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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主义的第二个根本性错误是假设了一个全能和仁慈的政府，“全能”的含义是无限的认知和执行能力，“仁慈”意味着以救民水火为己任。凯恩斯主义者将“市场失灵”归咎于人的“动物精神”，归咎于市场交易的外部性、市场上的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市场的“非完美”因素；当他们建议政府干预时，却有意无意地假设了政府官员的完全理性，政府干预没有外部性，政府不可能垄断，政府没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的政策成本等于零，一句话，政府是完美的。在这个短短的序言里，我们无法一一解释这些经济学名词，读者只要对照关于市场和政府的不对等假设，就知道“市场失灵靠政府”的结论来自哪里了。完美的政府当然是我们这个不完美世界的拯救者，不需要什么理论，不需要数学推导，让我们在全能的人间上帝面前跪下祷告，让我们虔诚地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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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和凡夫俗子一样，既有理性计算的能力，也不乏“动物精神”。2001年到2007年，美联储大量投放货币，制造了“二战”之后美国最大的资产泡沫，泡沫的破灭引发2008年的金融海啸，这又是人类理性还是“动物精神”？电信业被称为“自然垄断”，于是在某些国家只有政府经营的企业才能进入这个行业，电信服务的价格也由政府决定，结果是其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比其他国家高得多的费率，远远高于私人公司提供电信服务的市场，如中国香港。市场上的“自然垄断”厂商唯利是图，政府垄断就可以保护公众免受垄断之害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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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经济学假定市场参与者是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理性经济人”，但在分析政府官员的行为时，却假设他们最大化“社会利益”。对于这个明显的逻辑不一致，凯恩斯主义者讳莫如深。为什么人和人就不一样呢？莫非官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莫非他们从小接受和我们完全不同的教育？莫非政府的办公室有着神奇的魔力，进去的是饮食男女，出来的是智者圣贤？如果官员也和贩夫走卒一样，最大化他自己的而不是“社会利益”，凯恩斯经济学建立在沙滩上的理论大厦立即倾覆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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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一书考察了现实世界中的政府，而不是凯恩斯主义者所设想的全能仁慈政府。在现实世界中，官员追求个人而非“社会利益”，他们必然会在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中，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公开或隐蔽地为自己谋求好处，例如不顾财政资源的限制，增加福利开支，合法地收买选民。另一类常见的交易是议员通过有利于某些工商集团的立法，以得到这些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在法治薄弱的新兴市场国家，政府高官的家族直接经营商业和企业，如印尼和菲律宾的领导人家族，这些家族获得了电信、石油等行业的垄断经营权，利润丰厚的政府合同落入他们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承包商手中。中国铁道部前部长刘志军利用职权，批给商人丁书苗铁路建设和设备采购合同，丁则为刘维护政治和商业关系提供便利。至于官员借审批、监管、检查、收税之机，索贿、受贿的腐败比比皆是，几乎每天都可见诸于报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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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官员最大化个人利益的现实情况下，研究市场与政府的分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再适用，需要采用由布坎南（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图洛克、奥尔森等人发展的“公共选择”理论，这也是《自由选择》一书的基本方法。公共选择学派并不因政客的利欲熏心而否定政府，而是强调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只有在公众和媒体的强有力监督下，只有在制度的有效约束下，政府官员才可能按照公众的意愿制定和执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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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监督和制约保证了官员与公众目标的一致性，政府的效率仍有可能低于市场上的自发交易，这是因为官员既无激励，亦无信息办好公众委托的事务。官僚体系的特点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一些事情做对了，公众认为是应该的，不会有任何奖励；做错了则有可能发生公共舆论危机，并且授同僚以柄，在官场升迁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收益和风险的不对称决定了官僚体系的行政效率低下，基于同样的道理，官僚体系管理下的国有企业也不可能有很高的经营效率。除了激励，信息是另一问题，官员没有足够的信息以完成公众赋予他们的任务。环境污染是经典的“外部效应”，企业排放污染，公众健康恶化，但企业不必为此支付成本，于是就过度生产和过度污染，市场不能引导企业实现“最优产出”，市场失灵了。对此，凯恩斯主义者为美国政府开出药方：为减排企业提供财政补贴。显而易见，补贴额应该等于减排成本，但政府并没有企业的成本信息，只能要求企业自报。结果可想而知，企业普遍虚假高报。后来美国环境总署采取另一方式，让企业在市场上交易“污染配额”，交易价格表明，实际减排成本仅为企业上报数的十分之一！读者也许会问，政府为什么不能查处虚报减排成本的企业呢？政府当然可以这样做，但监督检查也是有成本的，成本有可能高到不值得甚至无法负担的地步，而市场之所以有效，归根结底，就在于人们能够在市场上以更低的成本获取更为准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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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大政府的兴起非但解决不了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限制个人自由，窒息了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发动机——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政府占用了本来可供民间使用的资源，压缩了个人发挥的空间；政府干预扭曲了民间的激励机制，社会停滞，企业和个人逐渐退化。