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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不过三代”是资本家的失败，却是资本主义的成功。产品、技能、知识、思想都可转化为资本，“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创新和创业不问出身、人种、贫富、地位高下，只要具备增值潜力就可走上资本的神坛。“认钱不认人”的法则或许太过冷酷无情，但否定了封建世袭身份特权和官僚等级特权，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吗？即便不符合人类梦想却永远无法达到的“绝对公平”，相对于其他形态，资本主义提供了最高水平的社会垂直流动性，下可上，上亦可下。社会出现阶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阶层的固化。机会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均等，只要幸运之神青睐财富创造者，实现社会成员的多赢或共赢就有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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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要求政治上的开放，毕竟资本家和他们的高薪团队是人口中的少数（精英在哪个社会中不是少数呢？），社会的多数不得不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按照程序修改游戏规则，抑制资本在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上的影响力，保护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在美国，1873年、1930年以及2008年的经济危机推动了有利于劳工的立法，迫使资本采取更为温和与收敛的方式。钟摆并不永远朝向一方，1970年代北美和西欧的滞胀又为宽容资本的新自由主义开辟了道路。经典作家们高度评价资本主义的创造力，却倾向于低估它的自我调节和自我纠正能力。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弱化了被预言要摧毁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韦伯担心的官僚化管理的蔓延和由此而来的停滞仅限于公共部门；让熊彼得对未来感到悲观的创新力衰竭并没有发生。像一部左右摇晃的自行车，在反复的失衡和再平衡中，资本主义继续书写它虽不光彩却依然不失精彩的故事，眼下仍没有停笔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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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政体尽管也允许甚至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垂直流动性，但它的激励机制诱导社会精英从事分利而不是创富活动。经营权力者竭力攀爬官僚行政阶梯，官阶越高，寻租空间越大，到达顶峰就可建造以国家权力为支持的超级商业帝国。与公共部门类似，民间企业配置资源也优先考虑政府关系和依附权力的行政垄断项目，而不是技术创新和企业的高效率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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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诞生的那一天起，资本主义的成长就伴随着对它尖锐而严厉的批判。如果说第一次大飞跃在悠长的岁月中缓慢而自然地完成，第二次大飞跃则如疾风暴雨，仅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就给古老的文明带来地覆天翻的变化，经济理性颠覆了传统社会的价值与道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人从家庭、村社、宗族等农业社会的共同体中剥离出来，将原本“作为目的的人”（康德）像物件般地抛到市场上，转化为经济理性的工具。他/她现在像一粒砂、一颗尘，孤立无援，只身游荡在陌生的现实中，面对难以预测的未来，失去原有共同体中的温暖和安全感。虽然他/她获得了空前的个人自由，代价却是空前的寂寞与失落。生计的困苦化作对资本贪婪的憎恨，精神的折磨激发了对价值和道德泯灭的愤怒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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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比前现代的封建地主或专制的大清皇帝更为贪婪吗？表面上看或许如此，论内在动因却难分伯仲。传统社会之所以披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马克思），因为在庄园的小共同体内，主人若压榨过烈会引起农奴的怠工、逃亡甚至暴动。资本主义的雇佣关系使企业主可以轻易地解雇不满的工人，从市场上另行招聘替代的劳力。剥削手段的不同而非人性善恶决定剥削的程度，与其诉诸道德，不如从制度上加强劳工的市场谈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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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确提出了与传统相异的道德标准——就像人类从狩猎时代进入农耕文明时那样。道德是历史的和不断变化的，新旧道德发生冲突不足为怪，真正难以回应的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价值的冲击。是否存在绝对的和亘古不变的价值？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与人类文明的绝对价值相互矛盾吗？资本主义必须以共同的价值为基础吗？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进步是否足以抵消人们在转型期付出的精神代价？学术界为这些问题而苦恼之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众似乎已做好了权衡，他们希望改进而不是更换这个制度，特别是在它的替代方案——计划经济于20世纪晚期退出历史舞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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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西方知识精英眼中，若想改进资本主义，抑制资本对自由的压迫，提高国家能力是必要的前提，柯卡教授在书中也分析了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资本和强制这两大现代社会的支配性力量固然可以相互制约，两者并不处在对等的位置上，资本是竞争性的，而国家强制力是天然的垄断。诚然，资本始终追求垄断地位以获得超额利润，但它只能满足于局部的和暂时的垄断，因为资本赖以生存的市场是开放的，随时有“野蛮人”闯进来分食利润。