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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图一可以看出，赶超型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先行现代化国家有两个明显的差别：其思想观念是族群认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政治体制在现代的外衣下保留了精英统治的实质（图二）。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现代化运动本来就是由社会精英发动和领导的，目的是挽救他们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精英集团以超越各个阶层的民族事业为号召，以便得到尽可能多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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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半现代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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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起源于世界上首先现代化的英格兰，那里的人们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形成民族认同；法兰西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是人们熟知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拿破仑占领了大半个德意志之后，沦为他人附庸的屈辱刺激德意志民族主义兴起，时势和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版本和不同内涵的民族主义。个人自由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从未得到发育的机会，个人权利被宏大的民族利益所淹没，欧洲也曾上演过“救亡压倒启蒙”历史剧。君王成为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天然代表，行使国家主权，君权不仅压倒了传统社会的神权，也压倒了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人权。抽掉个人权利的民族主义抑制和阻碍了现代民主制的发展，在理论上和精神上助推德国和日本的海外扩张，并最终走向极端的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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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知富国强兵离不开经济的现代化，日本的政治精英们在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同时，利用军事力量、天皇的精神权威和民族统一大义对封建领主（大名）形成多重压力，促使他们放弃传统的封建税收、司法、军事等特权，即所谓的“版籍奉还”，解除农民的土地、人身依附，通过赎买将领地农民转变为自耕农，将自给自足的领地自然经济转变为市场化的农业生产。普鲁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早在1807年施泰因任首相时就开始了，持续几十年，到第二帝国1871年成立时已基本完成。诚然，中央政府进行农村和农业改革的原始冲动是从封建贵族手中取得征税权和征兵权，改革确实提高了农业的经营规模和生产效率，增加了土地和人力资源的流动性，使农村有可能提供日后工业化所必需的农业剩余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富裕农户也具备一定的购买力以吸纳工业制成品。德日两国采取了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取消国内关税，建设全国统一的市场。日本的明治政府发起“殖产兴业”运动，国家财政投资举办新型工商产业和金融业，再以很低的价格转让给民间经营。德国推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鼓励卡特尔、辛迪加等形式的垄断经营，政府运用进出口关税政策积极地干预市场，企业照抄照搬国际上的现成技术，利用所谓“后发优势”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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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的工业化以同样的速度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城市而成为工业无产者，留在原地的封建依附性农民转变为自耕农或者挣取工资的农业无产者。城镇中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壮大，工商业主、金融资本家、商业化的农庄主构成中产的上层，这些人和传统贵族阶层以及高级军政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拥有程度不同的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力。职业中产包括律师、会计师、企业管理者和职员、中下级职业军官和公务员，他们的利益诉求较为复杂，很难归类为某个阶级的一致立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职业军官和行政官僚这一群体的角色，大约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一战之前，策动国家现代化的贵族精英和元老们仍在发挥支配性的作用，一战凸显了官僚体系对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职业军政人员因此获得了和他们人口比例极不相称的政治权力，逐渐取代贵族精英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现代化产生新的社会阶层，或者更准确地讲重新划分了社会阶层，每个社会阶层内又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每一利益群体内还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例如同属无产阶级，农村无产者（连同地主）希望政府征收农产品关税，抬高国内粮食价格；而城镇无产者（连同企业主）竭力主张取消关税，鼓励进口以降低国内食品价格。统治阶层也不是铁板一块，议会、内阁派系林立，军队和民事行政部门争权夺利，同属国家武装力量的陆、海军内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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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国家出现这样的局面并不奇怪，利益多元化本来就是现代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承认和尊重个人的权利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然而德国和日本的现代化既不可能以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目标，也不可能构建多元利益公平竞争的制度框架。