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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权利与自由，很早就见诸于各类文献，例如英国1225年的《大宪章》，法国大革命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传播到全世界。封建社会的正统价值以“忠诚”为核心，无论基于契约还是出于个人恩惠，臣民忠于领主，领主忠于国王。针对英法的现代价值观，德意志统治精英提出“正义、义务、秩序”的口号，用抽象的民族利益代替具体的个人权利，用社会秩序压制个人自由。封建等级制的忠诚原则不变，仅仅把效忠的对象由昔日的封建领主和国王转换为体现“绝对精神”（黑格尔）的国家，而国家的天然代表就是皇帝或者希特勒式的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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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旧的观念滋生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子系统中的皇权-官僚专制相结合，很快演变为军国主义。关东军1931年策划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得到日本国内媒体和群众的热情欢呼。当国际联盟抵制日本炮制的伪满洲国时，民情汹涌，促使日本政府极不明智地退出了国联。在“515”和“226”流血事件（见上文）被平定后，日本国民同情甚至敬仰肇事的青年军官，视他们为忠君爱国的英雄，法庭在民意和军部的压力下，轻判杀人罪犯，纵容在崇高名义下的暴力滥用。1933年，纳粹党魁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终结魏玛共和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众多的德国人却从中看到了民族和自己的希望，因为“那个人”能在很短的时间里消灭失业，撕毁凡尔赛协议，扩充军备，恢复德意志的世界强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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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吊诡在于局部现代化的阶段性成功阻碍了现代化的继续深入，工业化带来的经济繁荣和对外战争的胜利似乎证明了“德意志道路”和“大日本皇国体制”的有效性，朝野上下弥漫着自满和盲目的自信，除了少数头脑清醒的学者，没有人意识到更新观念与进一步改革政治体制的必要性，狭隘民族主义、寡头精英政治和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构成彼此不兼容的制度体系，貌似“举国一致”的体制蕴藏着巨大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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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国家中枢的统治精英试图用个人的智慧和政治技巧应付制度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为棘手的是多元利益之间的冲突。杰出的政治家俾斯麦为此使出浑身解数，收买、调和、镇压或战争，保持国内外的脆弱平衡。第二帝国政府实行贸易关税保护政策，讨好工业资本家和容克地主；另一方面，为安抚劳工，给予他们选举权和组织工会的权利，为他们提供养老金等社会保障。当工人阶级顽强抗争时，俾斯麦挥舞大棒，颁布反社会主义运动的法律予以打击。在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政策背后，目标始终是清晰的：政府是超阶级的国家主宰，不允许任何阶层或组织挑战政府的权威。若国内政策受到限制，俾斯麦不惜发动对外战争。在赢得普奥战争后，这位“铁血宰相”立即宣布普鲁士对现状“十分满意”，暗示没有进一步的领土预期，以缓和与欧洲大国的紧张关系。普法战争获胜后，为避免过分刺激法国，俾斯麦坚持不要求法国割让土地。没有俾斯麦这样精明老道的政治家，严重依赖人治的半现代体制便无法稳定运行。1890年，志大才疏的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麦的职务，君权和相权的制衡也消失了，权力很快向军方、皇帝及其近臣集中，在一系列愚蠢的外交政策错误之后，这五六个人的小集团在全民的战争狂热中将国家拖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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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日两国看上去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赶超，满足我们评价制度体系的效率标准，但是半现代化的系统缺乏弹性和稳定性，在内外部的冲击下极易产生激进化倾向，造成系统的剧烈震荡乃至灾难性的瓦解。中国学者杨小凯认为，赶超型国家实际上处于“后发劣势”，从长程的系统稳定性角度看问题，这一观点应该说是深刻的。作为对比，英、美两国同样经历了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国内也出现了法西斯主义分子，但并未形成具有影响的势力，多元利益的相互制衡防止了极端主义，在失业率高达25%的情况下，民众对于宪治民主制的信心也没有动摇。选民更换政府，改变政策方向，丘吉尔替代了张伯伦，罗斯福击败胡佛，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力应对和度过了内、外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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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能否赶超？“跨越式发展”有无可能？英格兰经历了几百年的自然演化进入现代社会，虽然也发生了内部动荡和外部战争，转型的代价明显低于德、日两国。这或许是因为观念、政治和经济子系统之间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相互协调与适应，渐进式的小幅变革不至引起现有社会结构无法承担的张力，保证了转型过程中社会的基本稳定。古人云，“欲速则不达”，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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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专制下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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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赶超型国家的初始状态是皇权-官僚专制，例如沙皇俄国和满清皇朝。沙俄的两次改革均以失败告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57年开始的改革以解放农奴为中心，先后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开放县议会选举，建立不受行政干扰的司法体系，普及基础教育，实行征兵制，取消贵族子弟免除服役的特权等等。