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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也提出了一系列特有的挑战或“主旋律性”的挑战，它们需要用新的方法去解决，经济也因此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例如，蒸汽机和早期纺织机的出现，使得以工厂为基础的维多利亚式经济成为可能。不过，维多利亚式经济的过度发展，又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安排，如保护儿童安全的法律、改善工作条件的法规，以及现代工会等。[26]随着经济的变化，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又会带来更进一步的安排、更进一步的新技术以及更进一步的变化。经济结构也因此发生变化。我们可以确定经济实现这种自我更新的机制，但是我们无法准确预测这些机制究竟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整个过程（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计算”）远远不是确定性的，但是它确实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非均衡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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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我概述的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算法而不是一组方程式。这个理论表现为一系列程序，其中一些程序由另一些程序触发。读者可能还会问，这怎么可能是一种理论呢？它当然是理论。事实上，它与生物学理论相类似。即便是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后的今天，也没有人能够成功地将新物种的产生、新物种生态系统的形成，以及进入某个特定物种主导时代的过程，归纳为一个方程组。原因就在于，进化过程是基于一些进化机制的，而这些进化机制是依序分步运行并相互触发的，而且会不断地界定出新的类别（即新物种）。联立方程只有在类别给定时才大有用武之地，因为方程式能很好地描述出给定类别内的数值或数量变化，但是在新类别不断涌现的情况下，方程式通常就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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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承认，只有在深刻地理解进化的核心机制，并且提出一组与现实世界的现象相符合、内在一致的一般性命题时，我们这些“理解”才可以说真正构成了理论。[27]因此，生物学理论是理论，但不是以数学形式表达的理论；它是以过程为基础的，而不是以数量为基础的。总之，生物学理论是程序性的。同理，一个关于形成和变化而又周详的经济学理论也将是程序性的。[28]经济研究的要旨在于深入理解驱动经济形成的机制，而不在于能不能将这些机制归纳为方程式。我提出的这种程序性理论，并不是对标准理论的否定。但是这种理论确实提供了一种替代研究进路，它将重点集中在能够促成变化的动力本身，这就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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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怎样才能更加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呢？这些基本过程都是有算法的，所以我们肯定可以针对它们的核心机制，构建一些基于计算机的模型。[29]本文介绍的这些研究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最终想要建构的总体理论，是一种关于创造性生成的理论：新元素是在现有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结构是在现有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形成本身也源于之前的形成。这无疑是一个贯彻了复杂性思想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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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和崩溃是市场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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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读者应该清楚，对于经济学问题，我们有了一种不同的思考框架。这种经济思想所强调的，并不是实物商品或现实的服务；相反，它强调的是变化和创造的过程。正如有的读者所想到的，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学思想，它与之前的经济学思想有一定联系。接下来，我将对这种联系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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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向来有两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所有市场中，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与价格之间是如何被决定的？一般均衡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博弈论这些“伟大的理论”，都是研究这个问题的“典型代表”。第二个问题就是经济中的形成。经济最初是如何出现的？又是如何发展的？经济结构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关于创新、经济发展、结构变化、历史的作用、制度，以及治理的经济学思想，全都是研究这个问题的结果。资源配置问题已经得到了深入的研究，而且这个问题已经高度数学化了，但是对于经济形成问题的了解却仍然非常少，而且这个问题也几乎完全没有被数学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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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直到1870年前后，所有伟大的经济学家都认为，这两个问题在经济学中同样重要。斯密、穆勒和马克思都努力尝试过，从理性科学的角度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与此同时，他们对经济形成问题、治理问题和历史问题，也同样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在维多利亚时代，出现了伟大的边际主义革命和一般均衡革命。