经济现代化打开一个无法再关上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无法回收的巨大能量，各个阶层为争取平等的经济权利必然要求平等的政治参与，保守的统治精英却顽固地拒绝分享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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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德、日两国都制定了宪法，设立了议会，导入了选举制，甚至政党政治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日本的大正时期，但政治体制仍然是以君主为中心的单极结构，议会更像咨询与审议机构而没有实际的立法权。在创建民族国家的初期，统治精英优待传统封建贵族，安排他们进入议会上院，付给不菲的年金，以换取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支持。贵族议员也没有辜负政府的期望，在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上都站在政府一边。下院虽有平民代表，权力受到宪法的限制，宪法当然是由统治精英制定的。皇帝和他身边的高级军事、行政官僚决定内外大政方针，军队直接隶属皇帝而与议会无关，甚至内阁都无权过问。高官和近臣努力在政府中培植和扩大自己的派系，争夺政策主导权，上层政治逐渐演变为寡头垄断格局。寡头精英们彼此倾轧，无论哪一派掌权，排斥大众政治参与的立场却是一致的。为了平息新兴阶级的不满以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统治精英利诱和拉拢中产（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虽也采取了收买政策，更多的则是威胁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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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广泛代表性的半现代政治体制无法协调处理多元利益的冲突，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危机，统治精英强化中央集权和社会控制，不断进行海外的军事冒险，树立政府作为超阶级的民族利益代表的形象，提高在国内民众中的凝聚力和支持度。在这个过程中，军队逐步膨胀成为一支破坏均衡的支配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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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超型国家的崛起适逢帝国主义时代，尽管战争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特殊的政治结构使德国和日本较其他强国更为好战。统治精英需要赢得战争的胜利以证明他们的统治能力与统治合法性，连续不断的战争贯穿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史。日本在明治时期即开始对外扩张，吞并琉球群岛，派军侵略我国台湾；1894年出兵朝鲜，继而侵入辽东和山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清王朝。1906年日本与俄国在远东开战，迫使俄国和列强承认它的亚洲霸主地位。德意志第二帝国由三场战争催生，特别是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获胜后，俾斯麦和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宣告帝国的成立。第二帝国于1914年对俄国宣战，拉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帷幕。1939年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制造了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挑起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帝国海军1941年偷袭美国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战争早已超出了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范畴，也不能完全解释为从海外殖民地攫取经济收益，国内政治是理解这两个国家战争倾向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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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授意国防部提出新的军事法案，触发“宪法冲突”。国王力图延续王室和贵族掌管军队的传统，议会的中产阶级代表则抵制国王扩充常备军的计划和预算，双方对峙形成僵局，国王的情绪低落到极点，甚至准备退位下台。1861年俾斯麦临危受命，出任普鲁士首相，他敏锐地察觉到，只有一场战争的胜利才能打破僵局，于是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契机，在1864年发动并赢得对丹麦的战争，兼并了丹麦的两个德意志人聚集的州。挟战胜之威，俾斯麦迫使议会“事后批准”了军事预算，并成功地保住了国王对军队的控制。德国历史学家韦勒认为这是德意志现代化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宪治民主制的发展经此挫折一蹶不振。俾斯麦于1866年又对奥地利开战，确立了普鲁士在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也就是王权-贵族阶层在未来民族国家中的统治地位。1912年社会民主党在德国选举中获得大胜，保守的大工业、大地主、上层官僚和皇室感到统治危机迫近，他们结成爱国主义阵线，在过去军事冒险屡获成功的诱惑下，军方渐成主导，加快战争准备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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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初，日本受到世界性经济萧条的冲击，出口下降，工商、农业产出萎缩，底层民众生活困苦，他们在军中服役的子弟怨愤满腔。陆海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痛恨政客只顾结党营私，应对危机软弱无力，急于寻求解决方案而接受了法西斯主义思想，相信强有力的专制集权和对外扩张是国家摆脱困境的最有效途径。为了“唤起民众”，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少壮派军人刺杀政客和工商富豪，发动军事政变，在国外特别是中国东北和华北蓄意挑衅，制造事端。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附近的南满铁路，栽赃中方，借机占领东北全境。1932年5月15日海军激进分子刺杀首相犬养毅，5月26日斋藤实海军大将出任首相，结束了1918年以来实行的政党政治，开军人组阁之先河。1936年2月26日，陆海军青年军官在东京发动叛乱，袭击和占领了包括首相官邸在内的军政要害机关，杀死多名内阁大臣和天皇宫廷高官，要求进行极权主义的“昭和维新”，采取果断行动以摆脱内外困境。军队的高级将领包庇和利用下级军官的造反，要挟议会和文官政府，借助天皇的精神权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成为国家的主宰。1937年日军制造“七七事变”，入侵中国的腹心地带，不可避免地损害了英国和美国的在华利益，导致美英对日的封锁和禁运。