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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斯大林主义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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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再具有战争时代的感召力，民众为某个共同目标而牺牲个体利益的意愿下降，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和拓展个人自由发展空间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低效的计划经济无法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保守、僵化的官僚体系无所不在，支配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阻塞个人的发展之路，窒息民众的创造力，社会的各个角落弥漫着停滞、沉闷和冷漠，新观念和政治、经济子系统不兼容的问题日趋突出。由于个人创造性和市场的缺失，低效的计划经济不能长期承受“冷战”中军备竞赛的重负，1980年代中期之后，苏共高层形成削减军费的共识，缓和与西方的关系，结束阿富汗战争，否则国内的经济形势和民怨将发展到难以应对的地步。但谁也没有料到，对东欧卫星国和国内非俄罗斯地区控制的松动竟导致了整个帝国的解体，俄罗斯的现代化再次发生剧烈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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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为止，我们介绍了一个理解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分析框架，从子系统的冲突与协调入手，给出了转型成功的一组必要条件，即平等的个人权利与自由（L）、现代民主制（C）和自由市场经济（F）。请注意L、C、F是现代社会（M）的必要条件，即M必须具备这三个相互兼容的子系统，缺失一个或两个，就不成其为现代社会。L、C、F仅为M的一组必要条件，而非唯一的一组。L、C、F也不是现代社会M的充分条件，因此不能用于预测M将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从这个框架更不能推出世界各民族必然走上M道路的结论，亚马逊森林中的土著可以按照千百年来的传统方式生活下去，如果他们永远不和外部现代社会交往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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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理解过去而不能预知未来，这也许令人感到沮丧。毕竟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谦卑之心虽然有可能障碍我们攀登新的高峰，却可以阻止我们落入难以想象的灾难深渊——如同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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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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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的评论以及推荐的文献，都非常有帮助。对于各位的批评，限于时间不能一一回应，选一些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讲讲自己的想法。大家的批评集中在比较静态分析上，认为没有足够的演化和动态过程分析。自我辩解一下，今天确实没有时间在这里讲演化了，其实从一开始做这个研究，关注点就是从初始状态如何一步步演化过来，强调演化路径对初始状态的依赖。我把德、日的现代化归类为一组，中、俄放在另一组，还有今天没提到的韩国和中国台湾是第三组，每一组的两个国家地区初始状态类同，演化路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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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比较集中的批评是对外部环境和内部的相互作用论述不够，这个批评很中肯，的确如此。我只给定一个初始条件，然后外部有一个冲击，看系统怎么反应，如何演化，假定系统演化一旦开始就和外部的后续冲击无关了。这并不是说外部的偶然因素对演化过程不重要，因为无法预见偶发性事件，就没有花太多的精力进行分析。这样的分析仅在系统具有鲁棒性（Robustness）时才有意义，鲁棒性的概念和稳定性有点类似但又不尽相同，指的是在内、外部扰动下，系统不会发生太大的波动以至于永久离开现有的均衡。我们知道，大多数社会系统不具有鲁棒性，一个小小的扰动可以改变系统的演化路径，比如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第一颗炸弹仅让他受了点轻伤，沙皇若马上离开则无生命危险，可以继续他的统治和改革。亚历山大二世偏偏好奇心强，想看看刺客是谁，回到事发地点，碰上刺客同党扔出第二颗炸弹，不仅终结了沙皇的生命与事业，而且改变了俄罗斯国家的发展轨迹。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蝴蝶效应”吧？偶然因素的不可预测性决定了下一阶段系统演化路径的不可预测性，没法预测就不是科学，所以说只有社会学科，而不存在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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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预测，社会学科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通过研究了解系统的性质，局部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不是一个稳定的系统，互不兼容的子系统之间产生张力，打破当前的均衡，朝下一个均衡移动。至于下一个均衡在哪里，很难说，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偶然性力量。演化的方向也许和统治精英有关，和人的思想意识有关，和技术例如互联网有关，我们只知道会发生变化，但不知道如何变以及变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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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1871年德意志统一之时，谁也没想到日后打世界大战。有位朋友提到，德国和日本经过战争才能完成现代化转型，历史的确是这样的，只不过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是由盟国的占领军当局完成的。我在德国做访问学者，见了三位联邦国会议员，我问他们，如果没有“二战”后美、英的军事占领，德国能否自发地转向宪治民主制。两个议员说不可能，第三个表示说不清。他们的回答给赶超型现代化投下一个暗淡的阴影，假如没有外部的强力干预，后发国家要想现代化是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的。我感觉有点过于悲观了吧。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和思想自由传播，或许不需要外力的作用，一个民族可以自主地、比较顺利地转型成功。希望如此，但谁知道现实会是怎样。历史上确实出现过“陷阱”，掉进去就出不来，讲得学术一点就是具有鲁棒性的纳什均衡，系统经过大震荡又回到原点。古代中国社会被称为超稳定的，两千年的王朝更替，没有突破性的制度创新，如果不是清末西方的冲击，还可以继续循环下去，因为子系统是高度兼容的。中世纪的西欧经济也落入马尔萨斯陷阱，农业生产效率停滞不前，形成人口数量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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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的体制是不是一个“陷阱”？