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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下降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如图一所示，劳动需求曲线D1 向左移动到D0 ，S为劳动力供给曲线，如果工资W1 不变，劳动力的供应L1S 大于劳动力需求L1D ，将出现失业。在古典经济学看来，失业不是问题，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形势会压低现有工资W1 ，工资的下降一方面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另一方面增加企业雇人的需求，供需缺口随着工资的下降而减少。当工资最终降到W0 时，劳动的供给等于需求，劳动力市场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如此看来，劳动力市场具有自我调整或自我纠正（Self-correction）的能力。在W0 的工资水平上如果还存在失业的话，肯定是因为有人嫌工资低，自愿选择失业，用经济学的术语讲，“均衡状态下不存在非自愿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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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认为，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工资自由调整并不成立。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工资保持不变，比如说停留在图一中W1 的位置上，失业将长期存在。然而凯恩斯本人没有说明，为什么在劳动力供大于求时，工资不能向下调整，也就是工资为什么具有“刚性”或者“粘性”。三四十年后，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工资刚性”，后来又发展出“价格刚性”和“利率刚性”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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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古典经济学难堪的两个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答，经济萧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导致I＜S，投资需求过低；而经济一旦陷入萧条就很难自己走出来，因为工资或价格刚性使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失灵”，萧条和失业成为长期现象，如同1930年代西方世界所发生的那样。动物精神和工资、价格刚性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两个关键假设，和古典经济学的投资等于储蓄以及充分弹性的工资相比，应该说更贴近现实。看看当下热闹非凡的互联网投资，就知道“动物精神”不是学者虚构的名词。创业者和投资人不关心公司如何赚钱，都热衷于美妙的故事，描绘宏大远景，两个大学毕业生加上一个天花乱坠的商业计划书，又一个十亿美元级的公司即将诞生！难以理解的是还真有人给钱。现实中的投资决策经常被说不清的信念、模模糊糊的憧憬所支配，凯恩斯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个现象，大概和他自己的股票投资经历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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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病根，药方就有了：政府花钱，增加有效需求，将经济拉出萧条。凯恩斯突破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由此赋予了政府前所未有的经济职能：保证充分就业和稳定经济的运行。古典经济学的体系中虽然也有政府，但政府的职能在市场之外，如同亚当·斯密所给出的三项，第一是界定和保护私人产权，第二个是国防，第三个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果将国防、保护私人产权的法治也看成公共服务的话，政府的职能只有一个，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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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不仅主张政府干预经济，而且还认为，政府干预不会给社会造成额外的负担，不必为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增加税收，政策的成本是自我支付的，或者说政策所需的资金是自动到手的。增加财政开支而不必增加税收？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凯恩斯的秘诀就是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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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数是新增GDP和新增财政开支之比，如果增加1元钱的政府开支，GDP增加4元钱，乘数等于4。凯恩斯接着给我们算账，政府增加500亿开支，完全是赤字开支，不加税，能带来多少GDP？500×4=2000亿元。如果税率是20%，财政当年新增税收2000亿元×20%=400亿元，政府的账本上实际只有100亿元的赤字，“白赚”了400亿元的GDP！如果乘数等于5呢？大家很快就算出来了，赤字为零，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没有成本的，政策刺激了经济，GDP提高，税基扩大，即使税率不变，新增税收仍可弥补一部分甚至全部的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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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数效应的逻辑是财政开支带动民间开支，政府花500亿元买高铁机车，机车厂收到政府支付的500亿元后，拿出200亿元购买钢材，钢铁厂再花100亿元买铁矿石，依次递推下去形成长长的开支链，这个链条上产生的需求总量数倍于政府当初花的那500亿元，乘数效应即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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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乘数等于1呢？政府今年发500亿元的10年期国债，筹集资金投资高铁，当年新增GDP也是500亿元，我们当代人毫无疑问是受益者。政府税收增加500×20%=100亿元，可用于兑付国债，但还有400亿元的债务要偿还。10年后400亿元的国债到期，在忽略利息和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增加400亿元的税收用于国债的兑付。10年之后我可能已经退休了，这400亿元的税负落在年轻一代人身上，对他们来说是个额外的负担，因为10年前政府为了我这一代人的经济增长而超支了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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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当乘数等于1时，财政政策的实质很大程度上是财富的代际转移，当代人向子孙后代借钱花。