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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不对称为政府干预留出了空间，同时也将政府的职能限制在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领域中。对于常用和常见药，消费者已掌握了足够的信息，政府若进行干预，除了打乱市场的正常运行，难有其他作用。从这点上看，阿司匹林和柴米油盐确实没有什么不同，政府不去主导食品的生产，也没有必要主导阿司匹林等常用药的供应。公众不很了解的新药，才是政府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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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对于新药，政府干预也并非天然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政府同样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新药可以由政府机构主持验证，也可以交给信誉卓著的民间协会或者医院，经临床试用后，再向社会推荐。到底是民间的市场化方案还是政府干预，要看谁的信息成本更小，不存在市场失效时政府就必然有效的定律。民间机构的优势在于专业人才和专业知识，对新药的了解一般要超过非专业的政府公务员，能够更有效地克服信息不对称。第二，民间机构必须面对市场竞争，而政府就没有这个压力。市场的惩罚迫使民间机构认真负责地进行新药的测试，任何有意或无意的误导公众都有可能给它们造成无法弥补的商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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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有理由进行干预，“主导”也不是惟一的方式。既然市场失效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立法机构可以规定强制性信息披露的要求，由政府监督执行，就像食品出厂必须标明成分和有效期一样，或者像上市公司的季报和年报制度一样。因为信息不对称，政府就要自己管医院、管大夫、管工资、管价格，其逻辑等同于政府自己经营食品厂，或者政府自己经营上市公司。证券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丝毫不亚于医疗行业，既然以强制性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被证明是保护广大投资者的有效措施，为什么医疗就一定要政府主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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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上述的讨论可知，政府的职能仅限于具有显著“外部效应”或者信息严重不对称的个别场合。对于“外部效应”，政府可提供财政补贴，而立法和监管则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有效手段，“政府主导”的说法缺乏经济学理论的依据，市场能够比政府更好地解决药品和医疗服务的供应问题。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是不言而喻的：医疗改革的方向不是重回政府主导的体制，而是解除对市场准入、工资和价格的管制，让市场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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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管制后，短期内价格可能会上升，但正是高价所带来的利润吸引更多的资金和人才进入医疗行业，结果是供给增加，价格回落。我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反复证明了市场消除短缺的神奇力量，例如1978年开始的农业改革，将柴米油盐的凭票限量供应送进了博物馆。1980年代后期，国家解除了对主要生产资料的计划管制，市场上一度出现钢材、水泥等产品的短缺，价格上涨，“倒爷”盛行。当时我们并没有因为企业买钢难的问题重回政府主导的老路，而是坚持改革，坚持市场导向，很快就实现了主要生产资料的供需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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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而知新，当前社会上的“看病难”“买房难”等问题，和过去的“买肉难”“买钢难”的性质相同，都是由供给不足引起，对策应当是开放市场，尽快增加供给。如果一味用行政手段打压价格，只能阻止更多社会资源的进入，反而抑制了供给。另一方面，人为设定的低价又刺激了需求，供需失衡进一步恶化，消费者将不得不面对更大的价格上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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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否认，在废除了完全由政府统筹的医疗体制后，低收入阶层的确碰到了看病买药的困难，正像废除了政府分配公房的制度后，房价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程度一样。这一部分人的医疗、住房、教育等问题，才是真正需要政府主导予以解决的。实际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提供这些市场无法提供的基本社会保障，例如基本医疗保险、廉租房或者像香港那样的政府公屋，以及由财政资金支持的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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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的是，市场无法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并不意味着市场失效。市场的作用是配置资源，其效率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中；而基本社会保障的实质是收入的再分配，属于社会目标的范畴。医疗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在于它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属性，在于增加医疗供给和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医疗服务双重任务的交织。这两类任务密切相关，却又性质不同，不可混为一谈。经济问题以市场化解决方案为主，而社会责任应主要由政府承担。市场能够有效地增加医疗的社会总供给，但不能由此延伸为低收入阶层的医疗服务也交给市场。同理，基本的医疗服务靠政府，但不能由此得出政府主导整个医疗行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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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进医疗体制改革，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在既无严格经济学理论的论证，又无事实与数据支持的情况下，匆匆忙忙地设计各种各样的方案，不仅有失学者的严谨，而且有可能伤害对于学者来说是最为宝贵的独立性。方案若成为部门利益的载体，而不是公众利益的保障，方案就失去了意义，相信无论公众或政府，都不愿看到这样的改革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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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第三辑 企业：转型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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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转型利器而非神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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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2014年开始，企业对互联网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从冷漠、轻视到恐慌性的盲目崇拜。