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遭到贵族地主和官僚阶层的反对，也激起了民间对进一步现代化的热切期望。当民间的预期落空时，激进的民粹主义分子于1881年刺杀了沙皇，应验了一个流行的悖论：“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亚历山大二世死后，改革终止，俄罗斯的下一次机会要等到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尼古拉二世和他的首相斯托雷平不仅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土地制度改革，而且开设了国家议会（杜马），政党政治也具备了雏形，但他们的努力为时已晚，无法挽救罗曼诺夫王朝崩溃的命运。1914年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失利充分暴露了沙皇体制的腐朽无能，1917年革命爆发，亚历山大二世和斯托雷平的未竟事业由布尔什维克接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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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早期现代化是陈旧、落后的沙皇政府在内外部压力下被迫展开的，极端保守的皇权-贵族-官僚体系不可能构建德国和日本那样的新型中央政府，因为新生政治力量必然侵蚀现有体制的权力基础。沙俄旧式政府的改革深度和力度远不及德、日两国，在农奴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工业化进展缓慢，非但不能富国强兵，延续沙皇的统治，反而以一连串的内政外交失败让社会的各个阶层相信这个政权的无可救药。中国晚清的现代化之路与沙俄颇有相似之处，经过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慈禧新政，满清皇朝在辛亥革命的烽火中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日本的维新志士也许是幸运的，他们可以联合西南强藩颠覆已日薄西山的德川幕府，成立中央集权的明治新政府，甩开旧体制的掣肘和阻碍，全力推进各方面的现代化改革。西南诸藩之所以具备这样的实力，是因为前现代的日本实行封建制，大名（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独立的财权和军权。沙皇政府的悲剧在于它太强大，强大到足以扑灭任何取而代之的企图；另一方面，它又太虚弱，虚弱到无法证明自己领导现代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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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在1917年革命之后建立了全新的制度体系，它的三个子系统分别为斯大林主义的观念、苏共的一党专政和中央计划经济（图三）。就富国强兵的目标而论，这个制度体系是有效的，它可以快速地进行工业化。这个体系也是子系统兼容的，因而在一定时期内具有稳定性。政府通过强制性经济计划控制收入增长幅度和消费品供应，压抑居民消费，人为提高储蓄率，加快资本积累，汲取资源投入工业化和军队现代化的建设。为了平息生活水平低下带来的不满，政府提倡集体主义的思想观念，号召民众为国家和民族牺牲个人利益，树立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正统意识形态，为单极化的政治子系统提供合法性支持。在工业化初步完成、民族独立基本得到保障之后，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斯大林主义制度体系的弊端便逐渐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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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斯大林主义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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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再具有战争时代的感召力，民众为某个共同目标而牺牲个体利益的意愿下降，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和拓展个人自由发展空间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低效的计划经济无法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保守、僵化的官僚体系无所不在，支配着经济、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阻塞个人的发展之路，窒息民众的创造力，社会的各个角落弥漫着停滞、沉闷和冷漠，新观念和政治、经济子系统不兼容的问题日趋突出。由于个人创造性和市场的缺失，低效的计划经济不能长期承受“冷战”中军备竞赛的重负，1980年代中期之后，苏共高层形成削减军费的共识，缓和与西方的关系，结束阿富汗战争，否则国内的经济形势和民怨将发展到难以应对的地步。但谁也没有料到，对东欧卫星国和国内非俄罗斯地区控制的松动竟导致了整个帝国的解体，俄罗斯的现代化再次发生剧烈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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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为止，我们介绍了一个理解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分析框架，从子系统的冲突与协调入手，给出了转型成功的一组必要条件，即平等的个人权利与自由（L）、现代民主制（C）和自由市场经济（F）。请注意L、C、F是现代社会（M）的必要条件，即M必须具备这三个相互兼容的子系统，缺失一个或两个，就不成其为现代社会。L、C、F仅为M的一组必要条件，而非唯一的一组。L、C、F也不是现代社会M的充分条件，因此不能用于预测M将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从这个框架更不能推出世界各民族必然走上M道路的结论，亚马逊森林中的土著可以按照千百年来的传统方式生活下去，如果他们永远不和外部现代社会交往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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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理解过去而不能预知未来，这也许令人感到沮丧。