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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内容，我们就可以搭建经济的基本结构了。要让这个基本结构运行起来，首先还要搞清楚技术集合是如何建构的。根据建构技术集合的各个步骤，我们可以给出如下经济形成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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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新技术出现。新技术是在某些现有的特定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并且它会作为一个新元素，进入当前的技术集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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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新技术变得活跃起来，并替代现有技术及现有技术中的某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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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新元素为支持性技术和组织安排，创造出进一步的“需求”或提供进一步的机会利基（opportunity ni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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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如果被替换的旧技术从技术集合中退出，那么它们的附属需求就会消失。它们提供的一系列机会利基，也会随着它们的退出而消失；反过来，那些用于填补这些机会之窗的元素，也会变得不再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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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作为未来技术或未来元素的组件，新要素变得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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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6：经济，即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重新进行调整来适应上面这些步骤。成本和价格以及研发新技术的激励也会相应地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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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铁路机车是通过将现有的蒸汽发动机、锅炉、曲柄和铁轮组合而建构出来的。在1819年前后，铁路机车出现在了技术集合当中（步骤1）；它替代了原有的马车（步骤2）；创造了对铁路网络和铁路运输企业的需要（步骤3）；导致运河水运业和马车陆运业的萎缩（步骤4）；成为货物运输的一个关键组件（步骤5）；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使整个经济的价格和激励出现了变化（步骤6）。当然，以上这些事件或步骤可能是并行展开的，如新技术一出现，新机会就会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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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脑海中依序“运行”这个算法，你就可以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事情。这个算法一旦运行起来，就可以启动一系列事件且永远不会停下来，因为这些事件中的每一个事件，都可能激发出更进一步的事件。例如，一项新技术可以通过步骤3和步骤5，导致更新的技术出现；通过步骤4，可以进一步替换旧技术；通过步骤6，则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调整。同时，这些新技术反过来也会提供更多的机会、更新的技术，以及更进一步的替换。这个算法看上去也许很简单，但是一旦启动它，就会永不止息地引发各种各样的、具有一定模式的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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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经济形成的基本机制也被解释清楚了。但是，除此之外还有第二个层面的机制，该机制能够进一步增加经济结构。新技术通常是以技术集群的形式进入经济的。在过去几十年间，一大批技术，如蒸汽发动机技术、电力技术、化学技术、数字技术等都已经进入了经济。所有这些技术，或者是以某项既定的关键核心技术为基础的，如蒸汽发动机技术是以蒸汽机为基础的；或者是以一系列相关现象为基础的，如相关的化学现象、电力现象、遗传现象等，这些现象得到了有效的利用，从而形成了相关技术。此外，这些技术是在以往的一两个核心技术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即在核心技术的基础上，补充所需要的子技术。与其说这些“技术体”是在经济内被采用的，还不如说它们是与相关的行业“邂逅”的。它们与现有的商业流程相结合，创造出了新活动，激发出了新动力，形成了可用的新流程，并促成了小企业的急剧涌现。在这些小企业中，少数会继续成长为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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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满足我们需求的一系列安排和活动，就是这样形成的。事实上，经济就是所有这些机制的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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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我介绍的这些机制，只是经济重塑自身的过程中最基本的“骨架”。每个机制都含有若干的子机制，它们在这里都被略去了。但是请读者注意一下，总的主题已经很明确地揭示出技术拥有一些简单属性，这些简单属性生成了一个由处于不断变化当中的元素（即技术）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每个新的元素都是在以前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每一种元素都会导致元素的替换。所有的元素都会带来一系列对于未来更新的元素不断变化的需求，而整个系统是在那些新近被发现的主导性现象，其属性和可能性的引导下结构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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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整个过程是一个自我创造的过程。新技术的形成来源于现有的技术，因此整个技术集合是自我生产的，或者自创生的（autopoietic）。经济也是自创生系统。经济的形成来源于技术，而且能够引发进一步的技术形成，进而导致经济自身的进一步形成。很显然，我们又一次深入复杂性领域的腹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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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了解到，经济的结构是怎样发生变化的。随着新的实体技术的进入，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也在新技术的“要求”下应运而生。而且，这些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制度，反过来也会对新技术产生更进一步的需求，即要求更进一步的方法、组织和制度的出现。于是，结构就涌现了出来。从更长远的时间尺度来看，大量的技术汇集成的技术集合，确定了经济的“主旋律”，即经济运行的主要方式。我们就是这样迎来了蒸汽时代、铁路时代和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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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也提出了一系列特有的挑战或“主旋律性”的挑战，它们需要用新的方法去解决，经济也因此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例如，蒸汽机和早期纺织机的出现，使得以工厂为基础的维多利亚式经济成为可能。不过，维多利亚式经济的过度发展，又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安排，如保护儿童安全的法律、改善工作条件的法规，以及现代工会等。[26]随着经济的变化，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会带来更进一步的安排、更进一步的新技术以及更进一步的变化。