刚开始觉得互联网没有什么了不起，一种新的沟通工具而已，后来发现互联网有如此广泛的应用，这项新技术的冲击已到了传统企业难以应付的地步，于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跪倒网下，顶礼膜拜，放弃独立的思考和分析，慌忙接受所谓“互联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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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工业革命以来，新技术不断涌现，从蒸汽机开始，直到今天的互联网，未曾见哪一项新技术形成了什么“思维”。蒸汽技术的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类第一次掌握了非自然的动力，依靠蒸汽的力量，进入了机器生产的现代工业文明。可是我们听说过蒸汽机思维吗？蒸汽机之后的伟大技术创新是电力，我们也没有听说过电力思维。接下去是一连串令人目不暇接的新技术，内燃机、电子、生物、电脑、移动通信、数字技术……同样不见任何“思维”，就连最具思维能力的电脑，也没有衍生出“电脑思维”。为什么惟有互联网成了一种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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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是国内特有的说法，国外没有这个词组，试想一下“互联网思维”的英文应该怎么说呢？Internet Thinking？听起来怪怪的。国人的创新往往始于模仿，名词的制造却是独家原发。造名词的或者自己不知所云，或者故弄玄虚，听众如坠云雾之中。我们这里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识别方法，如果碰到某个新名词，你找不到对应的英文，大可怀疑它的真实性和有用性。若干年前有个词非常流行——“虚拟经济”，虚拟经济的英文怎么讲？查不到，这是国人生造出来的。有些人喜欢造别人听不懂的词，你越是听不懂，越显得他高深，越容易在市场上获得广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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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是帮助传统企业转型的利器，而不是神器。现在媒体上把互联网神化了，好像企业只要一挂上这个神器，就能顺风顺水再增长十年。哪有那么神啊？为了破除这个神话，我在网上搜了一下“互联网思维”的条目，一项一项进行分析，想看看到底有什么新鲜之处。结果令人失望，所谓互联网思维，要么是我们熟知的商业常识，并非互联网所特有，本身不错但被推至极端而成为误导性口号；要么观点本身就是错的，违反经济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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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品海量”和“多品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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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有一个提法叫作“单品海量”。这个说法本身并不错，其实就是经济学中讲的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由成本结构决定，固定成本的比重越大，随着产量的增加，分摊到单个产品上的固定成本越低，单个产品的成本也就越低。互联网有非常强的规模经济效应，设想一个网站建设需要投入2千万元，一旦建成就不用再花什么钱，平台上有10万个客户或100万个客户，网站的维护成本都差不多，但收益却大不相同。10万个客户如果每人每年带来200元的收入，维护费用忽略不计，网站一年就能收回投资。如果有100万客户的话，一年收入200×100万元=2亿元，扣掉前期投资2千万元，利润高达1.8亿元！所以互联网公司一定要做规模、做海量，原因就在于网站建设投资属于固定成本，建成后运营成本不随客户数量的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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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认为世界上只有单品海量这一种商业模式，其他行业应用互联网也以单品海量为前提，那就大错特错了，起码还有另外一种商业模式叫“多品微量”。举例来讲，内衣可以做大、中、小三个标准号，虽然不是单品，已足够简单，足以在每个号上形成大批量，而批量越大生产成本就越低。外面穿的西服、西裤就不能只搞三个标准号了，型号太少无法适应各种身材的需要。穿在里面的内衣大点小点好凑合，外衣尺寸差一点，看上去就很别扭，所以西服的规格分得比较细，最好是个性化定制，量体裁衣。服装业既有大批量生产的工厂，也有专做单件定制西服的裁缝店，裁缝店的生意也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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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需求和批量化生产永远是一对矛盾，量化生产虽然成本低、价格低，但品种少，不能很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个性化定制的客户体验好，但制造成本和价格高。企业只能在两者之间寻求某种平衡，而不是极端化的单品海量。多品微量同样可以是成功的商业模式，只要客户满意，愿意支付高价格，手工的裁缝店不愁没有订单。有意思的是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利用互联网、信息化技术，在流水线上生产非常个性化的产品，谁说互联网一定要单品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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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致品质”，极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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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思维的另一个说法是“产品做到极致”“客户体验做到极致”，在消费者是上帝的市场经济中，这话听起来不会错，但它确实是错的，产品品质做到极致无异于自杀行为。品质应该做到成本和效益的平衡点上，因为品质越高，改进越困难，做到99%了，想做完剩下的1%，成本有可能比前面的99%还高。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成本曲线是U-型的，越到后面上升越快。“极致论”的错误在于忽略了改善品质的成本，极致品质意味着极致成本，极致成本要求极致的价格，价格最终要由消费者承担，相信他们喜欢高性价比，但未必欢迎极致的品质或极致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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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成本和收益的平衡，另一条判断标准是品质比竞争对手高半格。品质比竞争对手高，你就可以吸引客户，只高半格则为客户控制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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