毕竟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谦卑之心虽然有可能障碍我们攀登新的高峰，却可以阻止我们落入难以想象的灾难深渊——如同历史一再证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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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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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各位的评论以及推荐的文献，都非常有帮助。对于各位的批评，限于时间不能一一回应，选一些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讲讲自己的想法。大家的批评集中在比较静态分析上，认为没有足够的演化和动态过程分析。自我辩解一下，今天确实没有时间在这里讲演化了，其实从一开始做这个研究，关注点就是从初始状态如何一步步演化过来，强调演化路径对初始状态的依赖。我把德、日的现代化归类为一组，中、俄放在另一组，还有今天没提到的韩国和中国台湾是第三组，每一组的两个国家地区初始状态类同，演化路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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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比较集中的批评是对外部环境和内部的相互作用论述不够，这个批评很中肯，的确如此。我只给定一个初始条件，然后外部有一个冲击，看系统怎么反应，如何演化，假定系统演化一旦开始就和外部的后续冲击无关了。这并不是说外部的偶然因素对演化过程不重要，因为无法预见偶发性事件，就没有花太多的精力进行分析。这样的分析仅在系统具有鲁棒性（Robustness）时才有意义，鲁棒性的概念和稳定性有点类似但又不尽相同，指的是在内、外部扰动下，系统不会发生太大的波动以至于永久离开现有的均衡。我们知道，大多数社会系统不具有鲁棒性，一个小小的扰动可以改变系统的演化路径，比如说亚历山大二世遇刺，第一颗炸弹仅让他受了点轻伤，沙皇若马上离开则无生命危险，可以继续他的统治和改革。亚历山大二世偏偏好奇心强，想看看刺客是谁，回到事发地点，碰上刺客同党扔出第二颗炸弹，不仅终结了沙皇的生命与事业，而且改变了俄罗斯国家的发展轨迹。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蝴蝶效应”吧？偶然因素的不可预测性决定了下一阶段系统演化路径的不可预测性，没法预测就不是科学，所以说只有社会学科，而不存在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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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预测，社会学科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通过研究了解系统的性质，局部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不是一个稳定的系统，互不兼容的子系统之间产生张力，打破当前的均衡，朝下一个均衡移动。至于下一个均衡在哪里，很难说，取决于诸多因素包括偶然性力量。演化的方向也许和统治精英有关，和人的思想意识有关，和技术例如互联网有关，我们只知道会发生变化，但不知道如何变以及变成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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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1871年德意志统一之时，谁也没想到日后打世界大战。有位朋友提到，德国和日本经过战争才能完成现代化转型，历史的确是这样的，只不过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是由盟国的占领军当局完成的。我在德国做访问学者，见了三位联邦国会议员，我问他们，如果没有“二战”后美、英的军事占领，德国能否自发地转向宪治民主制。两个议员说不可能，第三个表示说不清。他们的回答给赶超型现代化投下一个暗淡的阴影，假如没有外部的强力干预，后发国家要想现代化是极为困难甚至不可能的。我感觉有点过于悲观了吧。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和思想自由传播，或许不需要外力的作用，一个民族可以自主地、比较顺利地转型成功。希望如此，但谁知道现实会是怎样。历史上确实出现过“陷阱”，掉进去就出不来，讲得学术一点就是具有鲁棒性的纳什均衡，系统经过大震荡又回到原点。古代中国社会被称为超稳定的，两千年的王朝更替，没有突破性的制度创新，如果不是清末西方的冲击，还可以继续循环下去，因为子系统是高度兼容的。中世纪的西欧经济也落入马尔萨斯陷阱，农业生产效率停滞不前，形成人口数量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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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主义的体制是不是一个“陷阱”？前面讲过，集体主义的观念、集权的政治和集中决策的计划经济是子系统兼容的，因而具有稳定性。但这个体制在与西方的冷战对抗中败下阵来，因为它的经济效率太低，对内无法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生活需求，对外不能承受长期军备竞赛的重负。假如没有冷战，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斯大林主义的体制会像中国的皇朝那样是个超稳定结构吗？历史没法做实验，纯粹想象一下，感觉不大可能。虽然三个子系统是相互协调的，但是观念子系统本身却有一道裂痕，官员们嘴上提倡勤奋劳动、克己奉公，他们自己却享受特殊待遇，公费的车子、房子、度假，可以低价买到西方消费品的特供商店等等。虚伪的官方道德说教对公众没有吸引力，宗教信仰被打压，精神和思想上的自由探索受到严格限制，民众和知识分子在高压之下由苦闷转向对社会的冷漠，抛弃了正统意识形态。虽未出现替代物，集体主义的观念子系统已处于虚置和自我空转的状态，事实上与政治和经济子系统脱节，不能发挥耦合与连接的作用，整个系统的运转效率下降，最终免不了瘫痪和停摆。前苏联的历史表明，思想观念不仅是工具性的——支持政治和经济子系统的运行，而且本身也是目的性的——满足民众精神的和文化的需求。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的观念子系统兼顾了两者，所以它的制度体系呈现出超稳定性；斯大林主义的观念子系统则不具备这样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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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2016年4月20日在某研究所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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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1704528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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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