处在政府保护下的企业丧失创新的动力，将资源用于游说和贿赂政府，以便继续享受排斥竞争的行政保护政策；个人则依赖政府的福利开支，不再努力学习和勤奋工作。《自由选择》一书描述了战后英国的萎靡不振，今天欧洲的债务危机和日本经济的持续萧条，又何尝不是政府职能扩大、民间创造力衰退所造成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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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个人的创造就没有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从电灯、汽车到移动通信，从绘画、诗歌到交响乐，无一不是思想自由驰骋和灵感自由升华的结晶，无一不源于个人的自由梦想和自由发挥。爱迪生、福特和乔布斯，张大千、歌德和贝多芬，在自由创作的环境中，他们得以运用其天才，给我们留下了哲学、科学、艺术与财富，构成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核心。墨守成规的官僚体系可以维持自由所需要的和平与秩序，充当自由的守夜人，却绝不可能替代自由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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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夫妇引用生动的案例，说明自由选择和自由交易能够比政府更有效地提升公众的福利，从而印证了亚当·斯密的深刻见解：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能够比刻意为社会着想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用我们不很严格的话讲，利己是比刻意利他更有效的利他，这是《自由选择》的一个中心思想。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自由仅为实现个人目标的一种手段，那就误解了两位作者的本意。在本书的引言中，作者摘录美国《独立宣言》，给出了这本书的另一中心思想，“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如果一个人追求自由和幸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和任何方式禁止他这样做，自由就是他的人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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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自由作为目的有着重要的意义，所有与这个目的相悖的手段都不具备正当性，特别是那些以抽象集体的利益为名压制和牺牲个人自由的手段。现代人生而自由，这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论证，就连集权专制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起码在公开场合也要表示出对个人自由的尊重，那些殿前伺候的大学士们只能从后门偷运进反个人自由的迷药。虽然甘愿饮药者不乏其人，仔细观察，大多因缺乏自信，或者妒嫉到宁可自残进宫，好借皇上的鸟铳，将头顶上自由飞翔的同类击落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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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自由当然不是绝对的，当然可以加以限制，但必须是自愿的，或者说自由只能让渡而不可剥夺。人们也许会问，自残进宫的奴才难道不是让渡了他的自由吗？自由人和宫奴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而自我限制自由，后者则以自我奴役换取奴役他人的权力。自我限制的方式是制定法律和规则，法律看上去限制了个人的行动自由，但若没有法律就没有和平秩序，在暴力横行和弱肉强食的世界里，哪里有个人自由可言？法律因此是平等的自由人之间形成的游戏规则，服从法律并非放弃自由，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为了维持和平秩序，自由人需要并服从政府的权威，这与匍匐在主子脚下的奴才有着本质的不同。自由人选择政府，在允许政府使用强制性手段的同时，严格地限定强制性手段的使用范围和使用程序，政府如同法律是保障自由的工具。对于现代人，最重要的自由即是制定法律和选择政府的自由，这一自由使他们能够享受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广泛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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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自由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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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资本主义：颂扬与怨恨中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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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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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专著和论文已如汗牛充栋，人们对资本主义的定义、历史和未来，仍充满激情地交锋辩论，至今无法达成共识。柯卡教授的《资本主义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以不到10万字的篇幅，处理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不能不说是异常艰巨的自我挑战。所幸资本主义的现代竞争对手——社会主义，有着更多的定义、更多的版本，以及更令人注目的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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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人类经济史上的第二次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约1万年前的两河流域，定居农业开启了人类文明。第二次飞跃出现在英格兰，以17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为其标志。