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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现代社会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民众会想到明君清官，学者则偏重教育和启蒙。从历史上看，形成现代社会的首要条件是多元利益，而且多元利益中没有一方具有支配性的力量，不可能“通吃”。这时各种不同的利益之间就要寻求妥协，商量和制定游戏规则，按照一致同意的规则进行合作。合作中又有竞争，竞争再激烈也不会破坏合作的大局面，不会搞暴力革命打倒哪一方或哪几方，因为合作的收益大于竞争造成的损失。这种状态在经济学中被称为纳什均衡，一种自我实现的稳态，不需要超然暴力的震慑和干预，均衡中的各方没有一家愿意偏离或打破目前的状态，因为任何偏离都会导致自己利益的减少。多元各方商定的、达到并维持纳什均衡的规则就是法律，或许还有约束力较弱的道德规范。现代社会只能出现在纳什均衡中，非支配性的多元利益是均衡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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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实质是什么？美国日裔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法律、制度并不是白纸黑字写的条文，条文必须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共有信念”才成为制度。所谓共有信念就是一致的预期，而预期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以《交通法》为例，法律条文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大街上还是到处看到违反交通规则的人，法律为什么不管用？根据青木昌彦的观点，在没有转化成共有信念之前，纸面上的条文不起作用，因为违反规则可以获得超额收益。《交通法》规定车辆、行人在红灯前要停下来，但有人就是要闯红灯，你们都停下，他正好借机冲过去，用最短的时间通过十字路口，这在博弈论中叫作“流氓的优势”，靠违反规则在博弈中获得超额收益。如果闯红灯的人多了，你也不想停车，谁老实谁吃亏，小人多到一定程度，君子也变成小人，大家都闯红灯，《交通法》就成了一张废纸。你什么时候守法呢？预期别人都守法时，你才守法，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预期，纸面上的条文才成为有约束力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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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承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人多手杂，人多心杂，怎么能形成一致预期呢？这就需要理性，更准确地讲，需要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所说的，将个人理性上升到集体理性。闯红灯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但如果大家都闯红灯，十字路口堵死了，包括违规者在内的所有人在道路上花费的时间将更多。最终，个人理性引导每个人认识到，“流氓的优势”会变成对自己不利的劣势，从长远看，守规守法其实符合自己的利益。当人们把认识落实在行动上，守法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守法的一致预期逐渐形成，《交通法》就真正变成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规则、法律、制度的实质就是一致预期，现代化制度转型的困难在于所有社会成员预期的同步转换，用博弈论的话讲叫作“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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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难在预期的同步转换，具体而言，存在两方面的困难。第一，从旧的潜规则预期转到新的法治预期，有可能谁先转变谁吃亏，比如在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混乱环境中，你要率先守法不是犯傻吗？按照陈规旧习行事的反而占便宜，还是前面讲的违法有超额收益，以及协调预期时碰到的“囚徒困境”。只有经过多期的重复博弈，人们认识到旧规则的低效和对自己的伤害，才愿意尝试建立新的规则，开始漫长而代价巨大的转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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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传统社会也是一个纳什均衡，均衡的规则已在传统社会的长期存续中内化为绝对价值，或者叫伦理道德。人们连改变它的念头都没有，认为这样的道德是天然合理的和永恒不变的。例如“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孝”并不是天赋或生而有之的，这个概念由儒家倡导，被历代统治者定为正宗。为什么要行孝呢？儒家说父母养你这么大，你当然要回报。有人不买账，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说：父母养了我，不过是他们情欲的偶然结果而已，我为什么要背上这个道德的负担呢？我不欠他们什么债。所以“孝”的观念是历史的，父慈子孝，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实践，保持家庭和谐稳定的外在规则内化成心中的道德，似乎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是绝对不可更改的。现代社会没有“孝”的概念，美国父母对儿女的责任就到18岁，18岁以后赶出家门，自谋生路。儿女大学毕业后找到工作，挣钱自己花，从来不给家里，父不慈，子不孝。中国传统社会，“孝”成为观念子系统中的核心价值，推衍到政治子系统里就是“忠”，君父同阶，孝顺父母和忠于君王是一个逻辑。现代社会虽然不一定排斥“孝”，孝作为私人美德可以保留下来，但需要注意，它和平等权利的现代观念是不兼容的，现代社会也不可能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孝到忠，比照家庭关系建立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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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为止，我们介绍了有关现代制度体系的文献、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下面讲一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转型，与上面的理论部分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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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封建制为起点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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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例研究部分，我们侧重“赶超”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而不是“自然演化”进入现代社会的英国和美国。