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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教授采用传统的狭义工资收入数据，低估了劳动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而低估了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得出“资本税”这样的抑制和惩罚创新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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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的人力资本和苹果员工的人力资本有着本质的差别，对这两类人力资本的回报方式因此也截然不同。乔布斯以他的创新能力和商业经营能力成为苹果公司的股东，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对他的回报是“剩余收入”，即公司收入扣除包括员工薪酬在内的所有成本，大致相当于利润。苹果的员工没有创新的贡献，也不承担任何风险，他们得到固定的工资和基于业绩的年终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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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人力资本对价值创造的贡献分配收入是否公平？上帝决定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分布是不均匀的，“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权利和机会而非人力资本的均等。比天生禀赋差异更为令人沮丧的事实是：人力资本无法自愿转让，也不可强迫转移。打土豪分田地无济于事，你分不走乔布斯的聪明才智，而分掉他的财富又会打击他冒险创新的积极性。两难悖论面前，公众必须做出选择：你愿意生活在没有乔布斯、没有新技术的均平世界上？还是满足于和他的财富相比微不足道的工资，但也温饱无忧还可使用苹果手机？我们无意在这里宣扬英雄史观，只想强调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宝贵，和一般的劳动力相比，这类人力资本有着更大的、正的“外部效应”。如果你也认为有乔布斯的世界更美好，接受了——虽然不无遗憾——这样的贫富分化，《21世纪》六百多页的大部头岂不成了杞人忧天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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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公平的社会既不是人力资本的均匀分布，也不是收入的平均分配，而是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每一个具有乔布斯那样潜质的人，成就苹果公司那样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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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人力资本是发展经济最稀缺和最宝贵的资源，继承的金钱和财产才是“腐朽”的、“寄生”的和“负有原罪”，才有资格作为憎恨和惩罚的对象。《21世纪》本来可以着重分析遗产的分布和积累趋势，对资本不加区别的厌恶阻止了更有意义的深入研究。全书仅在第11章讨论了遗产问题，即使那里的数据似乎也并未对该书的论点提供有力的支持。二十世纪初，英、法、德三国每年的新继承遗产相当于国民收入的20%，经过两次世界大战，降到1960年代的5%左右，然后稳步上升到2010年的约15%（原书图11.12）。“二战”之后遗产的增加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创造财富的活动在和平时期逐渐恢复，留给后代的自然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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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教授原本可以在“资本”栏下，分出两个子科目：创新成功所积累的资本，以及富二代继承得来的遗产。乔布斯和马云的亿万身家属于前者，洛克菲勒子孙的财产归入后者。政府可对遗产等形式的财富转移征收资本税，但应免除对前者即财富创造的税赋。《21世纪》若主张遗产税，而不是笼统的“资本税”，就比较符合经济学原理了。即便遗产税，也要考虑到对创新激励的影响。想象一下极端的场景，倘若征收100%的遗产税，即禁止财富的继承，将增强还是抑制创造财富的动力？将增强还是抑制工薪阶层的劳动积极性？你可以轻蔑地视“封妻荫子”为狭隘的自私心理，却仍要面对千百年来无法改变的人性现实。所有高税收的倡导者，无论政客、学者还是民众，似乎都一厢情愿地假设，税收对风险承担意愿和工作勤奋程度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中国读者不妨问问自己，真的可以忽略不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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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趋势分析和趋势外推是《21世纪》的基本方法，该书的主要结论亦建立在如下的经验不等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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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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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代表资本收益率，g为经济也就是国民收入增长率。由于经济增长等于工资增长与资本收益增长的加权平均和，这个不等式意味着工资增长落后于资本收益的增长。皮凯蒂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没有自然的力量可以进行自动调节，劳动将毫无希望地输掉与资本的收入分配博弈，除非政府征收资本税，减少r，才能降低资本收益的份额，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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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任何一本经济学的大学教科书，我们都可以发现“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律”，即r随资本积累的规模不断下降，完全有可能低到小于g的地步。那么为何实际数据显示r＞g呢？原因正在于创新和技术进步。