经济结构也因此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确定经济实现这种自我更新的机制，但是我们无法准确预测这些机制究竟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整个过程（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计算”）远远不是确定性的，但是它确实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非均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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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我概述的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算法而不是一组方程式。这个理论表现为一系列程序，其中一些程序由另一些程序触发。读者可能还会问，这怎么可能是一种理论呢？它当然是理论。事实上，它与生物学理论相类似。即便是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后的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成功地将新物种的产生、新物种生态系统的形成，以及进入某个特定物种主导时代的过程，归纳为一个方程组。原因就在于，进化过程是基于一些进化机制的，而这些进化机制是依序分步运行并相互触发的，而且会不断地界定出新的类别（即新物种）。联立方程只有在类别给定时才大有用武之地，因为方程式能很好地描述出给定类别内的数值或数量变化，但是在新类别不断涌现的情况下，方程式通常就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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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只有在深刻地理解进化的核心机制，并且提出一组与现实世界的现象相符合、内在一致的一般性命题时，我们这些“理解”才可以说真正构成了理论。[27]因此，生物学理论是理论，但不是以数学形式表达的理论；它是以过程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数量为基础的。总之，生物学理论是程序性的。同理，一个关于形成和变化而又周详的经济学理论也将是程序性的。[28]经济研究的要旨在于深入理解驱动经济形成的机制，而不在于能不能将这些机制归纳为方程式。我提出的这种程序性理论，并不是对标准理论的否定。但是这种理论确实提供了一种替代研究进路，它将重点集中在能够促成变化的动力本身，这就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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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怎样才能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呢？这些基本过程都是有算法的，所以我们肯定可以针对它们的核心机制，构建一些基于计算机的模型。[29]本文介绍的这些研究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最终想要建构的总体理论，是一种关于创造性生成的理论：新元素是在现有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结构是在现有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形成本身也源于之前的形成。这无疑是一个贯彻了复杂性思想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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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和崩溃是市场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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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读者应该清楚，对于经济学问题，我们有了一种不同的思考框架。这种经济思想所强调的，并不是实物商品或现实的服务；相反，它强调的是变化和创造的过程。正如有的读者所想到的，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思想，它与之前的经济学思想有一定联系。接下来，我将对这种联系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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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向来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所有市场中，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价格之间是如何被决定的？一般均衡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博弈论这些“伟大的理论”，都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典型代表”。第二个问题就是经济中的形成。经济最初是如何出现的？又是如何发展的？经济结构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关于创新、经济发展、结构变化、历史的作用、制度，以及治理的经济学思想，全都是研究这个问题的结果。资源配置问题已经得到了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个问题已经高度数学化了，但是对于经济形成问题的了解却仍然非常少，而且这个问题也几乎完全没有被数学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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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直到1870年前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两个问题在经济学中同样重要。斯密、穆勒和马克思都努力尝试过，从理性科学的角度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与此同时，他们对经济形成问题、治理问题和历史问题，也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在维多利亚时代，出现了伟大的边际主义革命和一般均衡革命。在严格的理性假设和均衡假设下，它们使得资源配置问题转化为一个代数问题和微积分问题。但是，经济形成问题却无法进行这种转化。这是因为就经济形成问题的本质而言，它既不能被限制为静态的，也不能被限制为理性的。到了20世纪，数学化的理论被当成了唯一的“理论”，因此经济学的数学化大潮与经济形成问题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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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凡勃伦、熊彼特、哈耶克和沙克尔等一系列经济学家，以及他们之后的许多制度主义者和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形成问题进行了研究。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这些研究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特殊化、基于案例和直觉主义的。总之一句话，它们是属于文字叙述型的，而不属于能够被一般化的理论推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便被搁置到了一边。政治经济学理论虽然被公认为是符合现实的、有用的，但是却得不到大家的一贯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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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到了今天，经济学家们都非常清楚，关于资源配置的“数学分析”，不但远未包含所有经济问题，而且也不能很好地处理经济形成、探索、适应以及质变等问题。相比之下，复杂经济学则非常关注创造问题和结构形成问题，它研究的就是创造和结构形成得以实现的机制。复杂经济学是与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并且是对政治经济学伟大传统的复兴。特别让我高兴的是，这两种理论有很多值得相互借鉴的地方。利用复杂经济学，我们能够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世界的形成；利用政治经济学，我们能够通过直觉方法和经验方法来研究世界的形成。复杂经济学将为政治经济学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复杂经济学不可以、也不应该取代基于案例的历史分析；恰恰相反，它将深化和发展这个值得尊重的经济学思维方法。同样，政治经济学也会深化和发展复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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