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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性的相互作用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空间结构的涌现。第二卷中有好几篇文章就是研究这个现象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林格伦的文章特别有意思。像特斯法齐一样，他也运用了一个基于行为主体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行为主体要制定两人博弈中的策略。在林格伦的模型和特斯法齐的模型中，依据他们过去与其他行为主体博弈时所采用的策略的成功程度，行为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调整自己的策略。不过，与特斯法齐的模型中的行为主体不同，它们随机相遇并能够自行决定是否展开互动，林格伦的模型中的行为主体只能与预先指定的交互网络中的邻居互动。利用这个模型，林格伦研究了行为主体空间上时空结构的涌现。这种结构是一种由一组策略构成的亚稳定生态：连续很多世代，这些策略能够抵御新的策略类型的“入侵”，或者说这种生态能够在自己的空间边界上与其他生态相互“竞争”。特别是，林格伦对网格网络中涌现出来的结构，即每个行为主体只与几个其他行为主体互动，与完全联接的网络中涌现出来的结构，即每个行为主体都与所有其他行为主体互动，作了详细的对比。结果发现，前者“导致若干策略之间的稳定共存，但如果没有这种网络结构，这些策略将会在竞争中被淘汰。这些时空结构呈现出来的形式，可以是螺旋波、不规则波、时空混沌、冻结块状模式，以及各种不同的多种多样的几何构型”。虽然我们还不能毫无争议地说林格伦的模型是一个经济学模型，但是他对两种行为主体空间上的结构的比较，却无疑是非常有启发性的：一种行为主体空间中的社会网络是相对稀疏的，而在另一种行为主体空间中，所有行为主体间的互动都是有可能的。后者至少在原则上，可以与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所特有的非人格化市场相比拟。帕吉特在他的文章中也进行了类似的比较，不过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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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尔劳夫和克鲁格曼都研究了地理隔离是怎样出现问题的。在他们的模型中，行为主体可以改变位置，即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社会结构是由邻居关系定义的。在这些模型中，特别是在杜尔劳夫的模型中，存在着多种类型的行为主体。模型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通过什么机制，总体层面上的“邻居关系”或“社区”会涌现出来。每个社区都主要或者完全由一个类型的行为主体占据。因此，当前的网络结构，即行为主体的邻居，以及行为主体可以移动到“站点”处的邻居，调节着行为主体的选择，而行为主体的选择又会改变当前的网络结构。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不断变化的局部网络结构中，总体层面上的相互隔离的社区就涌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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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曼、米勒和佩奇(18)也探讨了类似的主题。他们的文章的现实背景是，当存在多个司法管辖区时的政党竞争和民主制度问题。在他们的基于行为主体的模型中，行为主体可以在司法管辖区之间迁移。他们证明，当存在三个以上的司法管辖区时，“两党制”式的竞争优于民主的全民公决；相反的情形仅出现于只存在一个司法管辖区的时候，因此行为主体无法迁移。他们还发现，“两党制”式的竞争会比民主的全民公决导致更多行为主体进行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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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基（Manski）的文章则提醒我们，即使理论模型已经做得尽善尽美了，对真实现象的理解也同样重要。他区分了学者们对于人们经常观察到的经验事实的三种因果性解释：“属于同一群体的人倾向于采取类似的行动。”第一种解释是我们上面已经描述过的，即行为相似性可能通过网络交互效应产生。但是还有另外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是环境，即这类行为可能取决于群体的某个外生特征，如社会经济构成。另一种是相关效应，即行为相似性可能源于群组成员共享某种相似的个体特征。曼斯基还证明，除了其他结果之外，使用流行的平均线性模型去分析数据和“观察均衡结果和参照群组构成”的研究者，是不能凭经验从上面这些可供选择的解释中区分出内生性交互作用的。这里有一个“底线要求”，那就是非线性效应需要非线性的推断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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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斯、舒比克和莱永胡武德各自的文章中，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另一种社会结构上，那就是制度。诺斯的文章的侧重点是研究制度和经济增长，舒比克则志在分析金融制度，而莱永胡武德则阐述了恶性通货膨胀的“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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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三位学者都同意，可以将制度定义为“游戏规则”，如果没有这些规则，经济行动将是不可想象的。不过，经过具体分析，他们至少在以下三个意义上使用“制度”一词：作为“规则”本身，如破产法；作为被授予了颁布规则的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实体，如政府和法院；以及作为有社会合法性的建构，它们将规则“实例化”，而且经济行为主体就是通过它们来采取行动的，如法定货币、市场。无论在哪一种意义上，三位作者都认为，如果仅仅从纯粹的经济、纯粹的政治或纯粹的社会角度来进行分析，制度是不可能被充分理解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作用，在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是不可分割的。而且，制度也改变和决定了经济行为、政治行动和社会运动。