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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技术A的进步？工业革命二百多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就是技术进步史，从蒸汽机、铁路、电力、内燃机、化工、电子、核能、生物、医药、电脑到移动通信和互联网，几乎是无间断的发明和创新构成了现代经济增长最强大的动力。什么是生产组织方式F的进步？中国的农业改革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在1980年代初解散人民公社后，农村引入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地还是那么多地，人还是那么多人，技术还是相当初级的技术，农业产出却大幅度增长，不仅解决了计划体制下长期无法解决的食品供应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消灭了票证限量供应，而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为随后展开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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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方式F的进步，要通过制度改革来实现，技术A的进步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论证过，以蒸汽技术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之所以首先在英国爆发，并非因为英国有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而是因为有着最先进的私人产权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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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产权的目的在于提高投资回报，补偿投资者承担的失败风险，保证企业家和投资者有足够的激励和足够的资金，持续地投入到创新活动中去。前工业社会虽然也有技术进步，例如青铜器和铁器的发明，但都是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由偶然的发现和缓慢的改进而实现突破的。工业社会的创新不再是偶发和自然产生的，企业必须有意识地进行持续的研究与开发，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研发不仅需要大量资金，而且还面临巨大的风险，没有足够高的预期回报，就没有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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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专利制度，防止盗版与“山寨”侵蚀创新投资的回报。产权制度防范的另一对象是公权力，诺斯引英国近代史为例，说明议会在阻止了国王政府以没收财产、征税等方式侵犯私人产权后，民间才出现储蓄和投资的高潮，企业才对创新技术发生兴趣，工业革命方在英国蓬勃展开，与其说工业革命是技术革命，不如说是一场制度革命。诺斯的逻辑今天依然成立，当前一些地方政府为保护既得利益，采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禁止打车软件，致使前期开发投资无法回收，打击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损害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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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技术A和生产组织方式F都在供给侧，都在企业和市场侧，市场中的企业是提升技术的主体，市场中的企业和微观经济单位是资源组织方式的创新主体。这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无所作为，政府的首要作用就是创造有利于改进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的制度环境，特别是包括法治在内的保护产权的制度。供给侧根本不需要管理，而且想管也管不了。至于“供给经济学”的核心政策——减税，固然也可包纳在强调供给侧的经济学里，因为减税可以提高企业创新投资的回报，但其重要性还不如放松和解除管制，后者可以为企业的创新开辟出更为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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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生产能力Y即潜在GDP随着A和F的改进而提高，如果没有足够的需求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如果生产能力确实由于A和F的改进而提高，供给将自动创造需求。新技术、新产品必然有新的需求对应，就像智能手机一样，否则就不是创新了，需求不足的现象只发生在旧产品的能力扩张上。换言之，过剩产能的实质是创新能力的欠缺。即使A和F的改进没有体现为新产品，而只是降低了原有产品的成本，也会由低成本和低价格诱导出新的需求。这样的低价竞争策略是可以持续的，因为有创新所带来的低成本的支持，而单纯的降价促销无异于挖肉补疮，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利润随着价格的降低而缩小，待到无利可图甚至亏损时，企业就离关门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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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个尚未回答的凯恩斯问题——储蓄和投资的平衡，因为题目过大，超出了本文的篇幅，我们在这里只给出简单的结论：市场能够比政府更好地实现这个平衡。具体的逻辑推理，留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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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微观动态演化的角度还是从宏观可持续增长的角度看问题，萨伊的见解较之凯恩斯真的是更为高明和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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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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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人们在谈论“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很多人关心中国是不是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怎样形成的？又如何摆脱或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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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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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问题要从现代化说起。按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划分，西方的社会发展可被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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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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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从公元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十五世纪，所谓千年黑暗的中世纪。