在严格的理性假设和均衡假设下，它们使得资源配置问题转化为一个代数问题和微积分问题。但是，经济形成问题却无法进行这种转化。这是因为就经济形成问题的本质而言，它既不能被限制为静态的，也不能被限制为理性的。到了20世纪，数学化的理论被当成了唯一的“理论”，因此经济学的数学化大潮与经济形成问题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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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凡勃伦、熊彼特、哈耶克和沙克尔等一系列经济学家，以及他们之后的许多制度主义者和历史学派经济学家，都对经济形成问题进行了研究。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这些研究是针对特定历史时期、特殊化、基于案例和直觉主义的。总之一句话，它们是属于文字叙述型的，而不属于能够被一般化的理论推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便被搁置到了一边。政治经济学理论虽然被公认为是符合现实的、有用的，但是却得不到大家的一贯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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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到了今天，经济学家们都非常清楚，关于资源配置的“数学分析”，不但远未包含所有经济问题，而且也不能很好地处理经济形成、探索、适应以及质变等问题。相比之下，复杂经济学则非常关注创造问题和结构形成问题，它研究的就是创造和结构形成得以实现的机制。复杂经济学是与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的，并且是对政治经济学伟大传统的复兴。特别让我高兴的是，这两种理论有很多值得相互借鉴的地方。利用复杂经济学，我们能够从理论上系统地研究世界的形成；利用政治经济学，我们能够通过直觉方法和经验方法来研究世界的形成。复杂经济学将为政治经济学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复杂经济学不可以、也不应该取代基于案例的历史分析；恰恰相反，它将深化和发展这个值得尊重的经济学思维方法。同样，政治经济学也会深化和发展复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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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主要优势，就是它的历史感和它的时间感。时间可以导致真实的、不可逆转的差异，进而不断创造出新的结构。相比之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处理时间问题时，则要逊色很多。在均衡状态下，一个结果会一直持续下去，因此时间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多少意义；相反，在动态模型中，时间却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参数，这个参数可以来回转换、影响当前的结果。这一点令很多经济思想家觉得“不舒服”。1973年，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主张：“一旦我们承认经济存在于时间之流中，承认历史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的，即从不可逆转的过去向不可预知的未来发展，那么均衡概念也就站不住脚了。到那时，我们就要重新思考整个传统经济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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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思时间问题这个方面，复杂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一致的。在“计算”中，也就是说在经济中，大概率事件和小概率事件，往往会在某些特定的、不可重复的时刻决定吸引子的形成，决定时间结构的形成和消失，决定技术的创生，并决定源于这些事物的经济结构和制度。而技术和技术结构，反过来也建立在这些事物之上，甚至未来的经济形态，即通往未来的道路，也是建立在这些事物之上的。无论在什么层面，无论在什么时候，经济都具有路径依赖性。因此，历史再次变得至关重要，而时间也得以再次出现在经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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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提出的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复杂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新框架是否有它的政策含义。当然有啦！复杂经济学告诉我们，市场自身就有出现泡沫和崩溃的趋势。市场会诱发多重局部吸引子状态，市场能通过金融网络传播各种事件，市场能创造出一系列技术解决方案，同时又带来一系列挑战。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不难了解哪些政策大有用武之地了，如监管过度行为的政策、以“轻推”方式促成有利结果的政策、创造有利于创新条件的政策等。科兰德和库珀尔（Kupers），对这些政策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创造适宜的元条件（meta 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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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种说法当然没有错。但是我认为，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更加强有力的观点。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在现实世界中遭到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把经济看成是均衡的。如果我们回头看看过去25年间发生的历次经济危机，就会发现：所有这些危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少数处于有利地位的“大玩家”利用经济系统中的漏洞而造成的，或者说是由失控的市场所导致的。例如，1990年，俄罗斯在放开市场之后的经济崩溃；2000年，美国政府放松监管之后，加利福尼亚能源市场危机爆发；2008年，冰岛银行倒闭、持续的欧元危机，以及华尔街危机等。受均衡思维所限，人们无法提前预见到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由定义可知，在均衡状态下，没有人有动力偏离当前的行为，所以“钻空子”行为不会发生。