英、美的现代化主要由国内力量驱动，例如英格兰经历了长期的制度变迁，缓慢而渐进地实现了现代化，有些学者视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现代的滥觞，英国的麦克法兰教授则上溯到14世纪。赶超型的德意志、日本、俄罗斯与中国在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压力下，仓促启动本国的现代化，救亡图存，力争跟上世界的脚步，这些民族是我们的研究重点。我们将后发的赶超型现代化再分为两类，分类方法和摩尔有重合，但着眼点不同，摩尔以前现代传统社会的农村状态为主轴，我们则强调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现代化路径的影响。第一类赶超型现代化有德意志和日本，以封建社会为起始点；第二类是俄罗斯与中国，从皇权-官僚专制的传统政治体制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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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超型国家被迫离开原有的社会演化轨迹，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改造，原因在于现代制度体系以战争的方式展现了它的效率，借着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和廉价工业品，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它的优越性。仍处于传统社会的民族无可奈何，战败之后痛定思痛，起而师法征服者，走上现代化的道路。1806年，号称欧洲最精锐的普鲁士陆军遭到拿破仑法军的毁灭性打击，普鲁士险些亡国，触发1807年首相施泰因领导的普鲁士现代化改革。1853年，美国海军佩里舰闯入东京湾，用大炮轰开了日本的国门，西方列强接踵而至，强迫德川幕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面对外部危机，西南诸藩的武士和大名于1860年代初期发动“尊王攘夷”运动，很快演变为1866年正式登台的明治维新。1853年到1856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于英、法，1857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筹备农奴制等各项改革，1861年正式下诏推行。1905年俄国在远东被日本击败，同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同意召开第一届国家杜马（议会），次年授权首相斯托雷平主持土地改革。中国近代史我们比较熟悉，1898年戊戌变法的直接起因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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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战争的失败清晰地暴露了国内体制的问题，精英统治集团不得不改革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德意志前现代的统治精英包括王室、土地贵族领主、高级行政和军事长官；日本还要加上颇具特点的武士阶层。德意志现代化的早期推动者如施泰因、俾斯麦大多出身贵族，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为西南四藩的武士和大名（统治藩的封建领主）以及皇室公卿。统治阶层面临的紧迫任务是通过国家治理和经济的现代化实现军事的现代化，富国强兵，驱逐外部势力，维护民族独立。民族主义自然成为现代化的思想旗帜，政治上取消地方封建分治，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创设官僚制的全国税收和行政管理系统，提高国家汲取和动员资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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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图一可以看出，赶超型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先行现代化国家有两个明显的差别：其思想观念是族群认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政治体制在现代的外衣下保留了精英统治的实质（图二）。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现代化运动本来就是由社会精英发动和领导的，目的是挽救他们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精英集团以超越各个阶层的民族事业为号召，以便得到尽可能多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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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半现代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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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起源于世界上首先现代化的英格兰，那里的人们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形成民族认同；法兰西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是人们熟知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拿破仑占领了大半个德意志之后，沦为他人附庸的屈辱刺激德意志民族主义兴起，时势和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版本和不同内涵的民族主义。个人自由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从未得到发育的机会，个人权利被宏大的民族利益所淹没，欧洲也曾上演过“救亡压倒启蒙”历史剧。君王成为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天然代表，行使国家主权，君权不仅压倒了传统社会的神权，也压倒了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人权。抽掉个人权利的民族主义抑制和阻碍了现代民主制的发展，在理论上和精神上助推德国和日本的海外扩张，并最终走向极端的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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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富国强兵离不开经济的现代化，日本的政治精英们在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同时，利用军事力量、天皇的精神权威和民族统一大义对封建领主（大名）形成多重压力，促使他们放弃传统的封建税收、司法、军事等特权，即所谓的“版籍奉还”，解除农民的土地、人身依附，通过赎买将领地农民转变为自耕农，将自给自足的领地自然经济转变为市场化的农业生产。普鲁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早在1807年施泰因任首相时就开始了，持续几十年，到第二帝国1871年成立时已基本完成。