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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什么时候暴露？有两个可能的触发因素，一是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现金流紧张，还款困难，坏账就冒出来了。实际上2012年的上半年已露端倪，但2012年下半年的再度松宽把这个问题暂时掩盖过去，企业借新债还旧债。二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以及和房地产关联度非常高的地方财政。我们现在的政策相互矛盾，竭尽所能地打压房地产市场，但如果打压政策奏效，房地产市场真的崩盘了，地方财政承担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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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四万亿”政策以来，地方政府到底借了多少债，谁也说不清楚，目前披露的官方数据只有一个，那就是2010年底出自国家审计署的10万亿元，从过去的经验看，这恐怕只是一个下限。我在基层做调研时，很关注这个问题，碰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官员，总要了解他们借了多少债，到现在为止也找不到准确的数字。粗略的印象，在经济和财政状况较好的东南沿海，地方政府的负债大概是两倍于全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按两倍计算，2012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约10万亿元，10万亿元乘以2就是20万亿元，那就是国家审计署数字的两倍。最近看到一个半官方数字，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在博鳌论坛上说政府负债30万亿元。国外有研究机构估计，各级政府负债加总有可能高达GDP的100%，这个估计不是很离谱。2012年我国的GDP是50万亿元，如果政府负债是项部长所说的30万亿元，那就达到GDP的60%-70%了。别忘了，还要包括或有负债，也就是地方政府担保的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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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债务用土地抵押，房地产市场一旦垮下来，土地卖不出价，怎么还债呢？政府还不了的债就是银行的坏账，金融机构看到土地抵押和政府担保就放贷，认为是优良资产，有没有想过，谁来担保地价和地方财政呢？所以说金融的系统风险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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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记者问过财长楼继伟，地方政府是否会发生债务危机？他说先要调查，了解清楚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这是很务实的态度，先搞清问题，再想办法解决。政府借了多少钱，违约的风险有多大，为了避免违约，需要多少资源投入。所以新一届中央政府在谈金融改革前，必须处理这个问题，拖延、应付是过不了这一关的。也许我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希望没有这么严重，但真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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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不可怕，可怕的是借钱投了没有效益的项目，“四万亿”和“四万亿2.0”的项目有没有效益？我说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项目能不能产生足够的财务回报，偿还银行贷款的本息，看看高铁、城市地铁、机场、光伏、钢铁、有色金属、海运，没有理由感到乐观。也许有人说，公共项目不以财务盈利为目标，好吧，那你必须使用财政资金而不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来自老百姓的储蓄，怎么能赖账不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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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政府负债已经很高，30万亿元或者高达GDP的100%——50万亿元，我也不认为中国会出现欧洲那样的债务危机，因为各级政府有很多资产，可以变卖资产还债，这与欧洲各国不同。但要注意，经济下行时的资产价格比不得繁荣期，打对折、腰斩很正常，变卖资产会比较困难，而且这些年国进民退，民间敢不敢买也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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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坏账之后，第二步才是金融的市场化改革。近年来逐渐扩大债券市场的方向是正确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现在只提扩大直接融资，不讲强化预算约束，一旦出现违约，又是政府兜底，这样的债券市场是没有用的。政府兜底破坏了市场的定价机制和惩罚机制，必须要让投资者为它的错误决策付出代价，必须要用破产惩罚债务人，市场的风险约束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要允许债务违约，严禁政府兜底，特别是为国企兜底，否则扩大债券市场也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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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证券市场，应当继续上一届证监会主席所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减少审批。上届主席就任伊始就放出一句话：首次公开募股（IPO）能不能不审呢？当然不必审！但后来就没有下文了。要放松对证券市场的管制，监管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而不是具体的管理。新主席说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令人感到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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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PE（私人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基金，同样也要减少管制。实际上，PE不需要监管，PE是私对私的事，你管得着吗？管的目的说穿了就是为了雁过拔毛，为寻租创造机会。银行也是同样，民营银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他自己掏钱办银行，风险意识比你强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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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少管、少设计，因为顶层设计往往不靠谱。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不是靠顶层设计，而是由基层创新开始的，顶层放开就行了。小岗村的农民、民营企业家是中国改革的主力军，中央把基层的制度创新合法化，作为政策来推广。政府官员闷在办公室设计方案，拿到市场上一定碰壁，因为政府官员不在市场上操作，很多情况预料不到，看上去一个考虑周全的方案，到现实中南辕北辙。改革的思路要调整一下，从顶层设计逐渐地转向更多地依靠基层创新，基层创新和顶层的总结与推广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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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谈谈货币政策。世界各国的政策实践表明，央行越独立，货币政策越有效，也就是控制通胀越有效，央行的独立性和通胀率高度负相关。政府永远追求GDP高增长，高增长才能高就业，才能得到选票或者民众支持。央行如果不独立，政府就要让它发钞票，刺激增长，结果当然是高通胀。这不是什么新主张，而是国际上的共识，本届政府应该认真考虑，提高央行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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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央行是内阁的组成部分，直接听命于总理，这样的构架下，央行无法执行独立货币政策。能不能考虑让央行向全国人大报告？对全国人大负责？