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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分析的系统论方面，我国学者金观涛、刘青松做出了贡献，他们早在1980年就出版了《兴盛与危机》一书，将古代中国社会分为观念、政治和经济三个子系统，运用系统论的方法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超稳定现象。为什么中国社会从秦到清一直不断地循环，上下两千年几乎没有什么制度上的突破，在原有模板甚至原有水平上复制，这种超稳定结构的原因在哪里？金、刘两位认为，得益于儒家正统意识形态的维系，子系统之间的紧密耦合保障了统一皇朝的百年延续。但皇权-官僚专制制度不断创造和扩大“无组织力量”，即失地农民，无组织力量的发展最终演变为农民战争而摧毁皇朝。然而在每次王朝覆灭、旧系统瓦解后，正是在保守、僵化的儒家学说指引下，前朝的制度基因几乎原封不动地遗传给新政权，进入下一轮循环而鲜有制度创新。对比西欧，中国古代制度体系的特点就是它的不变性，秦汉、唐宋、明清，皇帝家族变换，制度与格局基本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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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观涛于2010年出版了《历史的巨镜》，沿用《兴盛与危机》的系统论方法，分析为什么西欧从传统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了工商文明，以及转型过程中观念、政治和经济的子系统是如何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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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对工业化过程中世界各国政治秩序的演化进行了归纳，虽然没有明确讲，实际上运用了子系统相互矛盾、相互作用的动态分析方法。亨廷顿考察经济子系统中的工业化如何产生新的社会群体——主要是中产阶级10 和工人阶级，社会结构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新的社会群体推动政治子系统的改革，大众参与成为潮流，传统的贵族寡头政治向精英政治和民主政治过渡。亨廷顿注意到，工业化的速度越快，政治变革越为激烈，在极端的情况下，社会无法承受而发生断裂。亨廷顿进一步问道，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有无可能放缓工业化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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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聚焦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巴林顿·摩尔写了《专制与民主社会的起源》，试图回答现代化的道路是如何决定的，为什么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展现出相当大的路径差异？摩尔认为前现代的农业社会结构决定了现代化的三条道路，以英、法、美为例，这三个国家前工业化时代的农业商品化程度都比较高，城乡中产（资产）阶级力量强大，能够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宪治民主制。现代化的第二条道路以德国和日本为典型代表，两国的中产阶级相对弱小，国家政策走向取决于农村各阶层的力量对比，于是出现了传统精英与中产阶级合作的情况。德国的传统精英是容克贵族、军人和职业官僚，日本则是封建大名和武士，由于缺乏社会基层的支持和制约，统治精英自上而下推动的现代化最终走向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第三个类型的现代化是以皇权-官僚专制下的农业社会为起始点，像俄国和中国，工商阶层同样虚弱，与德、日的区别在于专制政权的现代化努力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和苦难，遭到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抵制和反对，结果由共产主义政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推翻改革不力的专制皇权，以斯大林主义方式进行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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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展现的前现代社会结构对现代化道路的重大影响具有启发性意义，但他似乎给予农民和地主的关系过大的权重，决定现代化道路的除了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还有前现代的政治结构。有意思的是，摩尔在书中评论到，现代化成功与否不能只看经济和经济增长，德国和日本在打破封建制、形成统一市场之后，经历了令人惊讶的经济增长，增长速度超过当时已经工业化的法国、英国和美国。摩尔警告说，只关注经济成功的现代化有可能给人类自由带来巨大灾难，这是摩尔的一个独到和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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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社会学家司考切波弥补了摩尔在政治分析方面的不足，她的著作《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比法国、俄国和中国，研究长期的政治和社会转型。这三个国家都经历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暴力革命，才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而进入现代社会。德国、日本现代化的启动相对比较平和，国内没有发生暴力革命，尽管这两个国家后来的对外战争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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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归纳现代化转型的历史，目的不在于揭示某种必然规律。制度的演化有没有规律可言？现在还说不清。自然界有规律，自然科学的目的是发现规律，现代语境中的“科学”就是自然科学，我们习惯性地讲“社会科学”，其实很难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我更愿意讲“社会学科”，包括经济学在内，而不是“社会科学”。凡以人为研究对象，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都无法完全科学化，无法完全以客观规律作为标准，因为人除了理性的计算，还有感性的、心理的活动。人是理性和感性并存的动物，自然科学方法可以用于分析人的理性决策，对于感性的那一面则无能为力。人文学者需慎言“必然的客观规律”，把人组成的社会系统当作物理系统研究，是人文学者经常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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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必然的规律，就不可能先知般地预言现代化转型的未来道路。为了避免陷入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我们设定了非常有限的目标，通过事后的分析和归纳表达一个观点：现代化转型要求子系统的相互协调。仅此而已。