诚然，中央政府进行农村和农业改革的原始冲动是从封建贵族手中取得征税权和征兵权，改革确实提高了农业的经营规模和生产效率，增加了土地和人力资源的流动性，使农村有可能提供日后工业化所必需的农业剩余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富裕农户也具备一定的购买力以吸纳工业制成品。德日两国采取了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取消国内关税，建设全国统一的市场。日本的明治政府发起“殖产兴业”运动，国家财政投资举办新型工商产业和金融业，再以很低的价格转让给民间经营。德国推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鼓励卡特尔、辛迪加等形式的垄断经营，政府运用进出口关税政策积极地干预市场，企业照抄照搬国际上的现成技术，利用所谓“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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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的工业化以同样的速度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城市而成为工业无产者，留在原地的封建依附性农民转变为自耕农或者挣取工资的农业无产者。城镇中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壮大，工商业主、金融资本家、商业化的农庄主构成中产的上层，这些人和传统贵族阶层以及高级军政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拥有程度不同的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职业中产包括律师、会计师、企业管理者和职员、中下级职业军官和公务员，他们的利益诉求较为复杂，很难归类为某个阶级的一致立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职业军官和行政官僚这一群体的角色，大约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一战之前，策动国家现代化的贵族精英和元老们仍在发挥支配性的作用，一战凸显了官僚体系对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职业军政人员因此获得了和他们人口比例极不相称的政治权力，逐渐取代贵族精英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现代化产生新的社会阶层，或者更准确地讲重新划分了社会阶层，每个社会阶层内又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每一利益群体内还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例如同属无产阶级，农村无产者（连同地主）希望政府征收农产品关税，抬高国内粮食价格；而城镇无产者（连同企业主）竭力主张取消关税，鼓励进口以降低国内食品价格。统治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议会、内阁派系林立，军队和民事行政部门争权夺利，同属国家武装力量的陆、海军内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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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国家出现这样的局面并不奇怪，利益多元化本来就是现代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承认和尊重个人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然而德国和日本的现代化既不可能以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目标，也不可能构建多元利益公平竞争的制度框架。经济现代化打开一个无法再关上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无法回收的巨大能量，各个阶层为争取平等的经济权利必然要求平等的政治参与，保守的统治精英却顽固地拒绝分享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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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德、日两国都制定了宪法，设立了议会，导入了选举制，甚至政党政治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日本的大正时期，但政治体制仍然是以君主为中心的单极结构，议会更像咨询与审议机构而没有实际的立法权。在创建民族国家的初期，统治精英优待传统封建贵族，安排他们进入议会上院，付给不菲的年金，以换取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支持。贵族议员也没有辜负政府的期望，在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站在政府一边。下院虽有平民代表，权力受到宪法的限制，宪法当然是由统治精英制定的。皇帝和他身边的高级军事、行政官僚决定内外大政方针，军队直接隶属皇帝而与议会无关，甚至内阁都无权过问。高官和近臣努力在政府中培植和扩大自己的派系，争夺政策主导权，上层政治逐渐演变为寡头垄断格局。寡头精英们彼此倾轧，无论哪一派掌权，排斥大众政治参与的立场却是一致的。为了平息新兴阶级的不满以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统治精英利诱和拉拢中产（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虽也采取了收买政策，更多的则是威胁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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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广泛代表性的半现代政治体制无法协调处理多元利益的冲突，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危机，统治精英强化中央集权和社会控制，不断进行海外的军事冒险，树立政府作为超阶级的民族利益代表的形象，提高在国内民众中的凝聚力和支持度。在这个过程中，军队逐步膨胀成为一支破坏均衡的支配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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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超型国家的崛起适逢帝国主义时代，尽管战争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特殊的政治结构使德国和日本较其他强国更为好战。统治精英需要赢得战争的胜利以证明他们的统治能力与统治合法性，连续不断的战争贯穿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史。日本在明治时期即开始对外扩张，吞并琉球群岛，派军侵略我国台湾；1894年出兵朝鲜，继而侵入辽东和山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清王朝。1906年日本与俄国在远东开战，迫使俄国和列强承认它的亚洲霸主地位。德意志第二帝国由三场战争催生，特别是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获胜后，俾斯麦和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宣告帝国的成立。