受限于均衡思维，人们也很难看到极端的市场行为，因为他们认为对均衡的偏离，很快就会被反向抗衡力量纠正过来。从均衡理论的基本假设就可以看出，研究经济的某些组成部分如何被钻空子、研究经济的系统性崩盘，本来就不是均衡经济学的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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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复杂经济学却可以告诉我们，经济系统永远对各种各样的反应开放，它的每个组成部分永远对各种各样的新行为开放，包括通过钻空子来谋利、结构上的突然变化等。复杂经济学建议出台精心设计的防控措施，就像政府为地震多发地区制定合理的建筑安全标准一样。而且，同样重要的是，复杂经济学会让我们转向现实主义立场。经济并不是由一系列没有任何激励去改变、自然就能共同创造最优结果的行为所构成的。恰恰相反，经济就是一张激励之网，它总能激发出新的行为，诱发新的策略，并让它们共同形成“合理”的结果，从而驱动系统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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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基于“动词”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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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系统（Equilibrium System）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均衡就是经济的自然状态。这时，经济体系中各种相互关联和相互对立的因素处于相对平衡和相对稳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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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不是添加到标准经济学上的附加组件，它也不意味着简单地将基于行为主体的行为加入到标准模型中去。相反，复杂经济学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经济。它从来不将经济视为一个均衡系统，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动态系统，一个不断进行自我“计算”的系统，一个不断自我创建、自我更新的系统。均衡经济学强调秩序、确定性、演绎推理和静态均衡，而复杂经济学强调偶然性、不确定性、意义构建（sense making）和一切变化皆有可能。或者换一种说法，迄今为止，经济学一直都是一门基于“名词”的科学，而不是一门基于“动词”的科学。经济函数随时间的变化，通常都被定义为固定的名词，即实体层面的变化，如就业、生产、消费、价格等。但是现在，这些变化已经从名词实体层面，转换到了动词行动层面，如预测、反应、创新、替代等。行动能够引发进一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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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深刻揭示了中间层经济，即中观经济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重新定义了经济学中的问题的解。从此，问题的解不再是一组数学条件，而是一种模式、一系列暂时现象、一系列能够引发进一步变化的变化、一系列能够创造新实体的现有实体。理论研究的目的，也不再是发现那些“不朽”的一般性定理，而是更深刻地理解创造出这些模式、并使这些变化得以传播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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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经济学的这个转变，也是科学本身大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以往相比，现在所有科学都在变得更加程序化、算法化、“图灵化”，所有科学都更少依赖方程式、连续性、“牛顿式”了。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趋势，主要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生物学作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兴起，二是计算和计算机科学的崛起。即便是数学本身，也在向这个方向转变。例如，格里高利·蔡廷（Gregory Chaitin）曾经指出，数学正在从连续的公式、微分方程、静态的结果转向离散的公式、组合推理及算法思维。他说：“计算机不仅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技术，还是一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数学，它带来了深刻的哲学后果，它揭示了一个新世界的面纱。”科学和数学中的确定性正在减少，它们正在走向开放、拥抱程序性思维。在这个方面，经济当然也不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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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也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特例。恰恰相反，均衡经济学是非均衡经济学，也就是复杂经济学的一个特例。我们可以说，复杂经济学是用更具一般性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的。当然，均衡仍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阶近似。在解决经济中可以明确界定的、可以理性化和静态的问题时，它是有用的。但是，不能再将均衡经济学称为经济学的中心。稳步走向经济学中心的是复杂经济学，[31]它能够更一般地处理相互作用，能够承认非均衡现象，能够处理创新、形成和变化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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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复杂经济学仍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努力扩大复杂经济学的研究“领地”。复杂经济学告诉我们，经济永远都在发明自身，永远在利用机会创造可能性，永远在应对各种变化。经济不是死的、静止的、永恒的和完美的，恰恰相反，经济是活的、永远处于变化之中的、有机的和充满活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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