如果做不到大致协调的话，子系统之间的张力要么颠覆现代化推动者自身，要么驱使整个系统走向他们始料未及并且往往是灾难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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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提出评价制度体系的两个标准：效率和稳定性。传统社会之所以要现代化，就是因为它的经济效率和社会治理效率太低，无法应对先行工业化国家的挑战。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输给英国，不是自然资源和人口不够多，而是因为制度落后，不能充分汲取和调动资源，不能开发出先进的科技和军事装备。现代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各个民族无论自己声称走什么道路，信奉什么主义，现代化的取向都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竞争决定的，没有效率，就会在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关于稳定性，我们知道系统越是包容和富有弹性，越是能够适应内外部冲击，稳定性就越高。效率和稳定性决定制度体系的生存能力，决定制度体系演化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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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制度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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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袭金观涛和刘青松两位的方法，我们把现代制度体系按照功能分为观念、政治和经济三个子系统。这样的子系统分解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任意性，它既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唯一正确的。由于我们设定的目标有限——为制度演化提供一个解释性的框架，而非揭示某种必然规律或者预言现代化转型的道路，子系统如何划分对研究的结果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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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三个子系统分别为：以平等的个人权利与自由为核心的观念子系统；宪治、民主与法治的政治子系统；以及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子系统。三个子系统之间形成了目的性和工具性的双向耦合，“耦合”是金观涛、刘青松的用语，也可以叫作双向兼容，其含义可参考图一。观念、政治和经济三个子系统由一根皮带连接转动，三个轮子的转速需要协调一致，虽然允许一定的快慢差异，但不能相差太大，太大则轮子和皮带摩擦剧烈，产生张力。在极端的情况下，一个轮子转得飞快，另一、两个轮子不动，皮带有可能断裂，整个系统停摆，对应社会的失序和瘫痪。制度体系的弹性和包容性越大，适应性越好，子系统之间可容许的速度差越大。反之，僵硬和刚性化则容易断裂解体。图一并不表示社会是一个机械的物理综合体，这张图仅说明子系统相互兼容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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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制度体系从诞生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尽管问题很多，目前还没有看到衰落的迹象，也没有发生大规模动荡而瓦解基本结构的危险，原因就在于子系统之间高度的双向耦合或者双向兼容，保证了制度体系的效率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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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现代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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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观念入手，说明子系统是如何构成双向兼容的。现代社会的核心观念是平等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平等的个人不能接受非自愿的支配性权力，这就要求政治子系统采用现代民主制。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在某种秩序中运转，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离不开强制力。在现代社会中，强制力的授权和使用只能来自于全体而不是部分人或者大多数人的同意。“全体同意”说的当然不是每件事都要投票并且一致通过，而是根据一致同意的立法程序和立法规则制定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具体法律，比如《物权法》得到三分之二国民的赞同，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尽管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服从。服从的基础并非大多数人代表真理，而是因为这三分之一的少数事先也同意了三分之二多数的立法规则。就像下棋，输棋的一方必须接受令人不悦的失败结果，因为游戏规则是在开局前双方一致同意的。政治子系统中的“一致同意”原则赋予每个人否决权，体现了平等的权利，政治子系统与观念子系统达成目的性兼容。反过来讲，只有民主法治才能保护平等的个人权利，我们称之为工具性的兼容。自由平等要求民主法治，民主法治保障平等权利，这就是观念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的双向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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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类似地，平等的个人权利包含了经济机会的平等，这意味着实行自由市场制度而拒绝强制性的计划指令，因为行政指令限制了人们的选择机会，被认为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自由市场经济中可以有政府的监管和干预，但必须经过所有人的一致同意，也就是必须在法治的基础上进行。从工具性的角度讲，只有在自由市场中，个人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财务自由，而财务自由是个人思想、社会活动等其他方面自由的前提条件。正像民主之于现代社会的观念，自由市场经济既体现了平等权利，又是平等权利的保障，同时满足目的性和工具性双向兼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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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政治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除了通过观念子系统间接关联，两者还存在直接的耦合。