第二帝国于1914年对俄国宣战，拉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帷幕。1939年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制造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挑起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帝国海军1941年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战争早已超出了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范畴，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从海外殖民地攫取经济收益，国内政治是理解这两个国家战争倾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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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授意国防部提出新的军事法案，触发“宪法冲突”。国王力图延续王室和贵族掌管军队的传统，议会的中产阶级代表则抵制国王扩充常备军的计划和预算，双方对峙形成僵局，国王的情绪低落到极点，甚至准备退位下台。1861年俾斯麦临危受命，出任普鲁士首相，他敏锐地察觉到，只有一场战争的胜利才能打破僵局，于是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契机，在1864年发动并赢得对丹麦的战争，兼并了丹麦的两个德意志人聚集的州。挟战胜之威，俾斯麦迫使议会“事后批准”了军事预算，并成功地保住了国王对军队的控制。德国历史学家韦勒认为这是德意志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宪治民主制的发展经此挫折一蹶不振。俾斯麦于1866年又对奥地利开战，确立了普鲁士在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也就是王权-贵族阶层在未来民族国家中的统治地位。1912年社会民主党在德国选举中获得大胜，保守的大工业、大地主、上层官僚和皇室感到统治危机迫近，他们结成爱国主义阵线，在过去军事冒险屡获成功的诱惑下，军方渐成主导，加快战争准备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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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初，日本受到世界性经济萧条的冲击，出口下降，工商、农业产出萎缩，底层民众生活困苦，他们在军中服役的子弟怨愤满腔。陆海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痛恨政客只顾结党营私，应对危机软弱无力，急于寻求解决方案而接受了法西斯主义思想，相信强有力的专制集权和对外扩张是国家摆脱困境的最有效途径。为了“唤起民众”，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少壮派军人刺杀政客和工商富豪，发动军事政变，在国外特别是中国东北和华北蓄意挑衅，制造事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附近的南满铁路，栽赃中方，借机占领东北全境。1932年5月15日海军激进分子刺杀首相犬养毅，5月26日斋藤实海军大将出任首相，结束了1918年以来实行的政党政治，开军人组阁之先河。1936年2月26日，陆海军青年军官在东京发动叛乱，袭击和占领了包括首相官邸在内的军政要害机关，杀死多名内阁大臣和天皇宫廷高官，要求进行极权主义的“昭和维新”，采取果断行动以摆脱内外困境。军队的高级将领包庇和利用下级军官的造反，要挟议会和文官政府，借助天皇的精神权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成为国家的主宰。1937年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入侵中国的腹心地带，不可避免地损害了英国和美国的在华利益，导致美英对日的封锁和禁运。1941年10月，日本使团在华盛顿的谈判破裂，天皇主持御前会议，决定帝国海军东向攻击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陆军南下侵占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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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顾历史，人们感到不可思议。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的钢铁产量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发动机产量仅为美国的五十分之一，飞机产量为美国的五分之一11 ，国内只有少量的煤矿，没有一滴石油，资源和生产能力如此匮乏的国家竟然在亚洲同时攻击了美国、英国、荷兰和中国！好战到自我毁灭的程度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分子的疯狂，如果说疯狂的话，那是失去制约的权力的疯狂。作为对比，英美的对外战争多由经济利益驱使，战争决策权在国会手中，因而受到多方的制约。1914年，英国政府要到德国军舰驶入比利时的港口，威胁英帝国的贸易生命线时，才能说服议会对德宣战。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也要待日本军机的炸弹落在珍珠港之后，方在国会通过了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的决议。总统军权之弱以至于一个符合逻辑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罗斯福事先已得到日本联合舰队将要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但他扣下不发，以美国的惨重损失激起国内民愤，克服当时弥漫全国的孤立主义气氛——欧洲大战虽酣，和我们美国人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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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超型现代化的性质决定了德国和日本不可能出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精英阶层推动现代化的目的就是延续其统治，不允许任何挑战力量的存在。经济子系统中虽有多元利益，但中产的上层即资产阶级天生具有政治依附性，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在政府的扶持和保护下成长起来的，政、商结成以前者为主轴的利益共同体。日本的三井家族因在明治维新时期为天皇筹集军费而建立了和政府的特殊关系，把持了全国的金融业，1920年代的原敬-高桥内阁被人讥讽为“三井内阁”；而反对党加藤高明的政府则被称为“三菱内阁”（绪方贞子）。德国工业巨头克虏伯、蒂森与纳粹当局紧密合作，战后也和纳粹战犯一起被押上审判台。赶超型国家的政商关系和自然演化的现代化国家形成对照，英国先有商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依托国会与国王政府对抗，控制了立法、财政和军队；而德日则是先有中央集权的国家，后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迟到”因而弱小的中产阶级无力制衡强大的精英统治阶层，随着工业化而队伍不断扩大的无产阶级也被传统观念解除了思想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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