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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历代皇朝所封的王、侯，除了少数几个朝代的初期如西汉、西晋和明朝，大多数仅有爵位和收入，而无实际的地方治理权，与封臣享有的权利相比，不啻天壤之别，史家称为虚封而非实封，虚就虚在只封爵而不建国。汉高祖刘邦实封同姓九国，结果吴王刘濞造反，汉景帝平乱撤藩，此后所封诸王又回复到虚位上。如此只封不建，岂可称为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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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到清的两千间，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中央集权的皇朝专制，经济上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为主体，与西欧封建社会的采邑或庄园经济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庄园中耕作的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农民接受庄园主的保护，对庄园主承担忠诚、劳役等义务，一如封臣之对于封君。中国的自耕农则拥有土地和人身自由，不必依附别人，除了向国家纳税（包括徭役），再无其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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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学术界早已有共识，现举数例如下，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冯天瑜教授所著《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周谷城提出，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中国的政治是封建制度，之后变为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中国社会之结构》，1930）。瞿同祖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中国封建社会》，1936），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而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钱穆在《国史大纲》（1939）的引论中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西汉诸王仅衣租食税而已，封邑内的治理，仍由国家委派官吏主持。钱穆又指出，秦以后的土地可自由买卖，地主和农民为经济契约关系，不似封建社会中地主即封君，佃户为依附封君的农奴。梁漱溟也以人身依附关系作为封建制的特征（《中国文化要义》，1949），在他看来，封建制仅存于周朝，秦汉之后，进入地主-自耕农经济和官僚政治。胡适称殷商西周为封建时代，秦汉以下为专制一尊主义时代（《中国哲学史大纲》，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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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秦至清的封建说，这些学者也指出了产生这一谬误的根源。从方法论上讲，不顾中国的具体情况，生搬硬套西欧社会发展阶段论的一家之言，结论不是产生于研究之后，而是先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五阶段模式，再削足适履，裁量修改中国历史，以便与预定模式相契合。国情的特殊性湮没在对普遍规律的信仰之中，对社会的复杂演进过程的研究退化为简单公式的机械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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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瑜教授的专著显示，秦至清封建说的首倡者为陈独秀。陈氏于明治末年多次游学日本，适逢日本思想界批判封建遗毒。陈深受影响，将清廷比作德川幕府，为保守、落后、愚昧和反动势力的总代表。明治维新推翻幕府，铲除封建制度，陈认为欲使中国现代化，也必须打倒满清，于是提出反封建的口号。清廷的确已成中国发展之障碍，但并非因为封建制，而是压抑和窒息社会活力的集权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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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为主张封建说的另一人，郭氏着重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中国社会的发展亦遵循“五阶段”模式，商周为奴隶制，秦汉之后则是封建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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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界公认的定义可知，既然封建指封土建国，或政权的逐级承包，封建社会必然是政治分权，不可能与中央集权并存。至于主要矛盾说，暂且不论在人类社会的每一发展阶段上，社会演进是否皆由两大阶级的斗争推动，世界各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表明，国王和诸侯以及诸侯和诸侯之间的矛盾往往主导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农民的作用则极少见诸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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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国为例，自诺曼征服（1066年）全面建立封建制后，王室、教会和贵族间的冲突主导了历史的进程，对英国历史有着重大影响的《大宪章》（1215年），就是国王和贵族斗争的结果，双方达成妥协，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贵族的权利和义务。英国封建制的衰落与瓦解是个漫长的渐进过程，与王权和法律的扩张、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变动、农民的反抗等多种因素有关，并非主要因农民斗争而崩溃。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群雄并起，激烈的军事与政治竞争迫使秦国进行改革，率先废除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再经秦始皇的兼并战争，推广到全国。可见封建制之消亡，并非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所致。倒是秦统一之后，皇朝的更迭大多通过农民起义完成，农民和官僚地主之间的冲突，反有可能构成集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正说明了秦汉以降，中国不是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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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本人并不赞同社会发展遵循普遍规律的命题，反对将西欧模式普世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是多样的，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斯拉夫形态的所有制、东方专制主义等，资本主义不一定非要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详见冯天瑜，2005）。马克思还批评了“封建”概念的任意延伸和滥用，强调封土封臣、人身依附（包括封臣对封君的依附和农民对领主的依附）作为封建社会的特征，并且明确表示，君主专制和封建主义是不相容的，君主专制产生于封建制衰落之时，没有巩固而是摧毁了封建社会。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就是集权专制与封建制度不可并存的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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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学界曾有中国历史分期的论战，从“五四”运动开始，至今仍未形成共识。尽管参与者众，那场论战的学术价值并不高。在社会发展“五形态”的同一前提下，争论集中于封建社会的起始点，始于春秋，还是战国，抑或秦、西汉……直到魏晋南北朝，每朝都有一派。无论起点在哪里，各派均以满清为封建社会的终止点。这是因为在“五形态论”的框架下，封建社会只能在清朝结束，如果划断在其他朝代比如宋元，则明清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自圆其说。起点百家争鸣，终点高度一致，这论战不显得有些怪诞吗？