诺斯还进一步坚持认为，制度拥有一个认知维度，它体现在维持着制度并决定了制度进化方向的、总体层面的“信念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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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制度如何涌现的问题：制度之所以出现，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这就是说，制度能够使行为主体面对的世界变得更加可预测，从而为行为主体提供可识别的、能采取有效行动的机会。特别是，现代经济依赖于能够降低非人格化市场中交易成本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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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舒比克则采取了一种不同的分析路径。他的分析从他的策略性市场博弈的概念开始。这种博弈是有“完全定义的过程模型”，它们指明了“可行结果集中所有点上可以采取的行动”。舒比克对使用法定货币进行贸易的经济，构建了一个策略市场博弈。他证明，指定可以采取行动的“完全规范”，就意味着某些类型的规则在逻辑上的必要性。舒比克把这种规则等同于制度。吉纳科普洛斯（Geanakoplos）在他的文章中，也提出了与舒比克类似的观点。他认为，金融制度就代表了承诺。那么，如果有人不能或不愿兑现承诺，又会发生什么？舒比克证明了其中一种制度，即破产法，在处理违约问题时的逻辑必要性。吉纳科普洛斯则引入了另一种制度：抵押品。他证明，在均衡中，作为一种制度的抵押品具有制度含义，即市场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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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他为第二卷撰写的结语中，菲利普·安德森从一个物理学家的角度，对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所强调的“长期社会经济变革的历史，带给我们一个最核心的教训”进行了评论。关于行为主体同质性的假设，在复杂系统中可能有非常强的欺骗性。社会变迁过程通常是由位于某些有“极端尾巴”的分布的最末端的那些人所驱动的。因此，从“圣塔菲观点”出发，一个有趣的理论问题就是：这些有极端尾巴的分布是怎么涌现出来的？为什么这种分布会如此无处不在，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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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什么？问题的解是什么？虽然第二卷收录的文章，有很多是讨论认知和结构的，但是它们并没有深入探讨：从上述新观点出发，什么可以构成一个问题？什么东西可以算作问题的解？也许这是因为，对生成和评估“解”的各种方法的讨论现在还为时尚早。我们还在讨论，我们应当致力于对什么东西求“解”。第二卷中有少数几篇文章完全采用了文字表述，不过大多数文章都提出了数学模型，包括基于统计力学的模型、策略性市场博弈模型、随机图模型、种群博弈模型、随机动力学模型，以及基于行为主体的计算模型，等等。需要指出的是，在某些情况下，有些文章作者所使用的数学模型忽略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例如，均衡计算能够以什么方式提供关于涌现问题的洞见？这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但是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即便是那些用于计算均衡的模型，并声称提出了关于涌现问题新见解的文章也是这样。布卢姆在他对种群博弈模型的讨论中，提出了两个与此相关的问题：在他的理论中，渐近均衡选择定理能不能保证均衡选择“发生得足够快”，从而使它在经济上是有意义的；以及由博弈和互动模型确定的“全局环境”的不变性，能不能与潜在的经济现实兼容，而博弈规则在现实中将经历内生性变化。要想解决传统数学工具与那些可能表现出永恒新异性现象之间的固有张力，无疑是非常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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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第二卷中有几篇文章引入了不那么传统的、基于行为主体的模型。科尔曼、米勒和佩奇讨论了这种建模方法的优点和困难。他们在结论里对这种方法在未来研究中的作用表示了谨慎的乐观。特斯法齐则把自己的文章当作了她所谓的“经济学中‘人工生命’方法的一个例证”，她的文章也阐述了“经济学中仍然有待清理干净的障碍”。说了这么多对这些与“过程与涌现”观点相关的知识论问题，我们可以向读者提供的最好建议也许非常简单：读一读第二卷收录的这些文章，找一找你认为有说服力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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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1704531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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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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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许多经济学家就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金融系统，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系统，很难避免被各种小团体操纵，以达到他们谋取私利的目的。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引出了以下两个问题。第一，给定某种特定的政策框架或拟议中的经济系统，这种操纵是否可以提前预见并预先防止？第二，我们是否可以设计出某种方法（可能是自动的），来测试它们可能会面临失败的模式，以及它们可能被操纵的程度，从而防范将来可能发生的操纵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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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行为（Exploitive Behavior） 无论是金融系统，还是其他社会和经济系统，都很难避免被各种小团体操纵，以谋取他们的私利。我们把这种行为称为“利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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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认为，经济中的剥削行为绝非罕见，而且可以划分为若干特定类别；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扩展政策研究，以便考察政策被“耍弄”的可能性；经济学需要发展一门强大的、专注于失败模式分析的子学科，就像在结构工程和飞机设计中已经大获成功的失败模式分析的子学科一样。