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活动是自愿交易，如果没有私人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如果没有严格的市场规则，经济秩序就无法维护，市场交易就无法顺利进行，而民主和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正是保护产权和降低交易成本。私人产权的另一功能——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实现交易——在于激励创新，从蒸汽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以及从手工工场到跨国公司的组织创新构成现代社会的财富源泉。产权制度为企业家建立了关于未来的稳定预期，鼓励他们进行长期的研发活动；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也保证了创新成功后的回报，为企业家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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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不仅需要物质激励，也需要自由的思想环境。突破了中世纪教会的束缚和禁锢之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才能开展他们的科学研究，继而引出彻底改变人类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科学革命，科学的进步为工业化时代的一系列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持续的和系统的科学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广泛商业应用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只有在现代的、自由的观念子系统中，理性才得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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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高度耦合的现代制度体系带来经济和社会治理的高效率，不仅使现代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而且维持了国内社会的长期稳定。一方面，技术创新使社会财富的蛋糕不断做大，收入分配因此有可能实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绝对收入的提高弱化了相对收入下降引发的怨愤，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现代制度体系的具体安排减少了冲突，且在冲突发生时能够提供相对公正的法治化解决方案，避免社会的剧烈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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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中破坏稳定的因素通常有精英和草根阶层的斗争，以及统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的斗争。精英与草根的对立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但已被大大缓解。现代民主法治保障的平等权利给予草根阶层参与政治的机会，精英阶层无法通过掌握国家机器和修改博弈规则（法律）取得利益分配的优势地位。草根阶层或许对博弈的结果不满，但不会用非常手段，例如革命强行改变或推翻博弈规则，因为现行规则是经过程序意义上的全体讨论和一致同意的。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为上下层之斗进一步釜底抽薪，平等权利打开了社会上下层对流的通道，出身贫寒的少数族裔可以当选总统，一文不名的小字辈可以奋斗而成名流巨富，与其上街游行闹事，不如在现有体制中寻找通往上层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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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也少有上层的政变或内战，而威胁传统社会稳定的，经常是统治阶层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由于现代的产权保护制度增加了当权者剥夺民众的困难，政治权力的“含金量”或者寻租收益大幅下降，当官未必能发财，从政的回报和官场的风险不再匹配，社会精英分子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弱化，一些人转而创业经商，同样达到扬名立万的人生目标。现代制度在改变社会精英激励机制的同时，也减少了“权贵资本主义”和腐败，有助于缓和社会上层与底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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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和效率并非现代制度体系的两个彼此独立的性质，而是相互关联的。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企业和企业家才能建立对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才可能做出长期的投资计划。在研发上的长期投资和长期的技术积累是市场经济效率的根本保障，如同前面讲过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反过来有助于达成帕累托改进的收入分配，从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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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制度体系稳定性的批评集中在收入分配和公平上，尤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以一本《21世纪资本论》红遍半个世界，他在书中主张征收资本税以改善收入分配。类似这样的劫富济贫体现了社会公平吗？未必。现代公平观讲的是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而不是收入或财富的均等，皮凯蒂搞错了基本概念。乔布斯是亿万富翁，苹果的软件工程师每年也就二三十万美元收入，不公平吗？收入差距反映了对财富创造的贡献不同。没有乔布斯，苹果的500个工程师也做不出智能手机；有了乔布斯，在市场上招聘500个工程师就做出来了，这500个人可以是张三、李四、王五……也可以是约翰、彼得、保罗……乔布斯却只有一个，不可替代。皮凯蒂要征收资本税，劫富济贫的结果是弱化创新激励，抑制创新，公众于是要在两种方案之间做出选择：宁可让乔布斯成为亿万富翁，世界上有智能手机可用；还是宁可没有智能手机，也要收入平均分配？既要智能手机又要收入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逻辑上和现实中都不可能。中国人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理性的选择当然是有乔布斯的世界更好一些。现代社会的公平需要民众的理性，实现社会公平的办法不是资本税，而是坚持机会的平等，让具有乔布斯那样潜质的人都能够成就乔布斯那样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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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下，现代制度体系的特点一是高效，二是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