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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模型中，有一个得到了明确界定的“市场心理”，它会不会也能体验到各种“情绪”呢？显然不能。但是，请读者注意，我们假设行为主体能接受各种关于市场的假说。我们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形：在长期“牛市”上升趋势下，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基本价值，市场状态不但激活了继续指示上升趋势的预测器，同时也激活了预测价格将快速下跌而去修正的其他预测器。这种令人紧张的组合，在现实世界的金融市场中，在我们的人工股票市场中，都经常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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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这个市场上的交易是如何发生的？行为主体进行交易的动机何在？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演绎理性行为主体没有交易的动机，即使他们的信念有所不同时也是如此。假设其他行为主体可以利用不同的信息集，每个行为主体最终都会“达至”相同的信念，这都是预设的。相比之下，我们的归纳理性行为主体（他们不能直接进行交流）的信念则不一定会收敛。因此，他们保留了交易的动机：根据自己作为市场统计学家的能力来“赌一把”。从表现上来看，我们的行为主体作为“统计家”拥有同等的能力，因此他们进行贸易是不合理的。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能力是一样的，他们找到好的预测器的运气则会随时间流逝而变得发散。在每个时期，他们的预测器的准确性，充分体现在他们对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之间的配置当中。给定行为主体的条件，只能把他们作为“市场统计家”来采取行动，他们进行交易的行为是符合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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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内生预期理论，还与另外两种现代理论相契合。我们的模型推广了布雷等人的学习模型，他们的模型也假设了内生的预期更新。但是，布雷等人的模型所假设的更新，是从一个共同的非理性预测进行同质性更新。而我们的模型则假设了异质性的行为主体，他们能够形成可以利用的以任何模式存在的预期。我们所采用的进化论方法也与布卢姆和伊斯利的进化模型有很强的“亲和力”。我们的模型和他们的模型，都假设了一个由一系列的预期规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投资规则组成的“种群”，这些规则在市场中相互竞争以求得生存，并且不时地做出调整。但是在他们的模型中，关注的焦点在于相互竞争的、不同规则类型的选择性生存，而不是导致复杂现象产生的相互支持的“子种群”的涌现，也不是市场信号在这种涌现过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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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的归纳理性市场，也抽象掉了现实世界中的金融市场的许多细节。在现实世界的金融市场中，投资者不能完全优化自己的投资组合，也不能在每个交易期都实现完全的市场出清。事实上，除了预期的形成这一部分，我们这个市场是简单的、新古典主义的。然而，我们的目标并不是构建一个“现实主义”的市场。相反，我们的目标是证明，当存在异质性时，丰富多彩的“市场心理”现象或行为的涌现是不可避免的，即便在新古典条件下也是如此。我们不需要像在其他研究中那样，假设共同信息来引出这些现象，也不需要假设共享预期和羊群效应。我们同样不需要援引“行为主义”，或其他任何形式的非理性。羊群效应和“准”理性行为，确实可能存在于实际市场中，但是它们并不是我们这些发现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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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170453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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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是个复杂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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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市场中，行为主体的预测创造了行为主体试图预测的世界。因此，资本市场是具有“反身性”的：价格是由交易者的预期产生的，同时这些预期又是基于对他人预期的预期而形成的。[16]预期的这种反身性或“自我指涉性”，排除了通过演绎推理形成预期的可能性，从而使得完全理性无法被明确界定。因此，行为主体只能把他们的预期作为一种假说：他们根据归纳推理结果来采取行动，并形成各种各样的个人的预期模型，这些是他们不断引入、检验、据以行动或者舍弃的模型。市场受预期的驱动，而预期则内生地适应这些预期所共同创造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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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计算机上创造了一个人工股票市场，对这种内生预期市场模型进行了实验，得到的结果可以解释金融领域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难题：标准理论倾向于认为，市场是高效的，羊群效应是没有任何理由会出现的，系统的投机利润也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交易者则倾向于认为，市场会呈现出某种“市场心理”，从众效应明显是存在的，获得投机利润的机会也不会太少。最近的一些研究通过引入一些“行为”假设，如噪声交易商的存在，证明了交易者观点的合理性。但是，我们能证明，不需要引入“行为”假设，这两种观点都可以是正确的。归纳理性交易者市场可以存在于两种不同的体制下：在可替代性预测的探索速度足够低的情况下，市场会进入一个稳定的简单体制，它对应于有效市场理论中的理性预期均衡。在可替代性预测的探索速度更高、更符合现实的情况下，市场会自我组织成一个复杂体制，丰富多彩的“市场心理”行为将涌现，技术交易将出现，短暂的泡沫和崩溃也会出现。在复杂体制下，价格数据的统计特征，特别是“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行为”，与实际市场数据如出一辙。在由各种预期组成的“种群”中，当涉及趋势追随或均值回归的个人预期相互强化时，当市场指标被用作协调这些相互强化信念的信号装置时，上面这些现象就会涌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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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内生预期市场表明，在实际的金融市场中，如果存在归纳推理交易者，那么信念的异质性、对基本交易的偏离，以及时间序列的持续性，所有这些都可以无限期地持续存在下去。