本章完成于2010年，当时我正在IBM公司位于阿尔马登的“健康分析和模拟智慧地球平台”（Smarter Planet Platform for Analysis and Simulation of Health，简称“SPLASH”）工作，并得到了同事们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本章是首次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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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有一个一般规则：给定任何一个系统，总会有人找到一种利用它、剥削它的方法。或者说得更简洁一些，所有系统都会被玩弄。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愤世嫉俗。恰恰相反，我在这里指出的是一个有普遍意义的观察结果，即任何政府制度、任何法律制度、任何监管制度、任何企业制度、任何选举制度、任何政策组合、任何组织规则、任何国际协议，人们都能够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利用它来谋取自己的私利。2005年，亚利桑那州州长珍妮特·纳波利塔诺（Janet Napolitano）在谈到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非法移民问题时，模仿非法移民的口气说：“你们把边境墙砌到15米高，我们就会造出16米高的梯子来。”说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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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预见到非法移民会造出16米的梯子，也许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毕竟，纳波利塔诺只是在表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但是，要一般性地预测给定的政策体系中，剥削行为是如何出现却是极具挑战性的。要“剥削”各种系统，方法有很多，其中有些是非常不明显的。但是，我们确实极度需要预见到各种可能的操纵，因为它们有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例如，读者不妨回忆一下俄罗斯1990年从社会主义计划体制向资本主义体制过渡的后果。在那个时期，少数“精英”攫取了国家新释放出来的资产的控制权。或者，想一想加利福尼亚2000年开放能源市场的后果，当时少数能源供应商操纵了市场，损害了整个州的利益。又或者，考虑冰岛2008年的银行体系，一些控制了该国各大银行的所谓金融家，挪用存款人的资产到海外房地产市场上投资，将银行拖入了破产的陷阱。当然，读者很可能仍然对2008年华尔街崩盘记忆犹新，当时对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的监管非常宽松，贷款唾手可得，而衍生品则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形成了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结构，最终令人震惊地塌陷了。所有这些系统都被操纵了，或者用一个更强、更触目的术语，有些市场被“玩弄”了。现在回顾起来，不难看出，所有这些系统都提供了强大的激励，使得它们非常容易被操纵，而且很多最终都难逃系统崩溃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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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提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经济学已经发展得如此精巧复杂，事前又有无数经济学家对拟议中的政策体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怎么还会发生这些经济灾难呢？在前面我提到的那些例子中，确实有若干经济学家提前预见到了未来发生悲剧的可能性并发出了警告。但是这种警告通常并没有什么效果。原因在于，目前大行其道的那种经济学隐含着一种偏见，它会使经济学家选择性失明，因而无法看到经济系统未来被“剥削”的可能性。标准经济理论假定要研究的系统是均衡的，而根据定义，在均衡中没有任何行为主体有动力偏离自己的当前行为。由此而导致的结论只能是，在标准经济学研究的任何一个系统中，侵入性行为或破坏性行为永远不会发生。如果系统可能被侵入，那么某些行为主体将会发起新的行为，并且系统将不能继续处于均衡状态。均衡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决定了，它的研究目的不是探索各种系统被剥削的原因和结果，因此对于系统是如何失败或被利用的系统性研究，不是这个学科思考的核心问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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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将摒弃均衡假设，并以一个完全不同的非均衡假设为基础来进行分析：任何时候、任何政策体系都会为相关各方提供某些激励，而且这些激励反过来可能会促使各相关方发现一些政策设计者没有想到的、能够用来增进自己私利的途径。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探索：“剥削”政策系统的行为是怎么出现的，我们如何对这种行为进行建模和分析，并提前预见到它们或者预先提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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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分析，我把怎样才能预见到各种系统可能被“剥削”这个问题分成4个子问题依次考察。第一，这种剥削行为的原因是什么，它通常是怎么出现的？第二，考虑给定的特定经济系统或政策，我们如何预测它（们）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归于失败，以及我们可以从结构工程学等学科中学到一些什么？这些学科都试图预测潜在的失败模式，因此应该可以在这方面帮助我们。第三，我们如何为被玩弄或被利用的系统构建模型，以及我们怎样预测这些模型中的行为主体“发现”“剥削”这些系统的方法？第四，构造人工智能模型来自动预测经济和社会如何被剥削，这种方法在未来的前景如何？当然，我在这里不可能给出这些问题的完全确定的答案，但是我希望本文至少能提供一个辩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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