平发展（详见本书《城镇化还是城镇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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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城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我们还可以列出更多，限于时间，不在这里展开。大致了解一下各个国家的现代经济发展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不需要用奇迹或特色来解释了。邓小平没有为我们设计一个特殊和高超的模式，而是在关键时刻为我们指明了市场经济的方向，带领我们融入了现代世界的潮流，仅这一点就足以使他名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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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以前，中国模仿前苏联，引入斯大林式的计划体制，推进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有限工业化和城镇化，建立了保障国家安全所需的基本工业体系，城镇化率达到20%。由于工业化程度较低以及计划体制的僵化与保守，中国的技术水平和民众的生活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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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继续了被各种运动中断了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前面提到的各种效应再次展现，从1978年到1990年末这一段我称之为经典的斯密增长模式（详见本书《两个中国模式》）。这一时期的政策方向是国退民进，解散人民公社，城镇民营企业合法化，资源开始自由流动，从低效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的工商业部门，从低效的国有部门转向高效的民营部门，承认私人产权和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则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家和劳动阶层的激励机制，所有这些变化的效果汇集起来，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经济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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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末期至今，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从斯密模式转变为凯恩斯模式，转变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执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笔者记忆中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自那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成了常态，2009年的“四万亿”可谓登峰造极之作，2012年又推出了“四万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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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逐步走向前台，规划与管制替代了市场，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民间的创新转换为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政府在短时间内投入资源的能力比民间更强，但政府投入对企业的效率基本没有促进作用，在不少情况下，实际上降低了经济的总体效率，因为政策总是向低效的国有部门倾斜，挤压了民营部门的可用资源。实际上，一些民营企业也形成了对刺激性政策的依赖，它们不关注创新，不在研发上投入，而是盼着政府出台政策，猜测政策对哪个行业有利，总想找准政策的风口飞到天上去。企业忘记了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创新，效率没有提高，经济增长只能靠投资驱动，于是边际收益递减律再次发生作用，虽然经济总量可以随着投入的增加而继续扩大，但人均GDP则可能长期停留在世界中等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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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彻底改变经济增长模式，2015中央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新策略，我认为是及时的正确的。拉动需求靠政府，增加有效供给靠企业，这个新政策的精神就是要让企业重新成为经济舞台的主角，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需求政策切换到供给侧的创新也就是企业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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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供给侧的政策，我们有这样几个建议：一是全面减税。过去的提法是“结构性减税”，有增有减，民间的感觉是增的比减的多。减税的目的不仅是减轻企业负担，帮助它们度过难关，而且是把更多的资源留给企业和市场支配，而不是由政府支配。第二，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打破行政垄断，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第三，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推进司法改革，有效保护私人产权，坚定民间信心，鼓励企业做长期的研发投资，加快创新的步伐（详见本书《为什么强调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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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制度陷阱，是制度决定的增长模式陷阱，惟有进行制度改革才能促进技术进步，依靠创新和效率的不断提高，成为按人均GDP计算的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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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城镇化或城镇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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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近期的报刊，“城镇化”无疑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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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行将耗尽之际，“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幽灵笼罩着中国经济，在过剩产能的沉重压力下，企业再也不敢投资扩张规模，各级政府虽仍在无效项目上浪费资源，财政和银行却已捉襟见肘，难以为继。雪上加霜的是外需疲软，经济增长的前景昏暗得如首都的雾霾，令人看不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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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间，地平线上出现一道曙光，城镇化！据说，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40万亿元，相当于2012年GDP的80%；据说，城镇化将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的投资-消费失衡，因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的3倍。忽然间，不必推动改革就可拉动需求了；忽然间，不必触动复杂利益关系即可调整结构了。据说，只要抓住城镇化这一环，中国经济就将以8%的速度至少再增长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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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早没想到这招儿呢？是前人太过平庸，还是今人智慧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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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的结果而非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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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我们看看历史吧。读史未必使人聪明，忽视历史却是不可饶恕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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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至今，我们可记得什么时候搞过城镇化的规划？可曾制定过什么样的城镇化政策？从来就没有。没有宏伟蓝图，没有统筹兼顾，没有配套政策，没有资金安排，甚至连试点推广都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率就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53%，即使扣除进城不落户的农民工，城镇化率也达到了3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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