这里马上冒出一个伦理问题，我们有权这样做吗？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地位不对等，下一代没有声音，没有代表，甚至还没有出生，我们就向他们借钱了，这公平吗？暂且不论是否公平和公正，凯恩斯主义者要想证明其理论的实际意义，必须先证实乘数大于1，如果等于1甚至小于1，那不就是寅吃卯粮甚至还有可能亏损吗？很不幸，世界各国的实证研究表明，财政政策的乘数大致等于1，至于为什么，我们在下面会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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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很少谈货币政策，他认为货币政策无效，经济萧条时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扩张对利率的作用不明显，而且利率对投资也没有多大影响。这时的投资取决于企业的预期，而萧条使民间对经济前景感到悲观，唯一的希望就在政府。政府应果断地增加财政开支，拉动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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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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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凯恩斯理论的逻辑原点是“动物精神”，心理预期驱动投资决策的确是经济中的普遍现象，但从这里推导不出政府干预经济的结论，无论动物精神源自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还是企业家的纯心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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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将企业家的动物精神归因于创新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技术和市场需求的不可预测性，就经济稳定而言，创新是“坏”的。与此相反，熊彼得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经济周期波动是伴随创新的自然现象。技术驱动的经济周期被称为康特拉季耶夫周期，以纪念首先研究这个课题的前苏联的经济学家，又名“长波理论”。沿着熊彼得的逻辑推演，经济波动是“好”的，表明经济因创新而充满活力，此时是否需要政府调控和抑制，起码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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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20世纪之交的铁路为例，这项创新大幅度降低了运输成本，过去依赖蒸汽动力的工业化生产不再局限于煤矿、铁矿等资源的产出地，或者像美国五大湖周边那样方便的水运区，新兴产业和企业随铁路扩散，市场迅速扩大，世界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都经历了一轮铁路投资的高峰，经济步入繁荣。铁路投资的高涨带来GDP增长，物价也不可避免地上升，凯恩斯主义者这时会说：经济过热，需要进行宏观调控，收紧银根（虽然凯恩斯本人并不喜欢货币政策），减少政府开支，增加税收。这一套对策现在已经成了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我教这一套东西也教了十几年，但是越教发现问题越多。政策为什么要和企业过不去，加息提高它的资金成本，加税减少它的投资收益呢？为什么要阻碍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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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国性的铁路网基本铺设完毕后，下一轮的新技术还没有出现，投资下降，GDP增速放缓，经济滑入衰退，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又来了：央行放松银根，财政减税，增加支出。刺激性政策的用意何在？鼓励企业投资吗？往哪里投？铁路都建好了，电力和电网还在试验阶段，下一轮投资机会要等几年、十几年才能看到。结果资金没进实体经济，大部分去了资产市场，炒股票，炒房子。这样的事在世界近代史上多次发生，不也正在中国发生吗？企业不差钱，差的是投资机会，印那么多钞票有什么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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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凯恩斯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技术创新对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远影响，而仅仅将创新作为其理论体系的“第一推动”，也许因为“大萧条”看上去不大像康特拉季耶夫周期，也许因为急于找到摆脱“大萧条”的出路，无暇深入研究萧条的性质。康特拉季耶夫本人、熊彼得、诺奖得主库茨涅茨等人尝试用统计学方法识别经济周期，但都不大成功。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干脆不问波动的原因，将特定时期的政策普遍化和常规化，经济下行就松宽刺激，过热就紧缩降温，执行没有周期理论支持的反周期政策，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失误。如果因新技术投资经济“过热”，不一定非要采取紧缩政策，保持现状甚至减息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经济“衰退”可以但不一定需要刺激，也许维持利率不变甚至加息才是最优政策。道理不难理解，难在打破长期灌输形成的固有思维模式，宏观调控天经地义，对经济波动的“削峰填谷”已成条件反射或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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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另一凯恩斯经济学的反例，在严重过剩的产能压力下，价格不断下降，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经营困难以至停产倒闭。中央银行这时应该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吗？货币松宽的用意是鼓励企业投资，形成更多的产能吗？逻辑上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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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没有周期理论的反周期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第二个失误是没有政府理论的政府干预，同样导致其理论体系的逻辑不一致。企业家因为有“动物精神”，对经济前景不看好，减少投资致使经济衰退，凯恩斯建议政府增加开支，创造需求。问题是政府由人组成，政府官员也有动物精神怎么办？