虽然资本主义来到这个世界上较工业革命早得多，但只有在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才渗透到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中，成为普遍的和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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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孕育了人类文明，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发展的停滞不前，在持久的人口与生态环境压力下，可怜的农业剩余决定了社会经济与文化长期在低水平上徘徊，直到工业革命突破了阴暗的马尔萨斯诅咒。在日新月异的技术推动下，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指数增长趋势，历经两百年至今，仍未出现步伐放慢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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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史》引用经典作家的研究结果定义资本主义。在前所未有的技术和财富创造能力背后，马克思看到人类生而有之的贪婪本性。资本主义制度使致富的欲望和才干得以发挥到极致，利润驱使下的资本家压迫和剥削劳工阶层，资本主义因而被置于天然的道德洼地。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坚持价值中性的分析，强调宗教改革对于资本主义的精神解放作用，摆脱了封建束缚的经济理性促进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广。熊彼得视创新为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特征；而列宁和法国的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则认为，借助政治权力的垄断才是资本主义的真谛所在。每一位经典作家在他的浮雕作品上刻画出资本主义的一个侧面，读者需要也只有从这些不同的侧面才能把握资本主义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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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道德含义上的分歧形成对照，学者们接近一致地将资本主义无休止的创新归因于私有产权的强大激励，以及私有产权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在超额利润的诱惑下，资本主义变成了一架创新的永动机。超额利润的意义不再局限于个人和家族奢华生活的享受，而在于满足创新的巨大资金需求，承担创新的巨大风险。企业惟有持续不断地创新，才能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逃脱被淘汰的厄运，诚如熊彼得所论述的，创新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业务，而是关系到企业生死盛衰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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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的远洋贸易、工业时代的铁路与石油，到科技时代的研究与开发，超额利润的获取充满了风险。投资和产品出售之间存在着时间差，冒险家无时不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煎熬之中，如果远洋船只被暴风雨摧毁，倘若地下打不出石油，或者新产品不被市场接受，暴利预期等来的将是惨重的损失。高风险要有高回报补偿，与其他经济形态不同，资本主义的特点是纯粹为利润而非消费和物质财富的积累而经营，用钱生钱，钱不仅是手段，也成为了目的，“为伊消得人憔悴”，必要时甚至可以赌上身家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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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利润来自垄断，熊彼得赞扬市场上的“自然”垄断，视其为创新必需的引擎和孵化器，布罗代尔则抨击官商勾结的人为垄断。发达市场经济的历史似乎支持了熊彼得的垄断必要论，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历证明布罗代尔的担忧并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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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为资本主义所必需，这两个要素早已出现，为什么现代工商文明迟至十八世纪下半叶方在英格兰开花结果？根据韦伯的研究，经过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精髓——个人主义的经济理性逐渐在西欧成为主流，士农工商的社会层级逐渐瓦解，商人在松动和衰败的封建结构中崛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从另一角度进行了考察，在他看来，十七世纪的宪政革命创造了新的生态环境，在法治化的私人产权保护下，商人的理性经营指向了资本积累、技术与组织创新，即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创富型资本主义”。中国古代商人同样具有经济理性，盈利的冲动引导他们将资源投入到维护和发展与官府的关系之中，滋生“寻租或分利型资本主义”。无论创富还是分利，经济理性永远选择阻力和成本最小的道路，政治制度就成为十字路口上的资源流向的指挥灯。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拓展离不开政治变革，诺斯的见解应该说较韦伯的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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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中，不仅商人做着资本主义的发财梦，底层人士也可以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升到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尽管塔顶只能容纳少数人，通道始终对所有人敞开。如果商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还依赖家族的遗产和荫庇的话，20世纪的工业大亨和当代的技术新贵很少出自商贾世家，他们自己的人力资本，也许还有运气，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石油巨头洛克菲勒从学徒干起，科技奇才乔布斯出生即遭遗弃，养父母是蓝领工人。不仅富贵可自寒门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资本家的后代往往风光不再，快速更新的技术令父辈的辉煌企业转眼间变为昨日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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