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证明，中世纪并不黑暗，在多元主体的激烈竞争中，社会的各个方面不断发生变化，展现出其他文明所没有的动态演化特征，为现代社会的孕育提供了种子和丰富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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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经济的发展而言，除了威尼斯、热那亚、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外，中世纪的欧洲大陆确实可用暗淡无光的“马尔萨斯陷阱”来描述。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发现了欧洲人口的周期性波动，并将这一现象归因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停滞不前。人类的繁殖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农业产出的增长最多是线性的，这一简单算术不可避免导致一个悲观的结论：人均消费的农产品数量或者营养和热量逐步下降。当人均热量摄入降到维持生存的临界点之下时，就会出现饥荒、疾病和战争，以消灭人口的方式提高人均农产品消费，但是大破坏之后的人丁兴旺又为下一次灾难准备了条件。直到十五世纪，欧洲经济才看到突破“马尔萨斯陷阱”的希望，现代社会的曙光露出了地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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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历史学家认为，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标志西欧现代社会的滥觞，几乎在同时——如果不是更早的话，欧洲的贸易和商业也复苏了。在国际贸易的中枢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之后，伦敦兴起取代了阿姆斯特丹，英格兰先后经历了第二次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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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明演化的阶段，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见仁见智，各有各的道理，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化，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提高了经济的效率，西欧从此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走上了持续增长的道路，并以势不可挡的工业品价格扫荡了中国农村的手工织布，用机器生产的坚船利炮敲开了日本的国门。在英、美、法等先行现代化的列强冲击下，其他民族别无选择，不得不改变原有轨迹，或主动或勉强地走上入侵者示范的道路，若不如此，等待它们的将是第一次、第二次、第N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的王朝循环终结了，日本的将军们再也不能凭借地理的隔绝而偏安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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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代化从一个岛国（英格兰）的偶然变成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一百多年过去了，以人均GDP计算，成功跨入高等收入行列的国家仍是少数，集中在西欧、北欧和北美。日本之外的亚洲、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东欧、拉美和北非属于中等收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则持续地在“低等收入陷阱”中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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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源于后发国家的赶超模式，赶超模式又可分为中央计划和权贵主义两大类，这两类模式都实现了工业化带来的经济起飞，也都经历了或正在经历高增长之后的停滞和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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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第一类，前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国家通过对经济的全面控制，以牺牲居民消费为代价，汲取资源投入工业化的建设。如同西方早期的工业化，工业技术和机器的应用、社会化的分工与协作产生了传统农业所没有的效率，推动了经济的增长，计划体制国家因此也曾取得了较西方国家更为突出的经济表现，人均收入达到了世界中等水平。然而计划经济在1980年代遭遇困境，经济发展的水平特别在技术和居民消费方面和西方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在尝试了不触动根本的改革后，纷纷放弃中央计划，转向了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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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市场机制不足以保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计划体制却足以使一个经济长期停留在这个陷阱中。前苏联和东欧计划经济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私人产权和市场的缺失，当工业化的红利消耗殆尽时，经济增长失去动力，公有制下国营企业和个人没有创新的激励，陈旧落后的技术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外不能应付国际上的军备竞赛，内不能满足民众的消费需求。面对窘境，中央计划者无计可施，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祭出唯一的法宝：国家的强制资本积累，增加投资，维持经济增长，但这样就又撞上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南墙（详见本书《两个中国模式》）。随着资产规模的扩张，单位新增资产的收益越来越低，最终边际收益等于零时，投资已无任何拉动作用，经济滑进中等收入陷阱。麻省理工学院的索洛教授首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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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东南亚和拉美的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叫权贵-民粹资本主义。这些国家虽然保留了市场和私人企业，但由于政治体系被权势家族或军人独裁者把持，政治权力决定资源的占有和市场的准入。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私人企业家与政府结盟，将他们的精力、时间和资本用于建立和保持密切的政府关系，而不是用于技术创新和理性经营。政商勾结垄断资源和市场，私人企业赚取的超额利润的一部分以贿赂、赞助的形式由官员分享。这些国家中另一常见的现象是权贵们亲自上阵，政界强人及其家族成员干脆自办公司，直接榨取民脂民膏。制度决定的激励诱导官员造租和企业寻租，而不是研发技术和产品，不是创新以提高企业和经济的效率，在享受了工业化的效益后，经济和收入的增长陷入停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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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旧的政治结构下，企业之间展开寻租的竞争，而非创新的竞争，私有制和市场的确不是万能的，甚至形式民主也不是超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济世良药。政客们用公共福利和各种各样的承诺换取选票，当选后立即开始寻租。福利开支的钱哪里来？委内瑞拉将石油工业收归国有，用石油收入维持福利项目，这个举动得到很多民众的拥护。在一片民粹的喝彩声中，资本却大量外逃，私人产权得不到保护，谁敢投资？谁敢长期经营企业？还谈什么创新？当石油价格跌到40美元以下时，这个国家的经济破产了，多个城市中爆发了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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