创新突破了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魔咒，使经济有可能实现持续增长，这是支持《21世纪》的索洛教授的杰出理论贡献，他因这一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r＞g说明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增长，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资本回报率r不断下降，虽然收入分配得到均平主义意义上的改善，但创新乏力，经济增长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我们反倒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增长的可持续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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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应该研究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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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在前言中批评马克思“没有看到技术进步的巨大作用”，然而该书也秉持前现代的思维，以生产技术不变从而社会总收入不变为前提，从劳动和资本两大阶级对立的角度组织和分析数据，对世界的未来做出了马尔萨斯式的悲观预测。鉴于问题的严重性，皮凯蒂教授呼吁，“将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学的中心课题”。当我们充分估计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后，经济学的中心课题就变成了财富的创造。毕竟，财富只有先被创造出来，才谈得上如何分配，而且更多的财富可以缓解在分配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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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否认收入分配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分配对于财富创造的作用。即便孤立地研究纯粹的分配问题，正确的方法是从阶层、群体深入到个人。类似“最富有的10%的人群拥有70%的资本”这样的统计数字没有太大意义，也不应看到这10%的人口拥有的财产在增加，就惊呼“富者越富”。我们更关心具体的家族或个人例如洛克菲勒的后代是否越来越富，乔布斯的子女是否也将加入亿万富翁的行列。换句话讲，我们更关心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认为《21世纪》聚焦的静态财富分布有可能将关于收入分配的讨论引入歧途。在上文提到的工商巨子中，大多数出身平民，这些人拥有70%的资本，不正是社会开放而有生气、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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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社会流动性，让中产和低收入阶层有平等的机会跻身财富顶端的10%，我们建议的对策着眼于不平等的源头，而不是像《21世纪》那样仅针对结果的不平等。对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格外重要的是建立民主和法治，从根本上铲除造成贫富严重分化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确保资源占有和市场进入的平等，以及在制定游戏规则和政策方面的平等参与权和发言权。这些旨在消除贫困、建设公正社会的措施，在近期一部精彩的著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被艾斯茅格鲁和罗宾逊教授归纳为“包容型制度”。该书的时间和空间跨度不亚于《21世纪》，基于广阔视野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两位教授超越了简单的“劫富济贫”药方，引导读者从多个维度深入思考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演进逻辑，无论学术价值或政策建议的切中时弊均非《21世纪》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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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改善收入分配的公共政策，众所周知的有财政的教育开支，为低收入家庭子女提供奖学金；放松金融管制，允许和鼓励各种各样的天使、风投和股权基金开展业务，帮助年轻人创业等等。限于篇幅，不在这里一一列举。需要指出的是，理性的政策以理性的民众为基础，情绪化的非理性冲动往往导致民粹主义的双输政策。例如收入分配问题的泛道德化，用“剥削”和“欺诈”的指责代替认真的经济分析。在经济学中，“剥削”指游戏规则即制度的设立对资本有利而对劳动不利，而“欺诈”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解决方案因此不是“占领华尔街”或者限制公司高管工资，而是依法律程序修改监管规则，提高市场交易的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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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诸多的研究方法论问题，皮凯蒂教授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怀和细心艰苦的数据整理工作仍值得尊敬，他提醒象牙塔中醉心数学和模型的主流学者们，放下手中的八股文章，睁开双眼观察社会，从市场和经济的实践出发进行理论研究。在我们看来，这才是《21世纪》的最大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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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作为目的和手段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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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需要重申自由的意义，如此需要强调对自由的保障。古代的奴隶被剥夺了自由，在强权的压迫下，忍受屈辱以求生存；今天的人们主动放弃自由，以换取精神主宰所承诺的安全与秩序。肉体的奴役是对赤裸裸的暴力无可奈何的服从，精神的奴役则源于盲目的自卑和自卑心理支配下的智识自戕。人类社会究竟是在进步、退化？