1941年10月，日本使团在华盛顿的谈判破裂，天皇主持御前会议，决定帝国海军东向攻击美国太平洋舰队的基地珍珠港，陆军南下侵占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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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回顾历史，人们感到不可思议。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的钢铁产量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发动机产量仅为美国的五十分之一，飞机产量为美国的五分之一11 ，国内只有少量的煤矿，没有一滴石油，资源和生产能力如此匮乏的国家竟然在亚洲同时攻击了美国、英国、荷兰和中国！好战到自我毁灭的程度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东条英机等军国主义分子的疯狂，如果说疯狂的话，那是失去制约的权力的疯狂。作为对比，英美的对外战争多由经济利益驱使，战争决策权在国会手中，因而受到多方的制约。1914年，英国政府要到德国军舰驶入比利时的港口，威胁英帝国的贸易生命线时，才能说服议会对德宣战。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也要待日本军机的炸弹落在珍珠港之后，方在国会通过了与日本进入战争状态的决议。总统军权之弱以至于一个符合逻辑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罗斯福事先已得到日本联合舰队将要袭击珍珠港的情报，但他扣下不发，以美国的惨重损失激起国内民愤，克服当时弥漫全国的孤立主义气氛——欧洲大战虽酣，和我们美国人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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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超型现代化的性质决定了德国和日本不可能出现对权力的有效制约，精英阶层推动现代化的目的就是延续其统治，不允许任何挑战力量的存在。经济子系统中虽有多元利益，但中产的上层即资产阶级天生具有政治依附性，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在政府的扶持和保护下成长起来的，政、商结成以前者为主轴的利益共同体。日本的三井家族因在明治维新时期为天皇筹集军费而建立了和政府的特殊关系，把持了全国的金融业，1920年代的原敬-高桥内阁被人讥讽为“三井内阁”；而反对党加藤高明的政府则被称为“三菱内阁”（绪方贞子）。德国工业巨头克虏伯、蒂森与纳粹当局紧密合作，战后也和纳粹战犯一起被押上审判台。赶超型国家的政商关系和自然演化的现代化国家形成对照，英国先有商业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产阶级依托国会与国王政府对抗，控制了立法、财政和军队；而德日则是先有中央集权的国家，后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迟到”因而弱小的中产阶级无力制衡强大的精英统治阶层，随着工业化而队伍不断扩大的无产阶级也被传统观念解除了思想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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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权利与自由，很早就见诸于各类文献，例如英国1225年的《大宪章》，法国大革命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传播到全世界。封建社会的正统价值以“忠诚”为核心，无论基于契约还是出于个人恩惠，臣民忠于领主，领主忠于国王。针对英法的现代价值观，德意志统治精英提出“正义、义务、秩序”的口号，用抽象的民族利益代替具体的个人权利，用社会秩序压制个人自由。封建等级制的忠诚原则不变，仅仅把效忠的对象由昔日的封建领主和国王转换为体现“绝对精神”（黑格尔）的国家，而国家的天然代表就是皇帝或者希特勒式的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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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旧的观念滋生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子系统中的皇权-官僚专制相结合，很快演变为军国主义。关东军1931年策划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得到日本国内媒体和群众的热情欢呼。当国际联盟抵制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时，民情汹涌，促使日本政府极不明智地退出了国联。在“515”和“226”流血事件（见上文）被平定后，日本国民同情甚至敬仰肇事的青年军官，视他们为忠君爱国的英雄，法庭在民意和军部的压力下，轻判杀人罪犯，纵容在崇高名义下的暴力滥用。1933年，纳粹党魁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终结魏玛共和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众多的德国人却从中看到了民族和自己的希望，因为“那个人”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消灭失业，撕毁凡尔赛协议，扩充军备，恢复德意志的世界强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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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吊诡在于局部现代化的阶段性成功阻碍了现代化的继续深入，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繁荣和对外战争的胜利似乎证明了“德意志道路”和“大日本皇国体制”的有效性，朝野上下弥漫着自满和盲目的自信，除了少数头脑清醒的学者，没有人意识到更新观念与进一步改革政治体制的必要性，狭隘民族主义、寡头精英政治和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构成彼此不兼容的制度体系，貌似“举国一致”的体制蕴藏着巨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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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国家中枢的统治精英试图用个人的智慧和政治技巧应付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为棘手的是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杰出的政治家俾斯麦为此使出浑身解数，收买、调和、镇压或战争，保持国内外的脆弱平衡。第二帝国政府实行贸易关税保护政策，讨好工业资本家和容克地主；另一方面，为安抚劳工，给予他们选举权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为他们提供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当工人阶级顽强抗争时，俾斯麦挥舞大棒，颁布反社会主义运动的法律予以打击。在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政策背后，目标始终是清晰的：政府是超阶级的国家主宰，不允许任何阶层或组织挑战政府的权威。若国内政策受到限制，俾斯麦不惜发动对外战争。