无论市场份额多大，现有的垄断性企业（例如苹果公司）必须开发出新的产品，形成新的、暂时的垄断，才能保住超额利润，正是资本的这种垄断-竞争机制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国家没有也不可能有竞争对手，独家垄断的强制力对个人的支配强度从而对自由的潜在伤害远超彼此竞争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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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史》中的国家像在国际学术界的很多地方一样，例如弗郎西斯·福山的流行作那里，被处理为一个空洞的幽灵，虽然没有一个生物学的大脑，却有思维和行动的能力，获得了起码是某种程度的自主性。借助这个幽灵，偏爱完美的学者重新设计资本主义，并臆想他们高瞻远瞩的方案将被平庸的公众怀着感恩的心情接受。坦率地讲，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比这些乌托邦更接近现实，国家绝非独立的终极行动人。具有思维和决策能力的博弈各方既争夺对国家机器的影响，通过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保护各自的利益，也利用国家机器维护共同的利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秩序和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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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史》以极为精炼的语言，介绍了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以及带来的苦难，相信这本大家写的小书将为读者提供考察资本主义的启发性视角，并有助于人们深入思考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价值和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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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制度体系的内在一致性——现代化转型的一个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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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与文献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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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研究“制度体系的内在一致性”？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学术文献上可以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将社会制度体系分为两部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涵盖面很广，包括政治、法律、社会组织、思想意识等等，非经济部分都归入了上层建筑。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地采用“系统论”的名称，实际上隐含地把社会分成了经济和上层建筑两个子系统，考察了两个子系统如何相互适应，又如何发生冲突。子系统的结构和子系统之间运行的相互作用要求内在一致性，像医学上的器官移植一样，如果异体器官和接受植入的人体不相容，不仅器官无法存活，还有可能导致人体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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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完整地提出了系统分析框架，即结构-功能分析，他把社会视为子系统组成的有机体。人体这样的有机体由血液系统、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等构成，子系统相对独立又密切关联，通过血管、神经连结为一个整体。帕森斯将社会划分为四个子系统：经济、政治、法律、社会组织，稍晚一些的时候，又加上了文化，认为文化是连接子系统的纽带，发挥着提领各个子系统的作用。社会有机体的思想和笛卡尔的机械唯物论形成对照，一辆汽车虽然也可以被分为发动机、传动、控制、悬挂等子系统，但完全是为了研究和描述的方便，子系统是被动的，没有任何独立性，也不可能对整体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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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分析的系统论方面，我国学者金观涛、刘青松做出了贡献，他们早在1980年就出版了《兴盛与危机》一书，将古代中国社会分为观念、政治和经济三个子系统，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现象。为什么中国社会从秦到清一直不断地循环，上下两千年几乎没有什么制度上的突破，在原有模板甚至原有水平上复制，这种超稳定结构的原因在哪里？金、刘两位认为，得益于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维系，子系统之间的紧密耦合保障了统一皇朝的百年延续。但皇权-官僚专制制度不断创造和扩大“无组织力量”，即失地农民，无组织力量的发展最终演变为农民战争而摧毁皇朝。然而在每次王朝覆灭、旧系统瓦解后，正是在保守、僵化的儒家学说指引下，前朝的制度基因几乎原封不动地遗传给新政权，进入下一轮循环而鲜有制度创新。对比西欧，中国古代制度体系的特点就是它的不变性，秦汉、唐宋、明清，皇帝家族变换，制度与格局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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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于2010年出版了《历史的巨镜》，沿用《兴盛与危机》的系统论方法，分析为什么西欧从传统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了工商文明，以及转型过程中观念、政治和经济的子系统是如何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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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对工业化过程中世界各国政治秩序的演化进行了归纳，虽然没有明确讲，实际上运用了子系统相互矛盾、相互作用的动态分析方法。亨廷顿考察经济子系统中的工业化如何产生新的社会群体——主要是中产阶级10 和工人阶级，社会结构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新的社会群体推动政治子系统的改革，大众参与成为潮流，传统的贵族寡头政治向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过渡。亨廷顿注意到，工业化的速度越快，政治变革越为激烈，在极端的情况下，社会无法承受而发生断裂。