还是变换形式的往复循环？古希腊人为个人与城邦的关系争论不休，在当代的语境中，古老的命题重新表述为市场与政府的分界，以及自由和管制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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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世人对自由的信心，曾经是严密而完整的市场逻辑体系，几乎一夜之间就被摧毁殆尽。卷入海啸漩涡中的人们丧失了正常的理智，纷纷抓住激流中的稻草，视政府为逃过世纪之劫的最后方舟。尽管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各国中央银行确实做出了努力，通过超常规的货币投放，避免了流动性短缺，从而避免了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正是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我们岂可因其救火之功，而宽恕它的纵火之罪？如同弗里德曼在《自由选择》第3章所分析的，美联储对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负有主要责任，弗里德曼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进入21世纪，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再次出现重大失误，而美国的凯恩斯主义知识精英和他们的政界朋友却竭力掩饰，利用危机中的恐慌情绪和思想混乱，攻击自由市场，将他们自己描绘成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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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诞生于20世纪“大萧条”期间，这一学派的核心观点是“市场失灵”，或者更准确地讲，自由市场失灵。根据这一学派的说法，斯密所称赞的“看不见的手”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混乱和灾难，而灾难的根源就是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冲动，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既然市场失灵，就需要理性的力量来恢复秩序，如果不能防止灾难的发生，起码也可减少灾难的损失，这个理性力量就是政府，当然，必须是信奉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这一学派主张政府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监管和行政等微观干预手段，遵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调节经济运行，指导和管理市场交易，克服市场失灵，甚至还应该劫富济贫，在实现资源更有效配置的同时，保证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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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拯救都是有代价的，政府干预必然限制个人自由，皈依凯恩斯主义意味着用自由换取秩序和正义。这交易合算吗？事实证明，这不是等价交换，而更像不平等条约，公众交出部分自由，得到的却是更多的麻烦。姑且不论“大萧条”和全球金融危机到底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失灵，看似高明的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漏洞百出，在实践中与设计的目标南辕北辙，所谓治世良药给憧憬理想国的人们造成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伤害，真正的受益者只有以救世主身份行事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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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在逻辑原点上就错了，世界上并不存在“社会利益”，因为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具有思维和感受能力的“社会”，就像不存在抽象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具有思维和感受能力的“人民”或者“民族”。社会由张三、李四、王五等具体的个人组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的利益可能一致，也可能相互冲突。例如当中央银行为控制通货膨胀而加息时，存款利率上升，储蓄者支持，企业则因贷款成本上升而反对，而且高利率会引起股票价格下跌，股民因此遭受损失。又如政府管制产品价格，消费者欢迎，但公司利润下降，损害包括股民在内的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任何一项政策都会使一些人受益，另一些人受损，什么是“社会利益”？无法定义“社会利益”，如何制订“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政策？即使当人们的利益一致时，也是由于每个人的具体诉求相同，例如如财产和人身的安全，而不是因为他们的诉求符合某个绝对的和客观的“社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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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臆造了抽象的整体利益和抽象的利益主体后，要使悬在空中的抽象整体利益落地，变为可执行的具体政策，就必须找到“社会利益”的代表，社会没有思考和决策能力，社会的代表是具有能动性的个人。凯恩斯主义知识分子于是当仁不让地以社会的代表自居，宣布惟有他们把握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惟有他们可充分理解“社会利益”，惟有他们能够设计理想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改造计划，执行他们治国平天下宏图大略的，就是政府和无所不在的官僚体系。经过如此的概念转换，个人组成的社会变成了精英主导的社会，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消融在“社会利益”中，变为多余的累赘。在更多的场合中，个人自由被视为“社会利益”最大化的障碍，遭到大众的唾弃和极权的压制。哈耶克尖锐地指出，强调集体利益的危险就在于它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权力行使者所铺就的是一条“通向奴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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