其实不仅仅是央行，金融监管部门也应该是独立的，而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把一行三会统统划到人大去。监管机构从属于政府，会成为政府执行政策的工具，而不能把精力集中到市场规则的制定和市场秩序的维护上来。前面提到的金融倒退，政府、金融和企业越走越近，就和我们的监管体制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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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改革中，重塑微观机制比宏观层面上的调整更重要，厘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和金融的关系、金融和社会稳定的关系，做到这几个方面的分离是金融改革的前提。最近习近平总书记讲到政企分离、政府和金融分离，下一步要研究怎样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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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医疗行业中的市场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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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听到“医疗的市场化改革过了头”的说法，不免诧异。将老百姓的看病难归咎于市场，提出重回政府主导的道路，更是令人费解。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比政府高，这是一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国近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成就也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市场可以很好地解决柴米油盐的供给问题，不知为何到医疗行业中就不灵了，阿司匹林和大米究竟有什么不同，非要政府来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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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与医疗均为关系民生的大事，从数量上看，食品的重要性远大于医疗。2006年食品占城镇家庭开支的36%，药品及医疗服务只占7%。医疗和食品都有很强的需求刚性，价格高也罢低也罢，饭总是要吃的，有了病也总得看。需求刚性决定了消费者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鲜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被动地接受供应商的“敲诈”。食品和医疗对产品/服务可靠性和安全性的要求也相当高，都是人命关天，马虎不得。柴米油盐的供给可以并且已经市场化了，为什么医疗仍要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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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政府和市场的分界由产品与行业的经济性质决定，仅在自然垄断、公共品、“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等少数市场失效的地方，才有政府干预的空间。食品和所有这些市场失效都不搭界，因此政府基本不管，而医疗必须至少符合这些条件中的一个，政府才有可能（但不是必然）比市场更有效。至于报刊文章常用的“公益性”一词，因无严格的经济学定义，不能作为政府介入的理由，更不能用这个含义不清的说法证明政府比市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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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医疗不存在自然垄断的问题。医疗也不是公共品。公共品的特征是非排除性（Non-exclusive-ness），即由于法律的、技术的或经济的原因，无法将未付费的使用者排除在外。城市里的街道是公共品，因为市政当局不能禁止没交养路费的市民在街上行走。医疗则不同，除了重大事故和急诊，医院完全可以拒绝给未付款的患者看病，尽管这样做或许是不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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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医疗相类似的是基础教育，不同的是后者为一项公民权利。从法律上讲，任何学校都不得将未交学费的小学生或初中生拒之门外，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是他们的权利，国家以财政资金保障了这项权利。基础教育具有非排除性因此是公共品，而医疗像食品一样，是典型的私人品。如果将来我国宪法规定基本的医疗为公民权利，那时医疗就变成了公共品，即使未交费公民也有权享受的产品和服务。然而在今天，只要医疗仍属于私人品，市场就是比政府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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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和食品的不同之处在于“外部效应”，医疗的社会收益可以大于个人收益。治愈一个非典病人，患者的个人收益是避免了痛苦和病假导致的工资损失，而社会的收益不仅包括了患者的个人收益，并且还因他的康复减少了传染源，防止了疾病在社会上的大面积扩散。在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医院的收入只反映了个人收益，医院的收入偏低，医院仅有治疗而无防止传染的财力，仅有治疗而无防止传染的积极性，医疗防治的供给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这时需要政府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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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的是，需要政府干预绝不意味着政府主导。在论证了政府干预必要性的同时，“外部效应”也严格界定了政府干预的范围。一般的头痛脑热、外科、心脑血管疾病甚至癌症都没有什么“外部效应”，市场能够提供足够的药品和服务，无需政府插手。实践中，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卫生组织仅在控制流行性疾病传播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原因就在于这类疾病巨大的“外部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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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市场失效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信息不对称，制药商比消费者更了解药物的效力和成本，医生比病人更清楚手术的实际费用。食品市场上虽然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但程度有所不同，把握大米的质量比理解药品的化学方程式要容易得多，米店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没有医疗那样严重。信息不对称会被供应商利用以抬高价格，高价令市场萎缩，例如病人宁可寻找偏方或者求神拜佛，也不去医院看病，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药品和医疗服务，市场失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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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特别需要区分信息不对称和价格管制下的医疗费用上升，切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政府规定的药费和医疗费率有可能低于市场均衡价格，然而经济规律是管不住的，它一定会顽强地表现自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绕过或突破价格管制。常为人们所诟病的医生拿红包现象，如同计划经济年代广泛存在的黑市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市场对于价格和工资管制的否定。这样的费用增加和信息不对称下的价格虚高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与大夫的医德也没有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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