亨廷顿进一步问道，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有无可能放缓工业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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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聚焦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巴林顿·摩尔写了《专制与民主社会的起源》，试图回答现代化的道路是如何决定的，为什么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展现出相当大的路径差异？摩尔认为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结构决定了现代化的三条道路，以英、法、美为例，这三个国家前工业化时代的农业商品化程度都比较高，城乡中产（资产）阶级力量强大，能够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宪治民主制。现代化的第二条道路以德国和日本为典型代表，两国的中产阶级相对弱小，国家政策走向取决于农村各阶层的力量对比，于是出现了传统精英与中产阶级合作的情况。德国的传统精英是容克贵族、军人和职业官僚，日本则是封建大名和武士，由于缺乏社会基层的支持和制约，统治精英自上而下推动的现代化最终走向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第三个类型的现代化是以皇权-官僚专制下的农业社会为起始点，像俄国和中国，工商阶层同样虚弱，与德、日的区别在于专制政权的现代化努力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和苦难，遭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抵制和反对，结果由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推翻改革不力的专制皇权，以斯大林主义方式进行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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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展现的前现代社会结构对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影响具有启发性意义，但他似乎给予农民和地主的关系过大的权重，决定现代化道路的除了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还有前现代的政治结构。有意思的是，摩尔在书中评论到，现代化成功与否不能只看经济和经济增长，德国和日本在打破封建制、形成统一市场之后，经历了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增长速度超过当时已经工业化的法国、英国和美国。摩尔警告说，只关注经济成功的现代化有可能给人类自由带来巨大灾难，这是摩尔的一个独到和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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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社会学家司考切波弥补了摩尔在政治分析方面的不足，她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比法国、俄国和中国，研究长期的政治和社会转型。这三个国家都经历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暴力革命，才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而进入现代社会。德国、日本现代化的启动相对比较平和，国内没有发生暴力革命，尽管这两个国家后来的对外战争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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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归纳现代化转型的历史，目的不在于揭示某种必然规律。制度的演化有没有规律可言？现在还说不清。自然界有规律，自然科学的目的是发现规律，现代语境中的“科学”就是自然科学，我们习惯性地讲“社会科学”，其实很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我更愿意讲“社会学科”，包括经济学在内，而不是“社会科学”。凡以人为研究对象，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都无法完全科学化，无法完全以客观规律作为标准，因为人除了理性的计算，还有感性的、心理的活动。人是理性和感性并存的动物，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于分析人的理性决策，对于感性的那一面则无能为力。人文学者需慎言“必然的客观规律”，把人组成的社会系统当作物理系统研究，是人文学者经常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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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必然的规律，就不可能先知般地预言现代化转型的未来道路。为了避免陷入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我们设定了非常有限的目标，通过事后的分析和归纳表达一个观点：现代化转型要求子系统的相互协调。仅此而已。如果做不到大致协调的话，子系统之间的张力要么颠覆现代化推动者自身，要么驱使整个系统走向他们始料未及并且往往是灾难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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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评价制度体系的两个标准：效率和稳定性。传统社会之所以要现代化，就是因为它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治理效率太低，无法应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挑战。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输给英国，不是自然资源和人口不够多，而是因为制度落后，不能充分汲取和调动资源，不能开发出先进的科技和军事装备。现代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各个民族无论自己声称走什么道路，信奉什么主义，现代化的取向都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竞争决定的，没有效率，就会在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关于稳定性，我们知道系统越是包容和富有弹性，越是能够适应内外部冲击，稳定性就越高。效率和稳定性决定制度体系的生存能力，决定制度体系演化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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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制度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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