他们的动物精神经过官僚体系激励机制的放大，可能给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2001年到2006年美联储无视学者的警告，迟迟不加息，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终于因泡沫破灭在2008年爆发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又是什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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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金融危机的恐慌气氛中，政策制定者匆匆推出了“四万亿”刺激计划，短时间内大幅增加财政开支和货币供应。中国经济虽然快速反弹，仅过了两个季度便又掉头向下，只留下今天困扰我们的大量过剩产能、过高负债和银行的不良资产。“四万亿”搞过了头现在已成普遍共识，我们想问，这是不是动物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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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诺贝尔获奖者阿卡罗夫和希勒教授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动物精神》，写这本书的时候希勒还没获奖，他们说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因是投资者在动物精神驱动下过度投机。这个因素当然不能完全否认，我们承认人类还没有彻底脱离动物界，问题在于两位教授提出的对策是政府加强监管。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时，希勒教授来中国参加发行庆祝活动，在上海签名送了我一本。我对他说：你讲的动物精神可能存在，但你的政策结论我不敢苟同，靠政府干预市场，对冲投资者和华尔街的动物精神，如果政府官员也有动物精神呢？负负能得正吗？还是两个动物精神叠加结果更糟糕？希勒教授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这是一个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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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家不同，政府官员不必承担其动物精神的市场后果，美联储至今也没有因政策失误被问责，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称使官员的动物精神更具破坏性。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中，政府官员不仅神奇地避免了人所共有的动物精神，具有充分的理性，而且运用其理性最大化社会公众的利益。为什么消费者和企业家都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官员被假设为一心为公呢？诺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布坎南等人放弃了这个缺乏实证支持的假设，将新古典经济学的上帝般仁慈的官员还原为凡夫俗子，建立了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得出很多有意思的结果，例如即使当新古典意义上的“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未必是最佳对策，因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官员可能滥用权力，给公众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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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建议基于前后矛盾的假设。根据凯恩斯的分析，经济萧条的原因是民间对未来的预期过于悲观，消费和投资意愿不高。用公式表达，消费C=a+bY，这里a是一个常数，代表维持生存的基本消费；b是边际消费倾向，即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Y是收入。消费意愿不足就是b值较小，凯恩斯自己对b的估计介于0.6到0.8之间。如果我们取最高值0.8，经过简单的代数运算，得到乘数=1/（1-b）=5，如同前面讲过的，这意味着1元钱财政开支的增加可以带来5元钱的新增GDP, b值越大，乘数效应越大，财政政策越有效。但另一方面，b值越大，消费意愿越高，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越小，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必要性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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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诊断经济衰退的原因时，他需要一个较小的b，在论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时，又用了一个较大的b。如果固定b值就会产生一个悖论：要么经济繁荣，政府不必干预；要么陷入衰退，但财政政策无效。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一开始较小的b值引起经济衰退，在政府干预的过程中，消费者和企业家逐渐变得乐观起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b，乘数上升，使得财政政策越来越有效。换言之，政策直接创造需求的作用是次要的，主旨在于改变人们的预期，提振对未来的信心。这样的机制是否存在？刺激政策要强到什么程度才能扭转悲观的预期？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给出回答。从2009年的“四万亿”和2012年的“四万亿2.0”的执行效果看，扩张性政策的作用很快递减，仅仅持续了两三个季度，政策显然没有改变市场的预期，当政府开支的力度减弱时，经济随之重回下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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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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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经济学在很多地方被误解，国内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宏观经济用词“拉动内需”和“刺激增长”都与此相关。凯恩斯自始至终讲的都是“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即有收入支持或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纯粹基于欲望的需求，这也是他为什么如此关注财政政策乘数的原因。如果政府靠借债增加500亿开支能带来比500亿更大的收入增加，比如说700亿元，从理论上讲，其中500亿元用来偿还政府债务，剩下200亿元的可创造下一轮的有效需求。如果乘数等于1，500亿元的政府开支只能增加500亿元的GDP，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这样的财政政策相当于寅吃卯粮的财富代际转移，没有太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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