思维定式之害，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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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术而论，可视“五形态论”为探讨西欧文明演化规律的尝试之一，它既不是唯一的，也谈不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社会学的奠基人韦伯就另建体系，将西欧的历史分为古代社会、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三个阶段。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单一的直线式社会演进模式与历史不符，主张从多线式的和多模式的动态相互作用中理解历史。在“宏观历史”研究中，马克思以经济为主线，在韦伯那里是观念，而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则以宗教提纲挈领。角度不尽相同，各有自己的道理，复杂的人类文明历史，恐怕也只有从多方面综合考察，才可窥得真相的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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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这两千年的社会性质是什么？虽然各家众说纷纭，共同的一点是专制主义。如果此说成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就要换个思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未在中国出现，原因不在封建剥削和压迫，而是集权专制。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权利、契约和法治意识在封建社会中并不缺乏，却遭到集权主义的压制和破坏，“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清之际的夭折可能不是由于封建社会太长了，而是因为封建社会太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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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过早地结束于秦统一之时，六百多年之后，日尔曼人方在西欧揭开封建社会的序幕。难怪梁漱溟说，中华文明是一个早熟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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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1704528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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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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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要讲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本来意义上的凯恩斯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和结论，以及这些结论的依据是什么；第二，对本来意义上的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凯恩斯在哪些问题的确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第三，被后人误解的、不是凯恩斯本意的凯恩斯经济学，以及被误解的凯恩斯经济学错在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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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意义上的凯恩斯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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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三十年代，是对那个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的反思。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古典经济学受到大萧条的猛烈冲击，它既无法解释长期存在的失业现象，也无法解释经济衰退为何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面对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凯恩斯试图另辟道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理解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找出经济萧条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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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需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经济为什么会陷入萧条？二是一旦进入萧条，为什么市场不能自动调整，回到繁荣状态？凯恩斯利用国民经济核算的一个恒等式：总产出GDP等于总收入Y，说明萧条是如何产生的。为了叙述的简单，忽略国际贸易和政府购买，产出可被分解为两部分，消费品C和投资品I，用公式表达Y=C+I，或者Y-C=I。等式左边的收入减掉消费等于储蓄S，于是就有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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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说，问题就出在这个等式上。给定社会总储蓄S，投资I并不能自动等于S，当I＜S时，一部分储蓄资金没有得到利用，资源闲置，总产出小于潜在GDP，而潜在GDP的定义就是所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的产出。在古典经济学里，I=S不是问题，如果不等，比如I＜S，资金过剩，资金的价格——利率就要下降。低利率一方面刺激投资，因为企业的融资成本降低了；另一方面抑制储蓄，因为储蓄的收益减少了。利率调节I和S，直到两者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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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反驳说，利率不能保证I=S，因为投资对利率不敏感，企业在制定投资计划时，除了资金成本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特别是投资能否盈利，也就是投资形成的产能将来有没有市场需求对应，如果预期需求疲软，当下的利率再低，企业也不愿投资，预期对投资的影响远远超过利率。凯恩斯在经济分析中第一个引入了预期，这是他的一大贡献。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学派兴起，几个领军人物例如卢卡斯、萨金特后来都得了诺贝尔奖，应该感谢源头的凯恩斯。对预期的重视让凯恩斯把利率搁在一边，利率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对经济活动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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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企业对未来过度悲观，投资小于储蓄，造成经济的衰退；当预期转为乐观时，经济就趋向繁荣。人们自然会问：预期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在这一点上，凯恩斯接受了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熊彼得的观点，认为创新使企业的生产技术和市场环境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为了跟上潮流或者避免被淘汰，企业家一定要及时调整他们的预期。再往下问，具体而言，企业家是怎样调整预期的呢？为什么在基本经济条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时，市场也会暴涨暴跌呢？例如1929年引发“大萧条”的纽约股市崩盘，事先并没有什么征兆。凯恩斯在这里不得不借助心理学，称不明原因的企业家情绪波动为“动物精神”，预期由动物精神支配，人类理性对此无可奉告。请大家注意，“动物精神”不完全是凯恩斯的机智托辞，事实可能就是如此，连企业家自己也说不清楚，他为什么对未来感到悲观或乐观。“动物精神”究竟从哪里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心理活动破坏了利率自动平衡投资和储蓄的机制，使得I＜S从而产出低于潜在GDP。凯恩斯用心理预期解释了萧条的产生，但故事并未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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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新古典和凯恩斯的事业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