我们认为，实际的金融市场属于复杂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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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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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递增（Increasing Returns） 是指这样一种趋势：如果一种技术处于领先地位，那么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它就会拥有更进一步的优势，从而可以获得更加领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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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介绍收益递增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技术竞争、历史小事件导致的锁定，以及不可预测的、路径依赖的结果的可能性。我们早就知道，收益递增可能导致多重均衡，而且不是所有结果都是最优的。我们不知道的是，在多种可能的结果当中，被选中的那个特定结果是如何选择出来的。因为从静态的角度来看，哪个结果将被“选中”是不确定的。本章将递增收益问题重新定义为一个服从于特定随机事件的动力学问题，为上述选择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在某个特定的小的随机事件集合下实现的“特定历史”中，某个结果被选择了。而在历史的另一种“实现”中，在另一个不同的小的随机事件集合下，被选择的却是另一个结果。因此，收益递增问题应作为随时间流逝而进化的概率系统来研究。这篇文章问世以后，这种方法逐渐成为了研究收益递增问题的公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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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篇文章最早是在1983年9月公之于众的，当时它是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一篇工作论文。但是，由于它强调可能“锁定”到某些不可预测的、较差的结果上，它的发表之路异常艰辛。最后，直到1989年，这篇文章才发表在了《经济学杂志》（Economic Journal）上。不过自那之后，它就成了经济学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之一。[1]1994年，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文集《收益递增与经济中的路径依赖性》收入了这篇文章。但是，考虑到它是复杂经济学中一篇奠基性文章，我再次将它收录在本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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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探讨收益递增情况下分配的动力学。它考虑的是一个收益递增情况下自然会出现的情境：行为主体在相互竞争、以求被采用的技术之间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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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而又复杂的技术被采用后，往往表现出收益递增的特性。技术被采用得越多，获得的经验就越多，技术被改进得也就越多。[2]当两种或多种收益递增的技术为获得由采用者组成的市场而“相互竞争”时，某些不重要的事件，可能会非常偶然地赋予其中一种技术被采用的初步优势。于是这种技术就可能比其他技术得到更好的改进，从而可能吸引更大比例的潜在采用者。因此，这种技术就有可能进一步被采用和被改进。这样一来，某种在早期的采用中偶然地获得了领先优势的技术，就有可能最终占据由潜在采用者组成的全部“可能市场”，而其他技术则被锁定在该市场之外。当然，在不同的“微不足道的事件”发生时，如原型机获得了预料之外的成功、早期开发商的想法、政治环境的改变等等，被广泛采用、得到持续改进、最终主导市场的技术可能不同。技术之间的竞争有多种潜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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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或Path Dependency） 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进化或制度变迁均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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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在收益递增情况下，配置问题往往会表现出多重均衡性。因此，当出现多个结果时，我们本就不应该觉得奇怪。静态分析通常可以找到这些多重均衡，但是通常不能告诉我们哪一个均衡将被“选中”，动态方法则可能告诉我们更多东西。动力学分析允许技术被采用期间发生“随机事件”的可能性，因此通过动力学分析可以研究这种随机事件是如何影响对结果的“选择”的，即一系列随机的“历史事件”是怎样累积起来，并推动了一个趋向某种结果（即特定市场份额）的过程。同时，别的一系列随机的“历史事件”也会累积起来，并推动另一个趋向另一种结果（即另一种市场份额）的过程。这种分析还可以揭示人们熟知的收益递增的两大属性，即不可预测性和潜在低效率性是如何出现的，或者说收益递增是如何放大偶然事件在技术采用过程中的作用，以至于即使拥有关于采用者的偏好和技术发展可能性的先验知识，也不足以预测“市场结果”。还有，长期潜力较劣的技术，是如何在收益递增驱动下的技术采用过程中被开发出来的。这种动力学方法还指向两个新的性质：第一是刚性或无弹性，即一旦某种结果（主导技术）开始出现，它就会变得越来越被“锁定”；第二是非遍历性或路径依赖，即因为历史“小事件”并不会在动态过程中被“平均化掉”，也不会被“遗忘”，它们可能会决定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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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对比了收益递增、收益递减和收益不变这三种情况下，技术的“市场份额”的动态变化。它特别关注收益如何影响可预测性、效率、灵活性和遍历性，它也特别关注经济是怎样被“历史事件”锁定在劣等技术占垄断地位的境况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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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170453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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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模型：仅存在两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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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发电，可以采用轻水、气冷、重水或钠冷却反应堆。太阳能的利用，可以通过晶体硅或非晶体硅技术。我从大量诸如此类的实例中抽象出了一个初步的、简单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我假设存在两种新技术A和B，它们为了让自己被大量的经济行为主体采用而“相互竞争”。这两种技术不是任何厂商资助开发的，[3]也不是被任何厂商策略性操控的：它们对所有人开放。行为主体就是技术的消费者，也是技术的直接或间接开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