在赢得普奥战争后，这位“铁血宰相”立即宣布普鲁士对现状“十分满意”，暗示没有进一步的领土预期，以缓和与欧洲大国的紧张关系。普法战争获胜后，为避免过分刺激法国，俾斯麦坚持不要求法国割让土地。没有俾斯麦这样精明老道的政治家，严重依赖人治的半现代体制便无法稳定运行。1890年，志大才疏的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君权和相权的制衡也消失了，权力很快向军方、皇帝及其近臣集中，在一系列愚蠢的外交政策错误之后，这五六个人的小集团在全民的战争狂热中将国家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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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两国看上去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赶超，满足我们评价制度体系的效率标准，但是半现代化的系统缺乏弹性和稳定性，在内外部的冲击下极易产生激进化倾向，造成系统的剧烈震荡乃至灾难性的瓦解。中国学者杨小凯认为，赶超型国家实际上处于“后发劣势”，从长程的系统稳定性角度看问题，这一观点应该说是深刻的。作为对比，英、美两国同样经历了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国内也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分子，但并未形成具有影响的势力，多元利益的相互制衡防止了极端主义，在失业率高达25%的情况下，民众对于宪治民主制的信心也没有动摇。选民更换政府，改变政策方向，丘吉尔替代了张伯伦，罗斯福击败胡佛，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力应对和度过了内、外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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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能否赶超？“跨越式发展”有无可能？英格兰经历了几百年的自然演化进入现代社会，虽然也发生了内部动荡和外部战争，转型的代价明显低于德、日两国。这或许是因为观念、政治和经济子系统之间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相互协调与适应，渐进式的小幅变革不至引起现有社会结构无法承担的张力，保证了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基本稳定。古人云，“欲速则不达”，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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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专制下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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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赶超型国家的初始状态是皇权-官僚专制，例如沙皇俄国和满清皇朝。沙俄的两次改革均以失败告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7年开始的改革以解放农奴为中心，先后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开放县议会选举，建立不受行政干扰的司法体系，普及基础教育，实行征兵制，取消贵族子弟免除服役的特权等等。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遭到贵族地主和官僚阶层的反对，也激起了民间对进一步现代化的热切期望。当民间的预期落空时，激进的民粹主义分子于1881年刺杀了沙皇，应验了一个流行的悖论：“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亚历山大二世死后，改革终止，俄罗斯的下一次机会要等到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尼古拉二世和他的首相斯托雷平不仅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而且开设了国家议会（杜马），政党政治也具备了雏形，但他们的努力为时已晚，无法挽救罗曼诺夫王朝崩溃的命运。1914年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失利充分暴露了沙皇体制的腐朽无能，1917年革命爆发，亚历山大二世和斯托雷平的未竟事业由布尔什维克接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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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早期现代化是陈旧、落后的沙皇政府在内外部压力下被迫展开的，极端保守的皇权-贵族-官僚体系不可能构建德国和日本那样的新型中央政府，因为新生政治力量必然侵蚀现有体制的权力基础。沙俄旧式政府的改革深度和力度远不及德、日两国，在农奴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工业化进展缓慢，非但不能富国强兵，延续沙皇的统治，反而以一连串的内政外交失败让社会的各个阶层相信这个政权的无可救药。中国晚清的现代化之路与沙俄颇有相似之处，经过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慈禧新政，满清皇朝在辛亥革命的烽火中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日本的维新志士也许是幸运的，他们可以联合西南强藩颠覆已日薄西山的德川幕府，成立中央集权的明治新政府，甩开旧体制的掣肘和阻碍，全力推进各方面的现代化改革。西南诸藩之所以具备这样的实力，是因为前现代的日本实行封建制，大名（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沙皇政府的悲剧在于它太强大，强大到足以扑灭任何取而代之的企图；另一方面，它又太虚弱，虚弱到无法证明自己领导现代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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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1917年革命之后建立了全新的制度体系，它的三个子系统分别为斯大林主义的观念、苏共的一党专政和中央计划经济（图三）。就富国强兵的目标而论，这个制度体系是有效的，它可以快速地进行工业化。这个体系也是子系统兼容的，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政府通过强制性经济计划控制收入增长幅度和消费品供应，压抑居民消费，人为提高储蓄率，加快资本积累，汲取资源投入工业化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为了平息生活水平低下带来的不满，政府提倡集体主义的思想观念，号召民众为国家和民族牺牲个人利益，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正统意识形态，为单极化的政治子系统提供合法性支持。在工业化初步完成、民族独立基本得到保障之后，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斯大林主义制度体系的弊端便逐渐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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