前面讲过，集体主义的观念、集权的政治和集中决策的计划经济是子系统兼容的，因而具有稳定性。但这个体制在与西方的冷战对抗中败下阵来，因为它的经济效率太低，对内无法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生活需求，对外不能承受长期军备竞赛的重负。假如没有冷战，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斯大林主义的体制会像中国的皇朝那样是个超稳定结构吗？历史没法做实验，纯粹想象一下，感觉不大可能。虽然三个子系统是相互协调的，但是观念子系统本身却有一道裂痕，官员们嘴上提倡勤奋劳动、克己奉公，他们自己却享受特殊待遇，公费的车子、房子、度假，可以低价买到西方消费品的特供商店等等。虚伪的官方道德说教对公众没有吸引力，宗教信仰被打压，精神和思想上的自由探索受到严格限制，民众和知识分子在高压之下由苦闷转向对社会的冷漠，抛弃了正统意识形态。虽未出现替代物，集体主义的观念子系统已处于虚置和自我空转的状态，事实上与政治和经济子系统脱节，不能发挥耦合与连接的作用，整个系统的运转效率下降，最终免不了瘫痪和停摆。前苏联的历史表明，思想观念不仅是工具性的——支持政治和经济子系统的运行，而且本身也是目的性的——满足民众精神的和文化的需求。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的观念子系统兼顾了两者，所以它的制度体系呈现出超稳定性；斯大林主义的观念子系统则不具备这样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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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2016年4月20日在某研究所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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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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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1704528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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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推进观念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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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万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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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舆论似乎更加关注有形的政策、制度层面的改革，对于无形的精神、观念上的变革的关注，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多。中国应该如何推进观念上的变革，如何理性看待种种纷繁芜杂的观念争议，带着这些问题，《财经国家周刊》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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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国家周刊》：随着经济学的普及，商学院对于企业家思维的训练，微博等社交平台对于观点的传播作用等等，您怎么看待十年前和现在，政府官员、企业家、民众的思维观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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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观念的变化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很明确地要搞市场经济。不管给市场经济打什么标签，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罢，市场经济本身有它自己的要求：第一要私有产权，第二要求法治，要求规则。这一点我觉得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没有非常清楚地认识到。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向大家解释，市场经济离开了私有产权不可能有效运转，离开了法制社会不可能有效运转。把市场经济当做一个工具来使用，而不是当做一个完整的体系来尊重，这样的想法在实践中会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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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赞同私有产权是出于自身利益，他们深切地感觉到私有产权如果得不到保护，不知道今天投下去的这些成本将来能不能够得到足够的回报。如果对未来感到犹豫，未来不确定性太高，企业家的行为就趋向于短期化，做一些短平快的项目。这造成经济转型局面下企业家就会碰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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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官员对私有产权的认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提高，民众对私有产权的认识甚至在退化。过去十年前的国进民退，现在所谓理直气壮地发展国民经济，政府似乎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是对市场规则的破坏。如果要想市场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就要尽可能地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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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一个根本区别是，民企追求利润最大化，国企的目标是规模最大化。国企为了追求规模可以不计成本，这给市场机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比如，房地产行业在政府一再调控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说明市场风险越来越高。但是为什么在市场风险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还连续不断地拍出“地王”，国企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国企追求规模，不关心风险，或者说对风险的意识没有民企强。一个国有房地产商出了问题，有人给他兜底，而民企是没有人给他兜底的，促使他能够控制风险。国企拍出了“地王”，把地块抢了，别人就没法做，像这样的案例很多。国企可以不计成本地生产，利润非常薄也要生产，那么就可以把价格压得很低，这样其他计较利润的企业就没法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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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国企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上都与民企有本质的不同，对资源不能够有效地使用，因为不做利润，没有追求成本最小化，所以提供给社会的产品成本一定比民企提供给社会的产品成本要高，造成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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